论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

李白杜甫，并世齐名。后人对二家既有“李杜操持事略齐”（李商隐《漫成五首》其二）的并尊，也往往有所比较，有所轩轾。千馀年来，李杜二人已各自形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接受史，因而不仅李杜的创作可以比较，其历代接受和研究情况，也可以比较。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段性特征，承前启后，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走上了现代化的研究之路。总结这一时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李杜研究情况，不仅对李杜研究自身，而且对认识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得失，推进其健康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20世纪李杜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释

李白出生地

自宋至清，人们一直以为李白生于蜀中。李白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称“年五十有七”，据此推算，李白当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一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其家“神龙初，潜还广汉”，中间相差五年，可见李白不可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虽看到了上述文献记载，但他怀疑“神龙”年号乃“神功”之讹，仍维持李白生于蜀中说。直至清末黄锡珪编《李太白年谱》，均因袭前人旧说。

1926年李宜琛发表《李白底籍贯与生地》（《晨报副刊》1926.5.10）一文，认为李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的地方”，并指明“是在碎叶”。1930年，冯承钧发表《唐代华化蕃胡考》（《东方杂志》第27卷第17期）根据李阳冰序中李白先世“谪居条支”之说，认为李白“实生于大食”。1935年，陈寅恪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亦认为“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1936年3月及8月，胡怀琛发表《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逸经》第1期、第11期）两篇文章，认为“李白先世所流寓的地方，疑是在呾罗私城南面十馀里的地方”，西距素叶（即碎叶）850里。1936年11月幽谷发表《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逸经》第17期），支持胡怀琛的说法，认为李白早时家庭在碎叶。以上这些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四十年代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詹锳的《李白家世考异》（《国文月刊》第24期，1943.10）即采用此说。

郭沫若于1971年出版《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更为深入地讨论李白出生地问题，认为唐代碎叶有两处：一在中亚，一在焉耆。断定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即今天的托克马克。郭说引起又一轮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讨论，不少人肯定郭说或对郭说有所补充修正。多数皆采用碎叶说。

跟出生地相关的是李白的种族与家世问题。上引李宜琛、冯承钧、陈寅恪、胡怀琛、幽谷等人文章，在谈出生地的同时，即往往伴有李白可能出于突厥族家庭、其他胡族家庭或胡化家庭的推想猜测，至八九十年代，周勋初、葛景春等还从文化背景上对李白进行考察论述。他们的研究有两方面效应：根据李白不同于常人的思想爱好，立身行事，可以看出李白与西域文明的关系；而反之据李白出生地和家世等背景，又可以解释李白思想行为的一些特异方面。

与家世问题有一定联系的，是李白家庭从事何种职业？生计来源依靠什么？詹锳《李白家世考异》云：“意者白之家世或本商胡，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王瑶《李白》（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认为李白父亲“可能是一位大商人”。林庚《诗人李白·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亦认为“李白的父亲大约正是一个客商”。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光明日报》1962.8.12）说李白的故乡绵州是“盐铁有名产地”，“李白的父亲所经营的可能是贩铁商业”；又根据“秋浦有银、有铜”，说李白“到江南活动，也可能是继续他的铜铁经营”，“似乎不仅是运销，而且兼涉采冶”。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第一章《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中说：“（李白）父亲李客由中亚碎叶迁徙入蜀，是拖着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诸多说法，有的猜测过甚，当然不足为信，但李白毕竟说过“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秋日炼药院摄白发赠元六兄林宗》）一类话。在封建时代，商人受歧视，学者不愿把李白的出身与商人家庭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到了20世纪被提出来，也并非毫无依据。

李白几入长安问题

由于新、旧《唐书》均只载李白于天宝初受召见，待诏翰林，因而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人们均认为李白至长安仅此一回。1962年，稗山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对李白在长安和关中所写的诗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表现出穷愁潦倒，渴望遇合，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与天宝初供奉翰林前后的处境和心情显然不合，因而提出李白在天宝初入长安前，尚有一次进京的活动。估计其时间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夏至二十八年（740）春之间。稗山之说在当时只重视政治思想上的评判，而很少有人注意作家行踪考订的情况下，未得到反响，直到1971年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才充分肯定了这一发现，同时断定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730）。1978年后，郁贤皓陆续发表《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南京师院学报》1978.1）、《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同上第4期）、《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社会科学战线》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1980）等文，肯定稗山的“两入长安”说及郭沫若的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说，并较多地补充了第一次入京的论据。此后，“两入长安说”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赞成。

“两入长安”说从提出到确定，研究者尽管也借助了有关史料，进行传统式考证，但更多更重要的是采用了作品分析方法。这条路径，从作品内部寻找内证，通过内容分析，寻绎其联系，从而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包括作时作地）及作家事迹行状做出大体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判断。这样既重视作品内容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证，交互为用，推动了研究向纵深发展。

李白全集的整理研究

20世纪李白诗文全集整理方面出版了三部大型著作。1.《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每篇除原文外，分校、注、评三部分。以乾隆时期王琦注本为底本，以宋蜀本、萧士赟、缪曰芑本及唐各总集、选本所收诗文详加校勘。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评笺、补注，并考订其讹误。2.《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安旗主编，集校勘、注释、集解、辑佚、年谱、资料汇编为一体，按编者意见对李白诗文85%左右的作品作了编年。3.《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詹锳主编，每篇分为题解、原文、校记、注释、集评、备考六部分，全面地清理汇集了前人的李白研究成果，同时融入了著者研究的新见，具有集成性质。

杜甫生平研究

杜甫生平行踪，前人考订比较详悉。20世纪的研究主要有：世系及母系问题、生卒年问题、卒葬地问题、贡举考试问题、与李白和高适相遇的时地以及同游过程问题、离开严武幕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等等。

关于世系，主要有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世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曾意丹的《介绍一块研究杜甫家世的重要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考古与文物》1980.2）、金启华的《杜诗论丛·杜甫世系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中华书局，1987）等。邓绍基对有关成果进行了一番综合整理，认为杜甫世系自晋代杜预以下，除第五代尚不清楚外，其他已全部考出。

关于杜甫的母系研究，有朱偰的《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文风杂志》创刊号，1943.12）、冯至的《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祖母卢氏考》、王辉斌的《杜甫母系问题辩说》（《杜甫研究学刊》1994.2）等文，其中冯至和岑仲勉考证出杜甫有生母和继母，生母为崔氏，继母为卢氏。

关于杜甫贡举应试问题，有香港学者邝健行的《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杜甫研究学刊》1986.4）和《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杜甫研究学刊》1997.4）、乔长阜的《杜甫二入长安时期的几个问题——兼辨杜甫应进士试中的两个问题》（《杜甫研究学刊》1996.3）和《杜甫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7.4）、陈铁民的《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4），其中陈铁民文重新考定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诗作年，指出：“杜甫天宝六载进士试失利……到陆浑庄隐居”，“直到天宝九载，才再次赴京”。

关于杜甫与李白、高适相遇时地及同游踪迹问题，有闻一多的《杜甫》（《新月》第1卷第6期，1928.8.10）、《杜少陵年谱会笺》（《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1—4期，1930）、乔长阜的《杜甫与高适李白游宋中考辨——兼辨杜李游鲁及杜入长安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5.2）等文，闻一多认为杜甫、李白相遇在天宝三载三、五月间，乔长阜认为杜甫与高适、李白同游宋中，当在天宝四载深秋、初冬间，而不是在三载。

关于杜甫离蜀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研究，有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84.1）、《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杜甫为郎离蜀考〉续篇》（《草堂》1985.1），认为杜甫离蜀是因为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而于永泰元年春夏离开成都的，杜甫离蜀是在严武生前。此事因未得确证，暂时仍搁置，但因涉及夔州诗创作的生活基础与思想基础，在杜甫生平研究中应属重要问题。

关于杜甫卒葬问题研究，文章和著作数量很多，仅1988年5月在湖南省平江县举行的“杜甫在湖湘”学术讨论会上即有16篇论文论及卒葬问题，傅光则著有35万言《杜甫研究（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异说虽多，但传统的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的说法，仍为多数学者采用。

关于杜甫在各地行踪遗迹的考察研究，八九十年代相关论文颇多。杜甫在山东、河南、长安、陕北、秦州、同谷、成都、川北、夔州、湖北、湖南等地遗踪，均有一些文章进行考辨。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编写组，经过集体实地考察，编写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纠正历代注家不少地名错误，还发现了一些新的遗踪。

杜甫生平研究中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成果是年谱和评传。闻一多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又辑入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史料，撰成《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有《杜甫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凭借草堂收藏之富，考证杜甫游踪，有其他年谱的所未及之处，但鉴别不精，有芜杂之憾。朱东润的《杜甫叙论》联系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介绍杜甫两次创作高峰，把对杜甫诗歌成就的评价同其生平经历的叙述紧密结合在一起。陈贻焮的《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年出版），是超过百万字的规模宏大之作，该书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背景，揭示杜甫在复杂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思想性格，通过考证和分析，细致地勾勒了杜甫的生活历程与思想创作历程，从各个侧面塑造了杜甫的丰满形象。莫砺锋的《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详细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过程，又把杜甫作为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文学思想进行了探讨。

杜诗文献整理研究

由于80年代启动的由萧涤非等主持的大型项目《杜甫全集校注》一直未能完成和出版，所以20世纪缺少有标志性的杜诗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但除全集的新注、集注外，其他方面的成果还是有一些。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对在南宋即已逐渐亡佚的赵次公杜诗注本进行辑佚整理，恢复了赵注的原貌。全书百馀万字，上册是对赵注甲帙至丙帙的辑佚整理，下册是对赵注丁帙至己帙明钞本的增补校订。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中华书局，1979）、《杜诗注解商榷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前书对涉及杜诗200馀首的虚词、语法进行研究，提出己见；后书又依前例，补撰约200条，是文献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前半部分为论文，后半部分是关于具体诗篇的别解，从前人种种傅会割剥中寻求杜诗的本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成善楷的《杜诗笺记》（巴蜀书社，1989）共笺释杜甫诗句310条，每条先引出原注语，然后加以辨析；郑文的《杜诗檠诂》（巴蜀书社，1992），依仇注卷次顺序，就有关诗句注释，逐一进行辨析；谭芝萍的《仇注杜诗引文补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对仇注引文注杜之失进行辨正。以上四种著作，均时出新见，纠正了前人的许多失误。

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是关于杜集书目的两部有代表性的著作。《杜集书录》分内外两编，“内编”以存书之书录解题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其他杂著类”；“外编”以存目参考资料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存目”、“选本律注类存目”、“谱录类”、“集杜和杜戏曲类”，合计843种。全书还有附录四种：1.《历代杜学著作姓氏选存》。2.《近人杜学著作举要》。3.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于杜诗有重要论述的著作简介。4.《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杜集书目提要》，收录有关杜诗书目890种，起自稍后于杜甫的唐人樊晃，止于1984年出版的著作。每书先介绍著者生平、著述，再介绍内容、体例、特点、成书过程，介绍中带有对该书的评价，最后介绍版式及刊刻流传情况。以上两书是对历代有关杜甫研究著作文献带总结性的盘点和介绍。

二、李杜思想与创作研究

20世纪的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1949年以后，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领域居主导地位；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多方面吸收西方学术文化。这三次变化，前后两次的思想解放意义为众所周知。五十至七十年代，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虽然在推行中存在“左”的教条主义倾向，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对它的曲解或假借其名号的某些功利主义的做法，并不能损害它的光辉。因此，20世纪思想领域的主流意识本质上是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李杜和所有古代作家一样，都要在这发生新变的思想背景下，接受新的审视与评价。

20世纪对李白、杜甫的思想研究，其总趋势是转变角度，肯定李白、杜甫思想中民主性的精华，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李白性格豪放，往往不遵守封建礼教规范，在封建时代受到指斥，而20世纪多数学者则从追求个性解放的角度予以肯定。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描述盛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背景，指出：“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我们试引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来代表当时的风气：（引文略）这种风气在表面上看来很像是颓废，其实只是对于旧礼俗的反抗，其实是一种自然主义人生观的表现。……这是一个自由解放的时代，那不近人情的佛教的权威刚倒，而那不近人情的道学的权威还没有起来。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文学。”在这一背景下，胡适强调：“李白是一个天才绝高的人，在那个解放浪漫的时代里，时而隐居山林，时而沉醉酒肆，时而炼丹修道，时而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以代表那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人生观。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

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段时间内，胡适在大陆被作为批判对象，但认为李白的思想个性及其歌唱代表了自由解放的要求，却并不因为胡适曾经如此说过，就遭到否认。如在对于“自由”和“个性解放”这些字眼甚至有讳忌的六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仍然说李白“一生中总是那么不满于黑暗的现实，以叛逆精神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礼教、以傲岸的态度蔑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权贵、而不倦地追求着个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这说明把李白放在封建秩序和礼教的对立面来肯定他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一直是被认可的。

如果说对李白的思想研究主要是把封建时代认为其有违于礼教的表现转而予以正面肯定，那么杜甫的思想研究则是对封建时代认为其合于礼教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可取的方面，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封建时代称杜甫“本性情，厚伦纪”，“一饭未尝忘君”，尊之为“诗圣”。被带上这种桂冠的杜甫，在反对纲常礼教，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似有可能受到冲击，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至少在杜甫的问题上并没有扩大化。1922年，梁启超给杜甫换上了一个“情圣”的称号。说对于杜甫“诗圣”的徽号，“不必轻轻附和”，杜甫是“写情圣手”，“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情圣杜诗》，载《晨报副镌》1922年5月）。胡适则在《白话文学史》中为杜甫列专章，说他是8世纪下半叶表现人生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又一再强调并赞赏杜甫“用说话的口气来作诗”。看来，由于杜甫的作品写了下层疾苦，在语言形式上又能被纳入白话文学的序列之中，故仍能受到肯定。这种肯定有一种保护效应，他为旧时代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家和忠君观念便很少被触及。因此，杜诗思想内容复杂的一面，杜诗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所受到的肯定，与封建时代的肯定，二者本质上的不同，在上半世纪并未深入展开探讨。直到五六十年代，愈来愈强调区分封建时代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强调阶级分析，有关问题才被深究。冯至于1952年出版《杜甫传》，中心是：“述说他（杜甫）在他生活里经历的那些过程和矛盾”，“他怎样从爱自己的家庭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是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体验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杜甫传·家世与出身》），这可以说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人民性”的标准，动态地分析杜甫思想中的矛盾与发展过程的著作，成为后半世纪杜甫生活道路和思想艺术研究的开山之作。除此外，50年代专就杜甫儒家思想和忠君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也很多，认识上取得了进步。如认为，杜甫所服膺的主要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特别是受了儒家“仁”的影响。认为杜甫的忠君体现在诗中有一些是庸俗的忠君，有一些是忠君和爱国纠缠在一起，或虽忠君但对君主的腐败与过失能够给予揭露和批评。这些认识，因为用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比笼统说杜甫有儒家思想或忠君思想显然是深化了。

20世纪李杜诗歌思想艺术研究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视角，关系密切。世纪前半叶，学者参照西方文学史和文学流派划分，往往指中国古代作家为某某主义某某派，并作出分析和阐述。关于杜甫，从梁启超《情圣杜诗》称之为“写实派”起，以后一直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看待，少有异议，而对李白的认识却复杂得多。胡适尽管称李白“最可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但他在谈到李白与现实关系时却说：“他是个出世之士”，“我们读他的诗，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遨游自得，与我们不发生交涉”，胡适有意绕弯子，把李白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往天上推，表明对李白诗歌社会内容的认识和评价是个难题，认识上难免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上半世纪，崔家宪、苏雪林等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突出其为人与创作中放浪纵恣的一面；徐嘉瑞认为李白是颓废派，强调李白对酒色的嗜好和个人中心主义；汪静之则游移于“浪漫”和“颓废”之间。到了后半世纪五六十年代，给古代作家定性变得谨慎起来，按照前苏联文艺理论界阐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概念，通常被用来评价某诗人或某流派。当时，最推重现实主义，杜甫一开始就被推为现实主义作家，展开了研究，而李白则颇费周折。舒芜在《李白诗选·前言》中说：“他运用了高度夸张放大的方法，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感和意志。这种浪漫主义本质上是和现实主义相通的。”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说：“李白的浪漫主义是热情的、积极的、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的。”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通，前苏联文艺理论中本来就有这种说法，但即便如此，亦可见在当时的理论框架下，李白归属的尴尬。五十年代末期，苏联文艺理论影响渐渐削弱，中国领导层提倡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对历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评价提高，与现实主义并列，成为文学史上两大进步潮流。为构筑这一文学史框架，对李白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和认识，中国文学史上从屈原到李白一线受到关注和梳理，两人被推为浪漫主义代表作家，而与由《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一线并列，出版于六十年代初的中国科学院文研所编写和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代表了这种框架和对两个诗人的定位。

在李白还没有被文学史明确地以浪漫主义定性之前，李白研究还没有形成套路，学者们自出主见，评论李白，颇具创新性。舒芜在1954年8月出版的《李白诗选·前言》中说：八世纪前半，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精神面貌即我国文学史上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具有全面代表性，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就是李白”。同年6月，林庚在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作了《诗人李白》的报告，认为：“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在一切艺术之中，诗歌正是那最优秀的旗手，这就是历代人们念念不忘的‘盛唐之音’。”这种“盛唐之音”在李白诗中突出表现为“自由的丰富的想象，少年解放的精神，对于祖国乡土的热爱与礼赞”。围绕这一中心论点，林庚对李诗的思想与艺术作了一系列精彩的分析。1958年，林庚又发表了《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1958.2）一文，举李白许多诗歌为例，“强调‘盛唐气象’是指诗歌中蓬勃的气象，……是一种蓬勃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讨论并曾遭到批判。但批判并未起到取消“盛唐气象”说的效果，到了八九十年代学术研究趋于正常化之后，李白与“盛唐气象”的问题又引起讨论，除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外，还有不少文章从文化学、美学等角度作新的阐发，成为20世纪李白与唐诗研究中的热点和亮点。

后半世纪的杜甫研究大体上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推进的，“现实主义”、“人民性”等标准，用于杜诗，当时普遍感觉是新鲜贴切的，以至紧接冯至的《杜甫传》之后，又有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从研究著作数量看，杜甫研究在五十年代是领先的，但从观点和方法看，几种书大体属同一模式，在研究上走的是一条较为平稳顺当的路，理论上似乎无需做出太大的努力。有学者说《杜甫研究》“全书绝大部分都是对杜诗人民性与现实内容的反复阐述”，有“单一性”、“简单化”的局限（许总《〈杜甫研究〉得失探》，载《学术月刊》1986.1），虽是批评萧著，其他杜诗研究著作也难以摆脱这种局限。杜诗研究上取得较好成绩的是1962年。时因杜甫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举行纪念其诞生一千二百周年活动。一年间发表论文逾百篇，而且许多出自著名学者之手，其中如冯至对杜甫“诗史”艺术特征的论述，蒋和森对杜诗气魄以及杜甫生活与创作关系的论述，吴调公关于杜诗美学观的论述，马茂元关于杜甫七绝艺术的论述，夏承焘关于杜甫绝句的论述，均有独到之见。这是在中国大陆政治运动的短暂间歇期，学术思想有所宽松的产物。

“文革”以后，对杜诗爱国爱民思想的阐发，与五六十年代未有多大差别。只是对杜诗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恢复了注意，亲情、山水、珍爱生命、热爱自然、日常生活的诗进入了研究的视野；杜诗艺术研究则成为主要趋向，向体裁研究、风格研究、结构研究、语言研究等多方面扩展，其中程千帆等的《被开拓的诗世界》结合杜诗思想与艺术特点，探索杜甫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颇具开拓意识，而一般的艺术研究，对80年代以前的思路和框架未有大的突破，在杜甫这样的大家面前，尚显比较细碎，缺少大气包举、有深刻新鲜之见的著述。世纪末，有些学者忙于杜诗学的建构，多渊源与影响研究的著述，不免给人以杜甫研究似乎已经走向完成的感觉。这与李白研究受家世、出生地、几入长安等问题的带动，在其思想渊源、生平交游、诗歌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的探讨上仍呈推进态势，有所不同。

三、20世纪李杜研究差异根源的探讨

据统计，20世纪中国李白研究共出版著作二百多种、文章三千多篇；杜甫研究著作二百二十多种、文章三千一百多篇。20世纪李白诗文集有三种大型注本问世，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杜甫诗文集未有具规模的新注本。李白生平研究，有出生地、种族、几入长安等重大问题，杜甫生平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则比较一般。李诗思想与艺术研究，有李白与浪漫主义、李白与盛唐气象、李白与唐代文化等新开拓，杜甫研究在现实主义、人民性的视角下平稳展开，但平稳中也就难得激发大的开拓与创新。由于前代对两家研究所留下的基础并不相等，有关李白生平研究和诗歌艺术研究，目前还未推进到杜甫那样详细的程度，但若以时段论，比较20世纪这一段研究成果，李白不只是研究成果数量上升，改变了前代千家注杜、数家注李的情况，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成就也更为突出。李杜研究，向为显学，差异的出现，决非双方投入力量大小和专家水平高低的问题。从李杜研究史看，在封建时代，杜甫研究一直长期领先，而到了20世纪，出现李白研究推进速度加快的现象，应该是既有学术发展的自身原因，更与时代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学术研究前后相续，同类研究，前人开发愈多，留给后世的用武之地可能愈少。杜甫的诗歌多叙事，对其生活和经历的记述，比李白诗歌留下的材料要多。基于相对充足的材料，前代学者，特别是长于考据的清代学者，对杜甫生平考证和杜集整理注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朱鹤龄的《杜工部集辑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在生平考订、作品编年、词语注释笺解方面各有其成就和特色。再加上一些研究专书，把对杜甫生平研究和杜诗词语诠释推进到了堪称详备的地步。处在清人之后，20世纪学者想要再编出超越清人的大型新注本确实不易。李白的诗歌偏于主观抒情而少反映其生平活动的纪事。清代王琦辑注的《李太白全集》，是李诗最详备的注本，但在作者生平与诗歌创作背景考订上，其清晰具体的程度，仍远不能与其同时代学者注杜相比。不仅给后人治李诗留下巨大空间，且因其不足，也促使学界产生对于新注本的迫切需求。而杜诗有清人的多种各具优长的注本，人们对新注本的期待，也就不及对李诗注本之迫切。学术研究中围绕一些具体课题或角度所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像生平考证、文字注释等，客观的限度是存在的。有关古代作家现存文献资料得到了正确的、充分的利用，有关词语典故得到了合理的清晰的解释，该作家的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疏的丰收期，也就大体上过去了。其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能处于添补和进一步追求完善的过程中，而难得有更大的突破，20世纪杜诗的文献研究与生平研究即表现为此种状况。

学术研究中力破馀地与新开拓的出现，往往与文化背景提供的契机相关。20世纪前，李白生平研究固然留下了很多空白，但有些空白不是前人的目光没有扫视过，而是受历史条件限制，取得突破的时机尚未到来。清人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附录《李太白年谱》于“唐长安元年辛丑”下云：

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又注李白诗《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于“乡关眇安西，流浪将何之”句下注云：

杨齐贤曰：唐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后徙治高昌故治，又徙治龟兹，而故府复为西州交河郡。琦按文义，“安西”字疑讹，指为陇右道安西大都护府者，恐未是。

可见单从材料上看，王琦已接触到了李白的出生地问题，但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以当时的学术思想、知识水平，人们不敢想象李白会出生于域外，王琦未能就有关材料认真加以追究，仅有“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的一闪念，而终于以考据家的手法，怀疑“神龙”年号为“神功”之讹，又怀疑“安西”字有讹，将问题轻易放了过去，思想认识水平乃至知识范围的局限，使他失去了本来有重大发现与突破的可能。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东扩张，对中亚和东亚历史文化研究，成为英、法、俄等国新兴学科。就中国而言，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使原先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开了眼界和思路。当时东西方学者关于历史上中外交流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使隋唐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在边疆的活动以及彼此交往与融合的事实，被大量地揭示出来。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李白出生于西域，受西域文化影响，甚至可能带有西域少数民族血统等等，无疑会引起敏感，只要有可供依据的文献资料，研究者自然会勇于揭示。李白的出生地问题，再次提出并展开讨论是在七十年代初。前苏联当局在我国东北和西北挑起边境冲突，并且制造玉门关以西不属中国领土的舆论，而早在汉代和唐代，中国政府就在新疆和中亚一带设置行政机构、大诗人李白出生在中亚等历史事实，是驳斥苏俄扩张主义者谰言的有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自然注意有关问题，并作出进一步研究。政治和时代文化背景对于学术的影响和带动，这可算一个典型的例证。

突破和创新，与研究者遭遇困难，努力向理论和材料进一步深入，以寻求出路相关。以李白为浪漫主义，以杜甫为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为这两位作家建立的最具有体系的新论。从建构的情况看，对于杜甫，大致是将那些忧患纪实之作，与其所处的“万方多难”的时代相联系，从而证明其为现实主义。这样做，在材料上、逻辑上都足以说服人。因而现实主义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都相当有力地牵引着杜诗的阐释朝一个方面倾斜，无形中消解了从多种角度阐释杜诗的需求，也未给相关理论研究提出太多需要解决的课题。上面提到的冯至的《杜甫传》，研究和阐述杜甫怎样“从抒写自己的情感到反映人民生活”，较之旧时代的研究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杜诗中抒写自己情感的篇章，毕竟是多数；而且，作为抒情诗，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感与反映人民生活和时代，往往密不可分。研究者的目光，如果只集中于“对人民生活的反映”，便不免造成现实主义阐释体系对多角度、多样化阐释的取代，这与杜诗的丰富性是相悖的。与杜甫相比，李白被普遍地承认为浪漫主义作家的过程则要曲折一些，出现过种种分歧意见，由分歧和困惑引起多方面思考阐释，倒是有助于加深对李诗艺术特质的认识。虽然到九十年代一些文学史著作已较少采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类提法，但对于用平实思维方式比较难以深入的李白，经过浪漫主义的阐发，在对其诗歌艺术特征的把握上，比过去时代毕竟大大前进了一步。

李白和盛唐气象问题，与其诗的浪漫主义特征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也是为李白诗歌寻求合理的阐释而提出的。五十年代前期，杜甫已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得到了肯定，李白究竟如何认识呢？当时新中国初建，社会上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在文学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正被普遍接受，并尝试加以运用。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学者，欣逢一个富有朝气充满展望的年代，在努力运用反映论，将李白与所生活的盛唐联系起来，对李白所反映的那种盛大时代产生一种微妙的亲和感，从而对李诗作出了新的诠释。舒芜《李白诗选·前言》称李白是“日光下的诗人”，说“大唐帝国之初，和政治经济上一系列具有进步性的制度带来一片新气象”，李白诗歌“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遏制不住青春奋发的情感”，“表现最典型的盛唐气象就是李白”。从舒芜对李诗背景、诗境和给予读者感受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舒芜或多或少是把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带进对李诗的解读中，因而特别肯定李诗所反映的光明盛大的一面。林庚的《诗人李白》亦有与舒芜类似情况。书中“解放”一词，用于李白的时代和李白的思想性格，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又把盛唐时代的出现，说成“人民斗争胜利的果实”，说李白“最优秀地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那丰富的想象，解放的个性，通俗而飞动的歌唱，青春与浪漫的气质，无一不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林庚固然是努力运用反映论，“把对于李白的认识，从过去‘诗仙’、‘云端里的诗人’等脱离政治的概念中纠正过来，恢复了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李白的原来面目”（《诗人李白》1956年新一版时的内容提要），但同时在把“盛唐精神面貌”与李白相联系时，其自身的生活感受也不免介入其中，对理论的升华起了某种诱发作用。

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传统诗学结合，对20世纪的诗学研究一直是一种推动力。而具体结合中所产生的成效如何，取决于二者交汇在形成新的理论建构时，沟通的深度与升华的高度。唯物主义反映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知人论世存在相通之处，知人论世把诗人诗作与其时代相联系，即包含着文学作品是时代和社会生活反映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林庚等人关于李白和盛唐诗歌的研究，既努力运用反映论，同时又吸收了以严羽为代表的古代诗论中对李白和盛唐诗歌的评论。严羽论诗体时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沧浪诗话·诗体二》）等等，表明他是重视时代与诗歌特征之间联系的。诗歌的时代美学特征，如盛唐气象等，难以机械地加以实证。严羽出以妙悟，实际上是一种更贴近艺术形象本身的直观性的把握，是艺术鉴赏和感受的提炼与升华。林庚在论盛唐气象时，对严羽之论多所引述，并加以阐发。林庚的引述，重在通过借鉴前人，把盛唐诗歌最具时代特征的美学风貌凸现出来。而在严羽那里只是凭感悟所作的三言两语的判断，到林庚则进而将时代环境和诗人生活经历、思想情感、诗歌风貌联系在一起分析，使之形成对于一个时代诗歌从背景到美学风貌的全面系统的论述。林庚说：

论“盛唐气象”最集中的，莫过于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一批评名著，其中心命题就是高倡“盛唐气象”。《沧浪诗话》的见解，事实上也是继承了“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这一传统的认识，集中了《诗品》以至《诗式》各家的见解……

——《盛唐气象》五《〈沧浪诗话〉论盛唐气象》

林庚寻绎严羽论盛唐气象的理论渊源，而他自己则又是继承了《诗式》、《沧浪诗话》等多家著作的见解，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力图从盛唐时代入手”（《唐诗综论·后记》），把时代生活——时代美学特征——典型的代表性诗人联系到一起，对“盛唐气象”和李白诗歌的时代性格作了新的阐释。这些阐发，将文学是现实生活反映的原理，与传统的诗学沟通、融合，颇能显示传统诗学与现代学术结合对推进和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

20世纪的杜诗研究，反映论与传统的知人论世相联系沟通的情况也相当多。从知人论世角度论杜诗，最为突出的是“诗史”论。所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第三》）。而以现实主义考察衡量杜甫，前代“诗史”之称，则是可以用来作为属于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最有力证据。如萧涤非说：“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这所谓诗史，本质地说，也就是诗的人民生活史。”（《诗刊》1962.2）毫无疑问，能称得起“诗的人民生活史”的作品，当然属于现实主义之列。可见从知人论世角度考察杜甫，与从现实主义反映论角度论杜甫，彼此沟通联系是较为方便的。但因为易于沟通而缓解了研究的压力，也就减弱了对于开拓创新的驱动力。

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颇有值得总结之处，学术研究跟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对于李白、杜甫，我们能有今天的认识，仿佛他们不是陌生的古人，而是为我们所理解，许多方面还能介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产生交流，是由于20世纪的思想文化推动学术研究，使其人其诗能以现代的理念去理解，并能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时代的进步，政治的大背景，还能够直接提出新的课题，开出新的学术领域，李白出生地和氏族研究，即是很典型的例子。

学术研究是一个在理念上、方法上不断更新而又前后承续的过程。传统的中国诗学研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传统的方法跟它的研究对象，有先天的自然的联系，有其科学的合理的方面，但传统方法对于对象的长期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馀地往往比较小，20世纪杜甫研究很能表现这一点。研究中需要引入新方法，在20世纪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并有了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新方法与旧传统的承接转换，在具体课题、具体作家身上，有的较为方便，有的难度较大。但困难催发和磨炼学者的创造精神，方便则有可能淡化甚至取消了创新的要求。作家的某一方面，前代研究的深入和充分，留给后代开发的馀地可能比较小，甚至会助长因循守旧，而前代未能做出充分研究，甚至未曾展开的课题，倒是给后代学者留下了用武之地。

李白、杜甫研究在20世纪以区别于旧时代的方法观念所展开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程。今天，时代发展的速度空前加快。随着20世纪的过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用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又成了新的传统。无论李白也好，杜甫也好，在研究上都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角度。20世纪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是中华民族谋求生存自立时期，中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极为艰苦复杂。此一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从作品的社会意义着眼，是其根本出发点。而21世纪的中国，是发展经济文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文学研究将进一步回归文学的本质，更强调人的本位，关注人性在文学中的体现。作为以抒情诗的形式，对人性、人的情感与精神面貌作了最为健康、最为丰富多彩展示的李白与杜甫，在21世纪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愿有关两位大诗人的研究，能在20世纪成就的基础上，把传统与新的方法、新的理念结合得更好，开拓出更新的局面。

［原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7年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年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均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