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杨晓霞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文学创作成就令人瞩目，除50多部诗集外，他创作出了20部长篇小说，100多部短篇小说和20余种戏剧。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歌仅仅是他创作的一部分。泰戈尔虽以诗歌作品获诺贝尔奖，但是他一向把短篇小说视为自己的宠儿，并被人们誉为孟加拉短篇小说的真正创建者，成为印度创作现代意义短篇小说的第一人。英国著名文学家E·汤普森曾这样评价泰戈尔:“优秀的短篇小说使他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可以与莫泊桑、契诃夫等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相媲美。随着对泰戈尔研究的不断深入，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泰戈尔之前的印度作家，他们小说中的故事背景往往是虚构的，人物的境遇也往往是由于环境或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改变，小说的整体氛围显得浪漫氤氲、遥不可及，无法让人信服。泰戈尔的小说，虽然故事情节大都也是以生活中的偶然性的事件展开，但细腻真实的细节描写，让人物变得亲切可信。尤其是《喀布尔人》《法官》中的细节描写增强了人物形象的个性光彩，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喀布尔人》中，一个喀布尔小贩同作家的五岁女儿米妮成了好朋友。喀布尔人常同她说笑玩耍，带去一些杏仁、葡萄干果，但是，从不要钱。这使孩子的母亲对喀布尔人疑神疑鬼，总担心这个大汉会把女儿拐走。几年以后，刚刚出狱的喀布尔人又给已经长大，即将出嫁的米妮带来了一串葡萄和一小包干果。当作家接过东西要给他钱时，他却握住作家的手说：“‘……请别给我钱!先生，在家乡，我也有一个像你女儿一样的闺女。我一想起她，就带点果子给你的女儿。到你们家来，我不是为了做买卖赚钱的。’说到这里，他把手伸到宽大的衣服里，从胸脯什么地方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纸上有一个小小的手印。它不是相片，也不是一张图像。小手上的脏迹还清晰可辨地印在纸上。罗赫莫特每年到加尔各答街上做买卖，总是把回忆女儿的印迹装在心窝里。”草蛇灰线，伏笔千里，行文至此，人们方才明白喀布尔人的所做所为，任何疑虑和担心都烟消云散，不由得对喀布尔人肃然起敬。

泰戈尔对“小小的手印”这一细节的渲染，使得原本稀松平常的喀布尔小贩的形象顿时变得丰满高大，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令人感动。小说中对深沉父爱的不着痕迹，举重若轻的刻画，使《喀布尔人》成为一篇上乘佳作。

泰戈尔往往能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从纷繁复杂社会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事件，提炼发人深省的细节，对突出人物的个性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显示出作者卓越的艺术才华。《法官》中基罗达因钱财被席卷一空，对生活感到绝望而抱子跳井自尽，结果孩子溺死而她却获救。律师们努力来挽救她，但法官却以谋杀罪判她绞刑。接着，泰戈尔以插叙的方式道出了法官莫西特年轻时的一段经历。在莫西特读大学二年级时，曾化名将村子里一户小康人家十五岁的寡居女儿赫姆莎西引诱离家，过了不久又将她遗弃，使她不得不堕入风尘。

泰戈尔用平常的口吻着力强调“现在没有提及这些往事的必要”，现在的法官是个虔诚的教徒，模范丈夫，称职的父亲。法官好奇地走进女犯人的牢房，恰好听到基罗达与看守在吵闹。原来，基罗达头发里藏着一只戒指，被看守拿走了。她吵闹着，让看守还给她。这引起法官的耻笑，明天就要被绞死了，还对一只戒指念念不忘，“珠宝真是女人的一切啊！”法官拿着戒指，“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仿佛手里拿的是一块烧红的木炭”。因为戒指上刻着的名字：比诺德·钱德拉——正是当年法官的化名。

基罗达临死前还把戒指看得比性命还重要，这表明她为了糊口虽然找过无数的男人，但她始终难以忘怀、钟情的依然是年少时爱恋的比诺德·钱德拉。基罗达这个不幸女人的内心依然纯真不染，对美好爱情的坚守，她身上闪烁着的动人光彩。相形之下，二十四年前，法官对基罗达始乱终弃。二十四年后，他又判她死刑。戒指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基罗达和法官的美丑高下，照出了法官道貌岸然外表下卑鄙肮脏的灵魂。

泰戈尔从不脱离故事情节的主干去单纯地追求细节的生动，从不故作惊人之语，总是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叙事中将人性的善恶美丑揭示出来，发人深省，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十分重视人物心灵的刻画，都十分重视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思想斗争，展示他们在客观世界和主观意识的相互作用下心灵搏斗的真实细节，深刻地揭示了情感、金钱和权势欲望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不同作用。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有血肉的活的生命，而不是简单的符号。这也是泰戈尔的短篇小说真正能够深入到读者的心灵深处的根本原因。

《河边台阶的诉说》中恒河边的台阶经历过多年六季的美景，穿越历史的云烟，娓娓道来，为我们讲述了库苏姆的故事。库苏姆八岁时结婚，婚后只和丈夫生活了一两天，便从一封信中得知她的丈夫死了。库苏姆回到娘家。十年之后，正当妙龄的库苏姆越来越美丽，可她始终忧郁、不快乐，青春被罩上了阴影。一位苦行者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自从黄昏在河边偶遇苦行者后，库苏姆每天都到湿婆庙里向苦行者行触脚礼，聆听苦行者宣讲经典，悉心地完成苦行者的任何吩咐。几个月后，库苏姆突然再也不到庙里来了。苦行者将她约到河边询问。库苏姆向苦行者讲述了自己的梦境，梦境中有个人对她倾诉着爱恋，在苦行者的再三追问下，库苏姆说出那个人就是她崇敬的尊师——苦行者。苦行者听后离开了，而库苏姆则“慢慢地走进了恒河的水里”。

小说自始至终没有挑明库苏姆和苦行者的关系，但我们却能从文中他人的议论中，从库苏姆和苦行者第一次见面时的描述中猜测出苦行者就是库苏姆离家出走的丈夫：他们的目光相遇，“仿佛在互相辨认，好像他们前生彼此相识”。库苏姆向苦行者行了触脚礼，苦行者向她祝福，询问了她的名字，“那一夜，他们再也没有说什么”。库苏姆“慢慢地向自己的家里走去”。而苦行者在河边的台阶上坐了很久，直到东方发白，他才回到庙里。泰戈尔没有长篇大论地来描写他们相见后内心的波澜起伏，而是通过两人的动作含蓄地表明他们的心灵震颤。一个是慢慢离去，一个是久久盘桓。库苏姆也许认出了自己的丈夫，也许没有。毕竟结婚时她只是个八岁的孩子，而且与丈夫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两天。而苦行者呢？当他知道库苏姆的名字之后，俩人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结婚时，苦行者的年龄不详，但至少比库苏姆要大些，因为按照印度教经典《摩奴法典》的规定“三十岁的男子应同十二岁幼女结婚，二十四岁的男子应同八岁的幼女结婚”。正因他知道了眼前这个年轻女子竟是自己的妻子，所以才会在河边长坐，彻夜不眠，他的心中定然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十年前，为了修行云游，苦行者抛弃了新婚的妻子离家出走。十年之后，当他们相遇，库苏姆将自己的爱情奉献在苦行者面前时，他害怕了，用右脚使劲儿踩台阶，他退缩了，又一次选择了欺骗，将她推向毁灭的深渊。童婚、苦行戕害了如花的生命，让人为库苏姆的不幸叹惋。

《弃绝》写的是婆罗门青年赫蒙托知道自己娶的妻子是首陀罗年轻寡妇前后发生的事件。赫蒙托为纯真爱情与低种姓库苏姆共结连理，相亲相爱，但受到婆罗门家庭种姓的束缚，于是他的内心就一直处在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泰戈尔深刻揭示出赫蒙托内心的波动和抗争。赫蒙托在得知妻子真实身份时由开始弃痛苦的妻子于不顾，愤怒之下独自走出家门，到质问得知事情的真相，欲休弃妻子，再发展至后来面对咆哮的父亲，沉着地声称“我不能弃绝自己的妻子”。“我不在乎种姓”。虽然作者在小说中并无大段心理冲突的描写，但人物的语言行动无不是其思想的真实流露。

鲁迅曾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却多”。泰戈尔关注到身处苦难中的底层人民反映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悲剧命运，展示了印度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泰戈尔的笔下既有失败的英雄所显示出来的气吞山河的悲壮情怀，也有按照常理本来不该遭受惨祸但无端遭到厄运的牺牲者的悲愤情结，还有那些由于经受不住金钱、权力的诱惑从好人蜕变为心术不正的投机专营者，以及被印度种姓制度、嫁妆制度、童婚制戕害的无辜女性。泰戈尔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对人物本身的精神品质、所作所为与悲剧的命运的深层关系的准确把握与生动描述，揭示了人生命运变化的某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关系，反映了社会大环境对于人的作用。

《王冠》中，特里普拉国王的二王子被小王子所嫉恨，在与邻国交战时，不服从部署，置自己的兄弟于危险之中。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二王子表现出超常的勇气。但是到最后，小王子竟因兄弟之间的争执而怀恨在心，给敌人通风报信，不仅使自己的国家战败，还因此害死了王太子。泰戈尔通过这篇小说批判了人们对皇权的迷恋，揭露了人性的弱点和肮脏的一面。《女乞丐》中热恋情人奥莫尔与科莫尔因战争暂时分离后，孤苦无依的科莫尔母女在黑暗现实中苦苦挣扎，无人相助。最终科莫尔被迫改嫁，抑郁身亡，其母从此疯癫的残酷现实，揭示了穷人孤苦无依，走投无路的生活悲剧，撕下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批判了人性的冷漠。

泰戈尔曾经说过生物之中最不幸的就是人了，人们与现实社会展开着强烈抗争。泰戈尔小说中的人物面对苦难，总是努力地进行着抗争。《河边的台阶》中库苏姆以自己的死亡向童婚制提出了控诉；《邮政局长》中的孤女萝坦在被结下深厚情谊的兄长抛弃后毅然拒绝其金钱的馈赠；《打掉傲气》中古丽芭拉离开无情的丈夫去剧场演出。泰戈尔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就是印度苦难社会中不幸人们的真实处境。

别林斯基把悲剧艺术称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他说：“没有一种诗像悲剧那样强烈地控制了我们的灵魂，以如此不可抗拒的魅力，使我们心向神往给我们如此高度的享受。”从1877年发表《女乞丐》到1941年6月创作《穆斯林故事》，历时六十多年，在泰戈尔创作的一百篇左右短篇小说中，表现了佃农、小贩、渔民、教师、医生、村妇和儿童等不同阶层人物的悲剧性生活，多向度地展示了悲剧艺术震撼人心的美学效果。泰戈尔短篇小说表现出来的人性价值和艺术魅力同他的诗歌一样，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艺术瑰宝。

杨晓霞，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