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溯踪

（八篇）

一、江南第一村

我和我的家乡——安徽泾县茂林村之间，不仅横亘着数千公里的辽阔空间，还隔着半个世纪的迢长岁月。尽管云山万重，年华流逝，家山的影子却时时在我的心湖里浮现。

茂林村位于黄山之北约百里之遥，居长江支流青弋江的上游。四周环山，终年青翠。濂溪与古溪两条明澈的山泉由南向北，傍村的东西两边流过。古溪西岸的西山之麓，有两株高大的红豆树，间年结出鲜红可爱、情系相思的红豆来，引得文人吟诗作赋，情人魂牵梦绕。

也许是山水之灵秀往往钟于人吧，村中自来文风颇炽。外地人进村，首先看到的是村口树立的14座“贞节”之类的石牌坊，接着据说只听到3种声音：男人读书声、妇女摇动纺车声、婴儿啼哭声。这自然是一种“美化”，掩盖了冷酷的阶级关系和炎凉的世态，表现出了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一种乡村文化形态。

“学而优则仕”，是旧时代读书人唯一的终南之径。明、清两朝，茂林村就出了举人119人，进士19人；其中有不少人做了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道台等一二品至四五品的大员。他们在村中盖起了数不清的深宅大院，诸如光禄大夫第、郡伯第、中宪第、司马第之属，以示门宦之显赫。这些府第一般都是白色大理石或仿大理石门框，同质石镶门楣，上面威严地镌刻府第的名称。青花砖墙别具一格，灰色砖面上布有随意组成的青色花纹，竖砌成墙，仿佛是立在面前的描花屏障。这种花砖烧制技术据云为吾乡独具，惜现已失传。因之，村中现在硕果仅存的几座基本上尚算完整的老屋，也就具有古建筑的意义而亟待保护了。

这些府第，进得大门往往是下堂或小院，转一个弯，便是硕大的敞厅或堂屋，为举行祭祀、婚丧仪式、宴会等典礼的场所。两边为正房，一律是雕花门窗、木质地板。正房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起坐间，俗称“房门前”，设有天井以通空气与光线。正房对面是厨房。再向两边延伸，或在敞厅（堂屋）后面，即为花园，后来大都逐渐演变为菜园了。此外，还有横屋、书房、厢房、套房之类，那就各有格局、互不相同了。

家乡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在当代，籍隶茂林的教授、研究员、作家和其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有数十人之多，众文星聚于一山村，可以说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了。

除了读书做官，经商也是茂林村的一个传统，坐商（开店）、行商（跑单帮）都有。境况比较贫寒人家的子弟，常常十几岁就被送到商店去学徒，名之曰：“学乖”,3年出师，便成为伙计。其中一小部分人慢慢升成“管事的”（经理）；有的发迹当了老板。邻近的县如南陵、宣城、宁国，以至芜湖、南京等都市都有茂林村人开的店铺。有的由官而商，或者亦官亦商。至于官僚和地主更是合二而一了。例如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的茂林人吴廷斌，就是拥有6000亩良田的大地主。他还捐了800亩田在村中办了一所学校，即现在的茂林小学前身。

茂林是一个很大的村庄，我记事的时候，就有数千户人家，有上万人口。本地籍人绝大多数为吴姓，自宋朝繁衍至今，已近千年历史，聚族而居，生生不息。

由于茂林村有如此的规模、人口和上述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所以，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曾称赞它为“江南第一村”，倒也名实两符，和当代的“江南第一村”江苏省的华西村前后辉映，分别为各自社会形态的产儿。

茂林历来就有一条长可及里的街道，因之，它既是村庄，也是集镇。最近，欣闻它已跨进全国500个著名小城镇的行列；我虽远在数千公里外，也为古老的山村重新焕发青春、展现新生命而喜悦、而雀跃。因为它是我的故乡，它的文化渊源，深深地渗透在我的性格、血液和细胞里，这种联系是时空的间距所不能隔断的。

二、不屈的堡垒

我的家乡茂林村不仅山水秀丽、人文发达，而且还有着革命的和爱国主义的传统。

那些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风云汇聚的岁月已经远去了，远去了，但却印在家乡的史册上和我童稚的烟云记忆里。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在茂林村进行革命活动，并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

1937年7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着神州大地。是年冬，南京、芜湖等沿长江的城市和繁昌、宣城等城镇相继沦于敌手，我的家乡泾县的地位就凸现出来，成为皖南抗日的前线。翌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挺进皖南，开赴前线，军部就设在我家村北20公里之距的云岭村，也在泾县境内，使这里成为大江南北抗日的大本营。茂林村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驻地。其时，我正是八九岁的稚龄，犹记得驻在村中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战地服务团员，走家串户，宣传抗日，帮助群众成立各行各业的抗敌协会，教唱抗战歌曲，使人民懂得了抗日的道理，觉醒了革命的意识。整个山村洋溢出一种朝气蓬勃、同仇敌忾的氛围。叶挺军长亲自指挥的汀潭和泾两个战役大获全胜，迫使日寇不敢觊觎我的家乡。在新四军保卫之下，四方流亡人士来归，村中建有数所中学、工业合作社，并驻有一些沦陷区的流亡县政府，以及韩侨抗敌工作队总部等，家乡一时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茂林村，成为屹立于抗战前线的一个不屈的堡垒。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在抗战中建了大功的新四军，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袭击，军部及其直属部队数千名将士惨遭顽军毒手。周恩来为此愤怒地题了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但是，新四军播下的革命火种是不会熄灭的。风村（距茂林村5里）人凤石山，后改名洪林，事变前后在中共皖南特委工作，他奉命留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皖南事变后，他和刘奎、马长炎、尹得光等几个战友在茂林村的南面群山环抱之中拉起了一支小小的革命游击队，在国统区的汪洋大海之中开展孤岛式的斗争，革命的堡垒依然在风雨中挺立。人传“三条半枪起家”，即是游击队初创时的实况。靠着大山的荫蔽，山民的拥护，游击队迅速由小到大，几年间便发展成为活跃在我家乡南部山区的一支革命劲旅，在中共黄山特委的领导下，纵横驰骋于泾县、旌德、太平三县的广大山区。他们勇武神奇的战斗事迹，从南面大山里随着濂溪潺潺的河水流到了茂林村中，村民常常互伸出四个指头彼此相示，悄悄传播着游击队惊险动人的斗争故事，四指者，喻新四军也。

这支游击队于1947年秋一度解放了茂林村，于不足两年之后，配合横渡长江的解放军大部队彻底解放了我的家乡。

抗战时期，新四军在我的家乡，还以革命思想和爱国精神哺育了当地众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爱好新文学，阅读进步书籍，创办刊物，著文抨击当时的黑暗现实，成为我乡的一代精英。如吴允明、吴劲强于全国解放前即渡江北上参加革命，我的表哥潘同寿以小学教员职业为掩护，冒着生命危险担任游击队的秘密联络员的工作。还有吴逢源、吴文慧、吴子哲、吴运兴等人，思想也都进步。他们大多年长于我，和我谊在师友之间，在思想的启蒙和文学的切磋方面对我多有帮助，使我获益匪浅。

三、我的文学幼芽

在茂林村美丽自然风光、悠久文化传统、革命思想影响和漫天抗战烽火构成的环境中，我悄悄成长起来了，宛似向阳山坡上一株柔弱的小草。但我固长于斯却并非生于斯，我的诞生地是远离茂林村的地方。

安徽，以长江为界分为皖南皖北，皖北又以淮河画线分作淮南淮北。1929年阳历8月，骄阳灸地，炎天暑热，我悄然降于津浦线上、淮河南岸的繁华小城安徽蚌埠，它位于长江之北，淮河之南。我因地而名，至今未更。

然而，我对蚌埠的情形却一无所知，因为3岁，当职员的父亲丢了差事，便与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回到江南老家茂林村。直到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我才有机会重临诞生地蚌埠，并有七律一首志之：

车过淮河大铁桥，江潮起落共心潮。

百年世事今将半，两度因缘莫叹遥。

满目高楼从未识，一街客舍竟无邀。

南山若得长相憩，也谱秋光入洞箫。

我家在茂林村有一所颇为宽敞的住宅，名曰：留园，后来我才知道苏州也有一个留园，是著名的园林。我的祖父吴庆元，1868年生，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恩、正并科的江南乡试中，中试为第一百零五名举人，民国初年做过两任县知事。叔父吴建之，曾做律师，后当法官，解放后任中学教员。父亲吴仁夫亦是知识分子，即所谓“世代书香”是也。待我记事时，祖父和父亲都已弃世，我家也已沦为破落地主了。

我的童年生活是很寂寞的，遂常于蛛网尘封之中翻检祖父遗下的大批书籍，因多系古籍，殊难了了。小学五年级时，偶然得到一本《说唐》，读得入了迷。接着又连续看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月唐演义》《七剑十三侠》等许多旧式通俗小说。

进入初中以后，我的阅读兴趣便转向了新文学书籍。冰心的《寄小读者》给了我母爱之温馨，庐隐的《海滨故人》感动得我潸然泪下……后来，巴金的《家》《春》《秋》更强烈地吸引了我。1948年，我在散文《留园之忆》中回忆几年前读书的情况时写道：“后来我又杂乱地读了许多文学书籍，我完全沉醉在书本里。书中各种各样的故事和知识，都给我幼小的心灵以新鲜的刺激。我开始在书本里找到了广阔的生活，知道世界上还有苦难的一群。我惊诧那些聪明的作者们，怎么会那样坦直地写出人们心底蕴藏着而不敢吐露的话，他们的笔尖该是怎样锋利而又尖锐，他们有一个怎样高洁的灵魂……”

这是我十三四岁时的眉目的写真。再稍长，便能阅读家里旧书堆中的《红楼梦》《聊斋志异》、辛稼轩词、唐宋八大家文、《十八家诗抄》……

读和写往往只有一步之隔，读着，读着，我便开始东施效颦地写起来了，其时为15岁左右。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题名《冬夜》，是写贫苦人饥寒交迫生活的，十分稚拙，以废纸弃之。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散文，犹记标题为《黄昏》，内容是抒发对季节时序的伤感之情的，发表在1945年春的《泾县报》上，时年16岁。首次见到自己的文章变成了铅字，那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此文报样于今未存。我的第一首新诗《卖艺的人》也写于1945年，以前从未发表过，原稿侥幸保存了下来，后来收入我的诗集《新声旧调集》中。诗很短，受臧克家影响，不妨录在这里：

一把小刀刺进坚实的腿股/一片血花溅满黑色的皮肤/千斤石下/挣扎着负创伤的身子/三张桌上/翻一个倒筋斗/为的是什么/难道生活比这些更苦。

这些就是我的处女作，我的文学幼芽。

四、星海·星潮·沙漠风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凯歌响彻了祖国的大地和天空。我的家乡茂林村的人们喜泪盈眶，奔走相告，额手称庆，痛饮“黄龙”。接着，从原沦陷区来的流亡人士也纷纷束装归去，名之曰：“复员”。

我就读的广益中学茂林分校亦迁返芜湖。我乃于1946年秋徒步数百里，入采石矶的刚直中学。

采石矶为著名的风景区。当时是属安徽当涂县治下的镇。解放后设区，划归马鞍山市。翠螺山峙立于长江之滨，满山林木，绿符其名。岩壁伸入江中，即采石矶是也。传说唐朝大诗人李白即于采石矶头舟中醉酒，水底捞月，沉江而死。翠螺山麓建有太白楼，内塑太白卧像。刚直中学与太白楼中间仅隔一庙。这一带江山如画，风景奇幽，外人罕至，在当时乱世，可算是“世外桃源”了。37年后，我写了一首《七律·忆采石矶太白楼》：

碧天皓魄照平沙，谁系扁舟泊酒家？

旧说荒唐江底月，新栽疏密岸边花。

三章春曲清平调，一渡秋思采石茶。

最忆翠螺山下路，楼头掩卷听琵琶。

我时年17岁，体弱多病，初出家门，负笈江干。面对江上秋风，山中落叶，很自然地患起乡愁病来了。课余寄情于诗文，不乏怀乡之作。在采石矶，我写的作品现存的有散文《午夜》《怀乡曲》，新诗《修行者》，在当时都是刊载过的，《修行者》是我发表的第一首新诗。这几篇东西后来分别收入我的散文集《梦里青山》《人世沧桑谁识》和诗集《新声旧调集》中。

在刚直中学只读了半年，1947年春，我就转回母校芜湖广益中学来了。

芜湖是皖南最大的城市，仅报纸就有六七家。这时我已习惯离家读书的生活，见闻也较前为广。就在到芜湖的当年初夏，我和同学组织了星海文学社，在《国事快闻》上借得一块版面，每周出一次《星海》文学周刊。创刊号上，我写了一篇散文诗《星海恋》作为代发刊辞，这篇作品也收入了《梦里青山》。

不久，星海社与吴本诗主持的新潮社合并，改名星潮社，在《大江日报》上出版同名文学周刊。这一时期，我陆续发表了散文《湖上》《古城》《小巷》，新诗《老教师》等。后者收入1984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四十年代诗选》。

1948年，一位同学又创办了《沙漠风文艺丛刊》，内容进步，共出2期。我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散文《还乡草》。之后，我又发表了小说《黑夜里的故事》、组诗《光明篇》以及前文提到的散文《留园之忆》等。在高中的3年中，我大约发表了30多篇散文、新诗和短篇小说，内容大多数为憎恨黑暗、向往光明，间或亦有愁绪伤感之作。这一时期，我受到老师吴葆萼、吴寿祺等人影响，思想渐趋进步，并且认为爱好文学就是进步的标志。

五、沸腾岁月与学府春秋

1949年4月24日，那一天，长江南岸的芜湖解放了。前一天，国民党守军不战而溃退，地方旧政府也自行撤守，芜湖度过了“真空”的一夜。翌晨，阳光明媚，江城宣告解放。入城仪式相当盛大，岁月又一次沸腾了！我担任了学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主持出了两大张欢庆解放的墙报。

头一年由芜湖赴解放区的吴劲强随部队到了芜湖。他已脱却西服，穿一身草绿色军装，斯文中透出英武。他是我半师半友的兄长式的人物。在他的鼓励下，我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遗憾的是在体检中发现我患有浸润性肺结核，只好暂时离开沸腾的生活，回家养病。在病床上，我写了《木格窗》《紫色笺》等散文，与休养的情境相谐。8月，病体稍有起色，便担任了家乡行政村的教育委员，负责冬学、民校、黑板报和演剧等工作。次年初，我们在镇上演出了大型歌剧《白毛女》。

我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并成为芜湖市郊区土改工作队员，又投入沸腾的生活。我仍然时时想写点什么。但以往那种空泛之作已难以与新时代合拍，对描写工农兵一时还不太熟悉。是时，我在土改工作组做秘书工作，搜集的材料很多，于是我就写起反映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农村新面貌的通讯来，土改后任郊区的小学教员时还继续写。从1950年到1953年，我在《皖南日报》和芜湖《新工商报》上发表了30多篇通讯。《芜湖大众》报总编辑刘乔是我在土改队的老首长，1953年，他邀请我参加了该报所属的文艺创作小组。

1954年，25岁的我，作为调干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偿了学文学的宿愿。负笈京华，初见世面。几千人的大学校里，俊才云集，我一时还难准确估量自己的价值。因此，已经发表过60多篇作品和文章的我，刚入大学的第一次作文，竟然只得了3分（5分制）。

不久，我就适应了高等学府的生活，创作也逐渐活跃起来。我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还担任过学生会《蓓蕾》文学月刊（铅印）的编委兼诗歌组长。刊名是郭沫若先生题的字，同时还请他为《蓓蕾》写了一首诗。

在大学二三年级，我在《北京日报》《中学生》杂志，以及校内学术、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新诗《遥寄同学们》《是什么使你神往》《送行》，组诗《街头抒情诗》，仿民歌《歌唱总路线》，论文《试论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等。

大学4年，经历了两场政治运动：反胡风；反右派。在前一运动中，我被怀疑曾参加三青团，因系普通成员之嫌，并未挨整，只是被摒于积极分子之外，少开了许多会。这倒使我有较多时间阅读了大量中外古今文学书籍。1960年年初，组织上对我的三青团员问题终于做出了否定的结论。1957年，反右派，我也得豁免。

六、把青春献给美丽富饶的宁夏

1958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宁夏工作。因适应新成立的回族自治区的需要，同来的学友共70余人。当时我们有一个口号：“把青春献给美丽富饶的宁夏！”

其时，包兰线北段尚未营运；由北京启程时，南段也只售到中卫的票。到兰州后，前面传来信息，列车已经可以到银川了。所以，我们乘坐的，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开抵银川的火车呢。

我被安排在宁夏工业学校担任语文教员。那时，银川的景象是土屋满城，黄尘覆路。我们在银川东教场的校舍就是一排排土屋，外表煞是难看，内部却粉刷得颇为敞亮。初来银川时，正是“大跃进”中大搞群众文艺创作的高潮，我成了活跃分子，写了不少豪言壮语式的诗。1959年2月8日，《宁夏日报》刊载了我创作的仿民歌《新编十二月小调》，这是我在宁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同年，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我在《宁夏日报》上发表了散文诗《五四，我想起了天安门》，引起编辑哈宽贵、李震杰的注意。从此，他俩和后来的《群众文艺》（《宁夏文艺》和《朔方》的前身）的梁文若、梅文秋便常常向我约稿，他们是我名副其实的编辑老师。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为止，七八年中，我在宁夏一共发表了60多篇诗、散文和文艺评论。这些作品大多数是配合中心任务的，往往是空泛的政治口号和粗拙的艺术形式的结合。只有几篇值得一提。例如：诗《鼓楼曲》写于1959年秋，采用的是民歌体与旧体诗相结合的形式，表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变化。这首诗曾被选为宁夏中学语文乡土补充教材，并于1964年获“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暨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周年文艺作品奖”。它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塞上山水》。1962年写的文《春日短笺》是专写公园里的春花的，在那时，也就颇感不易了；它是收入我的散文集《梦里青山》的这个时期的唯一作品。此外，还写有纪念俄国作家契诃夫和德国诗人席勒的评论文章等。

1960年5月，我被遴选为文艺创作方面的特邀代表，出席了宁夏文教群英会。1962年我和杨肇荣女士结婚，30多年来，她对我的创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还有两件事，我在散文《往事情萦难绝》中提到过，不妨摘录在这里备考：

（1960年）我参加了对一篇题名《为做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而奋斗》的文章的批评，我的发言就登在这年第三期的《宁夏文艺》上。批评者都说作者宣扬了名利思想……听说作者是一个青年，后来再未见他写东西了。我们的批评也许造成了一个文学爱好者从此离开了文学之路，我为此深深不安……1962年，《宁夏文艺》1至3期，共发表10余篇文章，批评我在题材问题上的观点。这些批评是在百家争鸣的旗帜下进行的，政治上对我倒并未形成压力，还发表了我的反批评文章。这两次批评和被批评，徒然暴露了我在文学理论上的幼稚浅薄和受“左”倾思想影响之深而已。

这两件事在当时就是轰动宁夏文坛的新闻了。

七、在风雨频频的年月

风雨频频，电闪雷鸣——这样来形容“文革”初期的景象绝非夸张之语。具有教员与业余作家双重身份的我，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了“革命的对象”。但说来也奇怪，在“文革”最初的日子里，我却还有一段意想不到的经历——

莫须有地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是“文革”的一项重要而荒谬的内容。我因为曾于1961年末撰文发表过与当时《文艺报》《题材问题》专论不同的意见，并引来过批评和争鸣，遂被当作反对所谓“反‘题材决定’论”的苗子，1966年6月抽调入自治区党委新成立的理论批判小组，即准备大批判文章的写作班子，俨然很革命了。然而，“好景”不长。我当时虔诚地认为自己应当经受革命洗礼，便主动而坦然地将所写作品（90%以上是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报送给我原工作学校的工作组审查。谁知跟着批判我作品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上纲之高，火力之猛烈，到了吓人的程度。其中与有力者，竟是我平时认为的一位“挚友”。我旋即于7月间被揪回学校。顷刻之间，由“革命文艺战士”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校内造反派“杀向社会”。11月，我便“自己解放自己”了。1968年冬，我又被指鹿为马，莫名其妙地胡整了一通。两受冲击，加起来为时半年多，比那些长期受迫害的同志幸运多了。

十年风雨，文艺园地在8个样板戏之外，总共不过寥寥无几的小说与诗集，百花凋零，文苑凄清。“文革”后期，一些文艺刊物陆续复刊。但发表的作品只能有一种调子，一种“文革”所允许的风格，这是百花凋零的另一种现实的诠释。1973年，作家哈宽贵奉命筹备1965年停刊的《宁夏文艺》复刊，将我调到编辑部，于是我从业余作家转为专业文学工作者，时年44岁，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老哈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当然，那时的《宁夏文艺》，也是以《朝霞》马首是瞻的。

70年代初，我在搁笔数年之后又开始创作。编辑向我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只能当配角，作品可以发表，但不能多发。后来我也做了编辑，更不敢发自己的作品。因此，那些年，我只发表了几篇新诗和文艺评论，基调均未能突破当时的阈限。我还写了两篇大批判文章，一篇是评凯洛夫《教育学》的，刊载时署名银川师范革命大批判小组。另一篇用本名发表，其时，宁夏正集中批判剧本《西吉滩》，我的这篇是其中之一。文中虽未点作者的名，但对作品却冠以“宣扬历史唯心主义”的罪名。我当时的认识就是如此，并非违心而写；现在看来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我对已故的剧本作者姚以壮同志怀着深深的歉意。

风雨频频的年月，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八、艺术青春愿常在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悲大喜之年，史实俱在，不需我多说了。

随着“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被推倒，文艺界的气氛开始趋向宽松。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划出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明确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复归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来到了！我的真正的艺术青春也开始了。虽然这时我已近“知天命”之年，但晚来的艺术青春终于在我的身上焕发出了流萤的光彩。

我创作的作品数量大大增多。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的30多年间，我一共发表了百余篇作品；而从70年代末期到现在的不足20年中，我登载于报刊的诗文，却为前30余年的10倍，计千余篇（首）。

我挣脱了“左”的桎梏，逐渐遵循艺术规律进行创作，迄今虽未写出、也写不出传世佳作，但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却较之以前有明显的长进。我曾有句云：“愧疏佳什惊天下，幸有俚词聊自珍”，是我的自况和写真。

我创作的品种也多了起来。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恢复了生机，绽开了鲜艳花朵。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创作了大量旧体诗词，已发表的达四五百首之多。此外，我也涉足歌词、报告文学、小说等过去不曾或很少探索过的领域。

跟着文艺春天的步履，我的作品从宁夏走向区外，走向全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化，我的作品也走向海外，刊载于海内外百余家报刊。

我的作品多次获省级以上文学奖。

1979年末以来，我先后出版了诗集《塞上山水》《漂泊的云》《新声旧调集》，散文集《梦里青山》《人世沧桑谁识》等。我的诗文被选入海内外约一百种文学作品选集。

于创作之外，我还主编、编辑了“塞上诗丛”9种以及《宁夏当代作家论》《宁夏文学十年》（与人合作主编）、《古峡涛声》等书。

80年代初，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后来，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荣幸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一员。我曾连续当选为宁夏作家协会第二、第三届副主席，担任过宁夏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塞上文谈》主编等工作，现在还任着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宁夏诗词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党、政府和人民给予了我许多荣誉。我还接受过国内外文艺团体的顾问、名誉理事、特约编审等聘书，并跨入多种辞书。

1992年，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应邀访问了希腊，在爱琴海畔景色如画的半岛之国，度过了春光明媚的季节。

就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来说，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儿。没有三中全会，就没有我的今天。

而今，我已经68岁了。但现在却是我文学创作上的青春时期，也是我一生最好的岁月。我将继续坚持创作，争取再写20年。

艺术青春愿常在。

［本篇八节单独行文，于1997年3月17日至8月11日在《银川晚报》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