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元量《醉歌十首》之五
汪元量在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元军进入临安（南宋都城，今浙江杭州）后，被元军俘至元大都（今北京市），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才以道士之身南归。他在被俘前是供奉内廷琴师，对宫内事多所见闻，又随宋三宫北行，留北地十四年之久，对这段南宋覆亡的历史有亲身的经历和痛切的感受。他的诗集中，绝大多数作品都记述宋亡前后史事。其《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更被人目为宋亡的诗史。三组诗写其所历所感，景真情切，虽其中有些篇什写得较粗糙，而其诗史价值之高是不能以诗的工拙计的。下面是其《醉歌十首》的第五首：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
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
诗的前两句写作者目睹的宋室投降前夕宫中慌乱的景象、紧张的气氛。首句诗写报更声中结束了六更。古时，一夜分为五更，但“宋代宫廷里，五更以后还打六更”（钱鍾书《宋诗选注》）。次句诗写庭中照明的火炬尚未熄灭，天将晓未晓。作者的《越州歌》第七首中也有“打断六更天未晓”句。这两句只写了报更之声急乱而紧迫，庭燎之光微弱而闪烁，六更已尽，只待天明，句中不见一人，而从“待天明”三字可以想见：宫中的所有人正在慌乱紧张中等待着天色之明。这三个字的分量极其沉重，因为天明后即将向元军送交降表，对宋室而言，是大限已到、宣判死刑的时刻，对广大臣民而言，是从此将在异族统治下沦为亡国之民的时刻。
诗的后两句“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是作者当时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无从隐讳，只有据实直书的悲愤填膺、痛心入骨之辞。恭帝忩即位时仅四岁，理宗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尊称垂帘听政。这时，元军已大举南下，谢太后与宰臣不积极筹画抗敌，采取乞和政策，到元军兵临临安城下时，如作者在《醉歌》第三首所云，“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最后，如《醉歌》第四首所云，“太后宣传许降国”，而丞相吴坚、贾馀庆则“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宋史·家铉翁传》）。降元表上，由谢太后签名，不惜称臣称妾，在历史上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作者在这后两句诗中以毫无保留、毫不留情的直笔记下了这幕屈膝投降的丑剧。诗句中直呼当时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的姓名。在封建制度下，这是违背礼法、犯大忌的事。在古代诗文中是罕见的。
自来在诗教上有“温柔敦厚”之说，在诗艺上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之说。高步瀛更在《唐宋诗举要·绝句》中云：“绝句以神味为主。……盖绝句字数本既无多，意竭则神枯，语实则味短，惟含蓄不尽，使人低回想象于无穷焉，斯为上乘矣。”这一审美标准适用于评量一般的抒情、写景、咏物的绝句，却不能用以评量汪元量的这首绝句。诗歌的立意遣词，或温厚或犀利，或含蓄或显豁，或曲或直，或虚或实，可因所写的题材及执笔时的感情而异。这首诗写的是一幕极其沉重的亡国痛史，旨在以诗传史，鞭挞这一使宗国蒙羞之事，非以直笔、实笔、重笔出之，不足以表达其强烈的悲愤之情。读这首诗，可参看作者的一首《答方石田》诗：“南朝千古伤心事，每阅陈编泪满襟。我更伤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