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

当这个“万方多难”的年头，逝去了几位友人，正有如万木森森的树林里，落下了两片三片的黄叶，那又算得什么事！我们该追悼无数为主义而脰折断颈的“烈士”，我们该追悼无数为抵御强权，为维护民族的生存而被大炮枪弹所屠杀的兵士，我们该追悼无数的在国内、国外任人烹割的，无抵抗的民众。我们真无暇纪念到我们自己的几位友人们，当这个“万方多难”的年头！

然而在这个“万方多难”的年头，逝去了的那几位友人，却正是无数的受苦难的民众的缩影。我们为那几位友人而哭，而哀悼，除了为我们的友情之外，也还有些难堪的别的情怀在。我们的勇士实在太少了。我们的诗才也实在太寥落了。当这个年头儿，该是许多勇士，许多诗人，为民众，为生活在这个古老的国土上的人类效力的时候，却正是那些最勇敢的勇士们受最难堪的苦难，而逝去，也正是那些最可珍异的诗才们受无妄之横祸的时候。站在最前面的一批，去了，远了，后继者有谁呢？真难说！这是我们所不得不为我们的逝去的友人们痛心的。我们常是太取巧了，太个人主义了，太自私了。站在任何主义的坚固的阵线上而作战的人们，在这古老的国里，几千年来就不多几个。现在是个大转变的时代，该产生出无数的意志坚定的战士，有为民众，为主义——不管他什么主义——而牺牲而努力。在过去的三五年间也真的产生了不少这样的无名的英雄们。这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的一线新的生机。我们该爱护这新生的根芽，我们该培植这新生的德性。然而不然，最遭苦难的却正是他们！那不全是被“屠杀”，——当然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还有无数的别的不可说的法术儿，被用来销铄他们，毁亡他们。总之，要使意志坚定的最好的最有希望的青年们，在全国不见了踪迹。这是我们最可痛心的事。

至少，至少，我们该为国家爱惜有希望的人们，为民族爱惜意志坚定的战士们。这是我忆念到今年逝去的几位友人们便要觉得痛心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有的友情而已。

一、胡也频先生

第一个该纪念的友人是胡也频先生，在今年逝去的友人们中。

胡先生的死，离现在已有好几个月了，我老想对他的死说几句话，老是没有机会。他的死是一个战士般的牺牲，是值得任何敌与友的致敬的。

凡是认识也频的人，没有一个曾会想到他的死会是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他是那样的文弱，那样的和平；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式”的文人，做着并不激刺的诗与小说的，谁会想得到他竟会遭际到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

也频的诗与小说，最早是在北平的《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在那个时代，他所写的诗与小说一点儿也没有比当代的一般流行的诗人和小说家们的作品有什么更足以招祸惹殃的所在。他的诗文散文，完全是所谓“绅士式”的文学：圆润，技巧；说的是日常的生活，绅士的故事。一丝半毫的反抗时代的影子，在那里都找不到。他们如百灵鸟在无云的天空，独自地歌啭着，他们如黄莺儿在枝头上跳跃不定的一声两声自得的鸣叫着。他们似还没有尝到任何真实的人间的生活的辛辣味儿。

后来，他到了上海。他的作品便常在《小说月报》上及他和丁玲、沈从文诸位自己所办的《红黑》上发表，他的作风还是一毫也不曾变动。他那时所写的，似以小说为最多。也只是些“绅士式”的小说。

有一天，他和从文同到我们那里来。

“我们组织了一个出版机关，要自己出个文艺杂志。”也频这样说，微笑的。

“要你们大家都帮忙才好呢。”从文说。

过几天，果然有“红黑社”请客的通知来。

那一天在静安寺路华安公司的楼上，举行了一次很盛大的宴会，倒有不少我所不认识的士女。也频和丁玲是那样殷勤地招待着。也频的瘦削的脸上，照耀着喜悦的颜色。他是十足地表现着“绅士式”的文人的气度，——但恐怕这便是最后的一次了。

《红黑》出版了几期，听说《红黑》的出版部，发生了问题。没有别的，只为的是：“红”“黑”两个字太鲜明得碍目。于是不管它的内容如何，便来了一次不很愉快的干涉和阻碍。在那个时候，也频定受有很大的刺激与冲动。后来的转变，或已于此时植下很深的根芽。

有半年之久，他所做的仍是那一类“绅士式”的小说。那时他的生活似很艰苦，常常要为了生活而做小说，要为了卖小说而奔走着。在那个时候，他是和“现实的生活”窄路相逢了；他和它面对面的站着。常有被它吞没下去的危险。但他始终是挣扎着，并不退却，也并不转入悲观。

常是为了“没有米了”，“房钱是来催迫过好几趟了”的题目，执持了匆匆完稿的作品去出卖。

逢到“婉辞拒却”的机会是不少的，但也颇始终保持着他的雍容大量的绅士态度，一点儿也不着恼。把他的文字做严刻的讥弹着的也有，但他仍是很虚心的并不表现出不愉快的态度来。

我不曾见过那么好脾气的小说家、诗人。

在那个时候，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于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他和我是无话不谈的，在那时候。

不知在什么时候，他的作风，他的生活突然地起了一个绝大的转变，这个大转变，使他由“绅士”一跃而成为一个战士，使他由颓唐的文人的生活，一变而成为一位勇敢的时代的先驱。

他的爽直的性格，真纯的意志，充足的生活力，以至他的富有向前进的精神，都足以使他毫不踌躇地实现他的这个转变，使他并不退缩的站到时代的最前线去。

我记得，他有好几个月不来了。在前年的冬天，一个灰暗的下午，他又来了，带了一包的原稿。

“我现在的作风转变了，这是转变后的第一篇小说，中篇的，请你看看，可否有发表的机会。”

那中篇小说的题目是《到莫斯科去》。我匆匆地翻了一遍，颇为他的大胆的记述和言论所震动。

“等我细细拜读一下再说。假如没有什么‘违碍’，发表当然是不成问题的。”我说。

我不好意思立刻便对他说，那题目便是一个最会“触犯时忌”的标识。

像那样坦白的暴露着最会“触犯时忌”的事实的小说，在当时的出版物上，至少在《小说月报》上——是没法可以发表的。所以第二次他来了时，我便真心抱歉地对他说道：

“实在太对不住了，这部中篇，为了有‘违碍’，月报上似乎是不能发表的。”

也频非常明了我的地位，他微笑道：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也知道有些‘不便’。但请你指教这小说里有什么不妥当的所在？”

我坦白地说出了我的意见。他很觉得同意。

以后，他依然常常来。还常常拿稿子来，但不常常是他自己的，有时是丁玲的，有时是从文的。他还不时地说穷，但精神却极为焕发，似乎他的兴会比往常都好。我知道他在“工作”，但我绝不问他什么——我向来是绝对不打听友人们的行动的。在他小说里，我见到他是时时很坦白地在诉说他的“工作”的情形，以及心理上的转变与进展。

在去年下半年的小说里，他似仍在写着他自己的“工作”的事；但在那时，有一件在他生活里比较重要的事发生，那便是丁玲的生孩子。

为了这件事，他奔走筹划了不少时候。他所写的《母亲》和《牺牲》的两个短篇，便可充分地表现出他那时的心理的变化。我以为，在他的许多小说里，那两篇是要归入最好的一边，就技巧而论。

他这件家庭的事，刚刚忙过去不久，不料一个惊人的消息便接着而来，那便是他的被捕。我始终不大明白他被捕的真实原因何在。关于这，有种种的传言。

从他被捕以后，由丁玲、从文那里，时时得到如何设法营救他的消息。

突然地，又有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那便是他已经是如一个战士般地牺牲了。关于这，又有种种的传言。其中的一个是，在一个死寂的中夜的时候，有人听见一队少年们高唱着《国际歌》，接着“啪啪啪”的一阵枪声，便将这激昂高吭的歌声永远，永远地打断了。

也频便是这样的战士般地死去，据说。

谁知道呢？

但从此以后，便不再听见关于营救他的消息了，也不再听到关于他的任何的消息了。

他是这样地得到一个英雄的死！凡是认识也频的人谁还会想得到呢？！

二、洛生先生

第二个该纪念的友人是洛生先生。

洛生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实的姓名是恽雨棠。

我有好久不知道洛生是何等样人，虽然在《小说月报》上已几次的登载过他的文字，——正如我有好久不知道巴金先生是谁一样。大约是前年的秋天吧，同事的某先生送来了一册文稿，他说：“这是一个朋友转交来的，不知《小说月报》上可登否？”

那是题为《苏俄文艺概论》的一册原稿，底下作者的署名是“洛生”二字。

我读了那册原稿，觉得叙述很有条理，在那几万个字里，已将我们所想知道的俄国大革命后的文坛的历史与现状，说得十分地明白，一点儿也不含糊。

我很想知道洛生是谁，但那位同事，他也不明白。他说，只知道洛生是曾经到过俄国的，他的俄文程度很不坏而已。

我不再追问下去。

我很想请洛生多译些小说或论文，但自从刊出《慨论》之后，总有半年多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也再没有人提起过他。

我不知道他的所在，我不知道他是谁。

有一天，在早晨成堆的送来的邮件里，我得到一封署名为洛生的信，他说，约定在某一天来看我，有事面谈。

我很高兴，我终于能见到这位谜似的洛生。

他依约而来。会客单上写的仍是“洛生”两个字。

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脸部表现久历风霜的颜色。从他那坚定有威的容颜上便知道他定是一位意志异常的坚定的。在我的许多友人们里，似没有比他更为严肃、坚定的。我们没有谈过一句题外话。他来，是为了稿件的事，谈完了，便告辞。

我一点儿也不曾想到要问他的姓名。

后来，他不时地来，也总是为了文稿的事。我们渐渐地熟悉了。从他的评判和论断上看来，足以见出他是一位很左倾的意志坚定的人物，他的来，常是那样的神秘，有时戴了帽檐压在眉前的打鸟帽，有时戴着眼镜。有时更扮以一位穿短衫的工人般的人物。

我不便问他的事。但我很担心他的行动。

有人告诉我，他看见洛生穿着一身敞着前胸的蓝布短衣，在拉着洋车呢！有一天。

他是那样的谜般的行动，正如他的那样的谜般的姓氏一样。

有一次，当四月的繁花怒放的时候，他来了，表示着很严重的神色。正是下午，我坐在沉闷的工作室里，实在有些感着“春”的催睡的威力。他的来，使我如转入另一个气候里。我顿时地清醒了，振作了。

他是来和我谈当时正在流行着的“新兴文艺”的问题的。

他问我对这有什么意见，还有：

“你的杂志的态度，究竟如何？”

虽然我和他不是很生疏，但这一次那么正式的严重性的访问，颇使我觉得窘。

我只得将我的及杂志的地位，详细地使他明了。

他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当时那副严重的神色，我还记得很清楚。

方先生从日本回来，我告诉他，有洛生这样的一个人。

“我去打听打听看，高大的个儿，大约是G吧？”方说。

“也许是的。”

第二次见到方时，方说：“我已经打听出来了，他不是G，乃是我们的旧同事——在定书柜上办事的恽雨棠。”

说起恽雨棠，我便记起很早的一位《小悦月报》的投稿者来，恽君是曾在《小说月报》上登过一篇小说的。我记得，他用的是很讲究的毛边纸写的，写的字体很清秀可喜，写的故事，也是一篇富于家庭的趣味的事。我的想象中，始终以他为一个很文雅的瘦弱的如一般文人似的人物。

谁想得到这位洛生，便会和那位恽雨棠是同一个人。

自知道了洛生的真实的姓氏之后，便再也见不到他。

有人传说，洛生在闹着恋爱的问题，到外城去了。

但他不再来。

又有人传说，洛生和他的妻，已一同被捕了。

他的不曾再度出现，大约可证实了这个传说吧。

过了一两个月，又有传说。洛生和他的妻，都已如战士般地同被牺牲了。

在如今的一个大时代里，这种的牺牲不是少见的。

但他不再来！

洛生，谜般地出现，便也这样的谜般地消失了。

但他不再来！永远地不再来！！

三、徐志摩先生

第三个应该纪念的是徐志摩先生。

我万想不到要追悼到志摩！他的印象，他的清臞的略带苍白的面容，他的爽脆可喜的谈笑，还活泼泼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是在四个礼拜以前，适之先生的家中。他到了北平，便打电话来找我，我在他的房里坐了两三点钟。我们谈的话都是无关紧要的，但也都是无顾忌的。他的态度仍如平常一般地愉快，无思虑。想不到在四个星期之后，我们便永远地再见不到他了！——我们住在乡下的人，消息真是迟钝，便连他南下的消息，也还不曾听到过呢。我还答应过清华的同学，说要找他来讲演。不料这句话刚说得不到几天，我们便再也听不到他的谈吐，他的语声了！

地山告诉我说，他最后见到志摩的一天，是在前门的拥挤的人群里，志摩和梁思成君夫妇同在着。

“地山，我就要回济南去了呢。”志摩说。

“什么时候再回北平来呢？”

志摩悠然仍带着开玩笑似的态度说道：“那倒说不上。也许永不再回来了。”

地山复述着最后这句话时，觉得志摩的话颇有些“语谶”。

前天在北海的桥上遇见了铁岩。我们说到了志摩的死。铁岩道：

“事情是有些可怪。志摩的脸色不是很白的么？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觉得他的脸上仿佛罩上了一层黑光。”

这些都是事后的一种想当然的追忆，未必便是真实的预兆，也许我是太不细心了，这种的预兆，压根儿便不曾在我的心上飘浮过。

其实，志摩的死，也实住太突然了，太意外了，致使我们初闻的时候，都不会真确的相信。我见到报纸后，立即打电话去问胡宅：

“报纸载的徐志摩先生的事靠得住么？”

回复的话是：“靠得住的；徐志摩先生确已逝世了。”

“有什么人到济南去料理呢？”

“去的是张慰慈、张奚若几位先生。”

当我第一天见到报纸，载着一架飞机失事了，死了两个机师、一位乘客的失事时，只是慨叹而已。谁想得到，那位乘客便会是志摩！

志摩不死于病，不死于国事，不死于种种的“天灾人祸”之中，而死于空中，死于烈焰腾腾，火星乱迸的当儿，这真是一个不平凡的死，且是一个太无端的死！

也频、洛生的死，是战士般的牺牲；志摩的死，却是何所为的呢？

我们慨叹于一位很有希望的伟大的诗人的逝去，但我们也不忍因此去责备任何人。责备又何所用呢？

志摩是一位最可交的朋友，凡是和他见过面的人，都要这说。他宽容，他包纳一切，他无机心，这使他对于任何方面，都显得可以相融洽。他鼓励，他欣赏，他赞扬任何派别的文学，受他诱掖的文人可真是不少！人家误会他，他并不生气；人家责骂他，他还能宽容他们。诗人、小说家都是度量狭小得令人可怕的，志摩却超出于一切的常例之外，他的度量的渊渊颇令人难测其深处。

他在上海发起笔会。他的主旨，便在使文人们不要耗废时力于因不相谅解而起的争斗之中。他颇想招致任何派别的文学家，使之聚会于一堂，使得消灭一切无谓的误会。他很希望上海的左翼文人们，也加入这个团体。同时，连久已被人唾弃的“礼拜六”派的通俗文士们，他也想招致（我是最反对他要引入那些通俗文士们的意思的）。虽然结果未必能够尽如他意，然他的心力却已费得不少了。

在当代的文坛上像他那样的不具有“派别”的旗帜与偏见的，能够融洽一切，宽容一切的，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人。

他是一位很早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但他同别的会社也并不是没有相当的联络，他是一位新月社的最努力的社员，但他对于新月社以外的文学运动，也还不失去其参加的兴趣。

他只知道“文学”，他只知道为“文学”而努力，他的动机和兴趣都是异常的纯一的，所以他绝不会成为一位偏执的人。

许多人对于志摩似乎都有些误会。

有的人误会志摩是一个华贵的“公子哥儿”。他们以为：他的生活是异常地愉快与丰富的，他是不必“待米下锅”的，他是不必顾虑到他的明天乃至明年以后的生计的。在表面上看，这种推测倒未必错。他的外表，他的行动，似是一位十足的“公子哥儿”。可惜他做“公子哥儿”的年代恐怕是未必很久。他的父母的家庭的情况，倒足以允许他做一位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儿”。但他却早已脱去了家庭的羁绊而独立维持着他自己的生计。他在最近三五年里我晓得，常是为衣食而奔走于四方。他并不充裕。他常要得到稿费以维护家计。有一个时期，他是靠着中华书局的不多的编辑费做他的主要的生活费。有一个时期，他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每星期要往来京沪路一次，身兼中大与光华两校的教席，为的是家计！

有的人误会志摩是一位像春天的蛱蝶般的无忧无虑的人物。他们以为志摩的生活既极华贵、舒适，他的心地更是优游愉快；似没有一丝一抹的忧闷的云影曾飞浮过他的心头。我们见到他，永远见到的是恬静若无忧虑的气度，永远见到的是若庄、若谐的愉快的笑语与风趣盎然的谈吐。其实，在志摩的心头，他是深蕴着“不足与外人道”的苦闷的。他的家庭便够他麻烦的了。他的家庭之间，恐怕未必有很怡愉的生活（请恕我太坦率了地诉说）。有好几年了，他只是将黄连似的苦楚，向腹中强自咽下。他绝不向人前诉过一句。也亏得他的性情本来是乐天的，所以常只是以“幽默”来替换了他的“无可奈何的轻喟”。这在他的近几年的诗里，有隐约的影子存在着。我们都可见得出。

更有的人误会志摩只是一位歌颂人世间的光明的诗人，只是一位像站在阳光斑斑斓斓的从树叶缝中窥射下去的枝头上的鸟儿似的，仅是啭唱着他自己的愉快的清歌，因此，这个误会，我们也可以将志摩自己的许多诗与散文去消释了它。志摩的生活并不比生在这个大时代的任何人愉快得多少；他的对于人世间的事变，其感受性的敏捷，也并不下于感受性最敏捷的人们。他所唱的并不全是欢歌。特别是这几年，他的诗差不多常常是充满了肃杀、消极的气氛，下面是一个例：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猛虎集》九十页以下

这是许多年来的尝够了人世间的“辛苦艰难”发出来的呼号。志摩也许曾尝过人生的软哈哈的甜蜜，但这许多年来，他所尝到的人生，却是苦到比黄连更要苦的，致使那么活泼的乐天多趣的志摩，也不由得不如他自己所说的成了：“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地潜化了我的气质。”（《猛虎集》序五页）

经了这种痛苦与压迫之下，志摩是变了一个人，他的诗也在跟着变。他有成为一位比他现在所成就更为远大、更为伟大的诗人的可能。很可惜的，就在这个转变的时代里，一场不可测的“横祸”竟永远地永远地夺去了志摩的舌与笔！

我不仅为友情而悼我的失去一位最恳挚的朋友，也为这个当前大时代而悼它失去了一位心胸最广，而且最有希望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