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方观念与中国古籍：
互相参证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三大成就之一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这种“外来之观念”，不仅被王国维用来评论《红楼梦》，并考察了宋元剧曲史，成就最大的当属在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所作的考证古史和古文字的工作。王国维早年渴望从西方哲学中寻找到真理，但康德主义、叔本华唯意志论给不了王国维想要的东西，反而是西学的科学方法对于整理中国古代史料和古文字很有用处。
以科学方法考证史料
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中说：
自周初迄今，垂三千年。其迄秦汉，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的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
这是王国维对自己以科学方法治文字学的表述。由于秉持着科学的方法、态度，王国维在文字学方面获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很多前代及同时代的学者。王国维认为，西方学者长于抽象、精于分类，善于用综合、分析的方法，这些科学的方法都可以应用到各种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去。他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便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不是单纯地认字，靠的不是猜测和推演，而是以下这些方法：
第一，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况；
第二，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
第三，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
第四，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
由此，我们便能明白王国维是怎样以科学的方法，来对中国古文字学进行研究的了。分析、归纳、综合、演绎，反复论证，终于有所发现，为中国古文字学开创出一个新时代。
引入西方学术语言的必要性
随着白话文运动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倡导下愈演愈烈，王国维则注意到由国外输入“新学语”的必要性。
王国维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用语的不足，是由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造成的，这两种不足，互为因果。首先，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达，是衡量人思想状态的标准与尺度，语言与思想是一体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语言，特别是学术用语的不同。他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曾发出这样的议论：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雅里大德勒自哀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之不足用，岂待论哉！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乏抽象之力者，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何则？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
因此，引入外来学术用语，就成为弥补传统学术与传统思维局限的必然选择。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导致大部分中国学者缺乏对语言与思维统一性的认识。一些学者认为有了外来词语的输入，就能帮助风雨飘摇的传统文化来抵御西方文化的冲击，对语言与思想文化变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都估计不足，将近代的新语冲击看得过于简单，他们或全盘音译，直接套用，忽略了相异的语言文化基础；或极力抗拒新的词汇，甚至强调传统古语意指丰富，完全可以用来对译现代概念。王国维则不然，他立足于语言的本身，从语言与思维的相关性入手，来考察新语的输入，更为客观、理性，也更加符合汉语发展的实际。
王国维生活于社会的剧烈变革之中，在政治上或许较为保守，但在学术上却建树颇丰。他在哲学、美学、文学、历史、考古、小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研究，而且学术胸怀宽广，不囿于新旧、中西之争，令很多中国古籍重放光彩。鲁迅认为，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陈寅恪则赞叹王国维的学识“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