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说家，散文家，沈从文弟子，京派小说的传人，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散文集有《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等，短篇小说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等，小说集有《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艺术小品集《汪曾祺：文与画》，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京剧《范进中举》，文集有《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汪曾祺十分强调散文的“用”，强调有感而发，为事而作，讲求见解，看重风骨，注重文采（语言的运用）等。而且他认为散文是一种见性情，见人品，见功底的文体。他受桐城派影响，追求文气贯通，受归有光的影响也非常深，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人事。
汪曾祺的一生，有三个“故乡”，一个是童年时代的江苏高邮，一个是青年求学时代的昆明，一个是他晚年工作、生活的北京。因此，不难发现，他的散文描叙的东西，总是离不开这个“三角关系”的影响。文字带着文人的一种风度和气质，优雅的、智慧的、淡定的、从容的，细品品，一种淡雅清香气息扑面而来，值得玩味、回忆、赏析。汪曾祺的散文，“回忆”性很强，很大一部分散发出他对故乡的追忆。童年的故乡，尤使他难忘的是家乡美丽的风景，故乡的节日，故乡的食物，于是才有了他对故乡美好的回忆，如《花园》《故乡的食物》；青年的故乡，提供了他奋发图强，增长知识的环境（西南联大），给他人生中青春的回忆，如《泡茶馆》《昆明的雨》等；晚年的故乡，给了他“一点波折”才让他的人生没有那么“过于平淡”，他的回忆便变得既是“出世”也是“入世”，如《随遇而安》《胡同文化》。汪曾祺是一位博学的人才，有着多重的身份。读他的散文，就好比在读一本小百科全书。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语言平实委婉而有弹性，叙述平淡、含蓄而有节制，文风质朴，情感真实，具有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从生活的细微处寻找意趣与哲思之美。文字看似平淡朴拙、不事雕琢，却饱含大味至淡的人生真味，拥有打通传统与现代的时代价值。汪曾祺散文的美就美在这种和谐之美，在平淡中品味不平凡，他把最普通的道理从叙说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里细细流出，让人触动，让人赞同。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独特魅力，用最平凡的语言诉说道理，站在大众的角度和读者一起领悟，让自己的心离读者更近。他往往用方言俗语来拉近自己和读者的距离，使文章读起来更为亲切。如在《寻常茶话》中：“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方言“弗搭界”为大众所熟知，但用得恰到好处，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使人们读起来很舒服。他自谦地说：“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好像无心插柳，紧接着的一句话却是：“不过我以为写任何形式的文学，都得把散文写好。”他的散文内容之博雅，遍及人文地理、草木生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处处体现着他对世界的好奇，对民族、对人类深挚的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体现着他独特的忧伤，内在的欢乐、谐谑与幽默。看似随意的章法，却关联着深广的文化背景，溯通了中国文章学的多个传统。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无论是自然风物，还是饮食趣味，抑或是人生百态，在汪曾祺的笔下，一切都在不动声色间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他写的是白话，回归的是传统，因为这种干净疏散、淡而有味，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味。
写景是汪曾祺的长项，不枯燥、不艰涩，如读他的《花园》会发现，伴随着时代的印迹，花园的每个角落都有奇特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其声音、颜色、气味都已归于平静，但我们仍从字里行间看到从手心里滑过的岁月，想得起来都是温暖，怀旧的调子不可阻挡地在陷逸的花园里漫延。汪曾祺写景怀旧的文章节奏缓慢，情景交融，叙事方法有点像旧小说。
汪曾祺散文里所呈现出的精神世界，直观而立体。他写花鸟虫鱼美食美景，写凡人凡事旧时掌故，其中充满着对小人小事细致入微的体察，对个体生活温情脉脉的打量。市井生活与个体生命，也因此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
汪曾祺的文字里有着一种“平淡冲和”之美，他用笔不在雕琢，平易、口语化，却又同时重视字句的锤炼，锤炼后依然能透出那么一种天然的水灵劲儿，极为简省地写出风景、风俗、风情融为一体的具有地方色彩的美文。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汪曾祺小说为后人提供了回归传统的经典文本：那些隐藏在白话文里的传统文学精脉，不仅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也激活了传统文学的当代生命力，让他的作品具备了打通新旧文化的时代价值。汪曾祺始终保持着对凡人的注视，对市井生活的观察，对个体价值的关注。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他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汪曾祺主张删繁就简、文字留白，故事往往无风无浪，淡到几乎没有情节，却能让人看到温情与意趣，品出意蕴悠长。汪曾祺是始终把读者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他曾说：“一个作品写出来放着，是个人的事情；发表了，就是社会现象。作者要有‘良心’，要对读者负责。”
汪曾祺的小说不太注重小说情节的描写，而更加注重氛围的烘托，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曾经说他不认为自己的小说是小说，它们更加像是散文。他的小说没有明显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甚至是不完整的。一部小说中有多个人物，但是又好像不曾有过联系，多个人物各自演绎着自己的故事，反而更像是人物素描。他的小说中人物大多是市井中的小人物，没有心理描写，也没有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生活中的重大意义。作者有意将人物与现实生活和自然景物融合在一起，把读者带入一个清新、自然、真实的意境。汪曾祺擅长以“回忆”的视角写作，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宁静淡泊的性格，童年时的所见所闻也为他的写作积累了素材。作品中多以第三人称叙述，在小说中像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一样娓娓道来。
汪曾祺生活在一个儒商的家庭，对市井生活了解颇多，这也就造就了小说民俗特点浓厚的特点，增加了小说的历史凝重感与真实性。汪曾祺把民俗与人物的描写把握得恰到好处。作品中民俗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但并不喧宾夺主。如《大淖记事》，大淖中的女性并没有传统女人应有的娇嗔，反而多的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干练和独立，这里的女人不依附于男性。她们敢爱敢恨，努力拼搏，充满了原始的、野性的美，洒脱自然，追求着人生的快乐。汪曾祺的小说很少采用开门见山的形式。在正式介绍人物之前总是要描写一下事件发生地点的环境、风俗等来渲染气氛以达到更加真实的效果，等读者慢慢融入文章后再进行人物的刻画及描写，营造出日常生活的常态，使人更容易融入到作者描绘的世界中而忽略小说本身的虚构性。
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具有真实性。汪曾祺童年时期对家乡生活的了解与语言的沉淀使他的小说有了较高的真实性。汪曾祺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入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小说用平淡的语言营造一种诗意的氛围，小说没有华丽辞藻，只是用一些简洁凝练的语言描绘事物，但是却透露出古典浑朴以及浓重的历史积淀，别有一番风味，于字里行间便能体味到所描绘的画面，更能够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汪曾祺曾经这样评价过自己的小说创作：“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汪曾祺作品中的人性之美出乎本真而带着淡淡的忧伤，这种恬淡怡然的美深深地俘获了读者的心，呼应了人性本真的善良。他的作品洋溢着这样的道德观的迷人气氛。汪曾祺小说蕴藏真、善、美。他善于发掘岁月所积的风物人情的恒久魔力，贪恋于浓酽厚重的生活趣味和人性的骄傲，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内心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性的赞美，把为人处世的哲理隐藏在世俗琐碎的小事中，把人性最真最美的一面展现在患难夫妇相濡以沫的生活里，文中的每个人每件事在他的眼里都是一首诗。
汪曾祺小说读起来平平淡淡，感觉没什么新奇，但是细细地回味，内心就会有一种震撼，赞叹其语言驾驭能力竟是如此的高超。汪曾祺的小说也会夹杂一些文言文，却不艰涩难懂。他师从沈从文，既继承了沈从文灵活的语言风格，又有沉稳的气息。汪曾祺的小说中还采用了大量的方言，使文章增添了不少乡土气息。《岁寒三友》中，“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既有地方的特色，又使人物活灵活现。单独地看某一个句子，读起来淡淡的，没什么感觉，但是把句子串起来，纵观全局，顿时感到了雅。作者用乡间的人物及其风景写出了雅的文章，俗中现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