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现代主义

王阳

泰戈尔一生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涉猎范围广泛、表现的内容丰富、时间跨度久远，因而学界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定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泰戈尔创作的黄金时期，无论诗歌、戏剧或小说，都成绩斐然。与此同时，他的理论也进入了总结时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哲学的探讨性文章和演讲，推动了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然而，作为一个学贯印西并在西方世界有着留学、生活经历的大学者，他同样十分关注此时在西方兴起并蔚然成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虽然泰戈尔受过多种文学思潮的浸润和影响，但他秉承的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理念始终没有改变。这样的核心理念与现代主义文学强调的非理性、变形、异化、荒诞的主题观念南辕北辙，因此，他对现代主义文学总体上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一

19世纪末，西方主要国家进入经济迅猛发展和国际扩张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随之加快，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19世纪以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风光，被充斥着钢筋水泥的巨型城市所取代，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宗教信仰等受到激烈的冲击和挑战。欧美社会的个人出现了普遍的疏离感、陌生感和孤独感。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非人化”元素由此而来。现代主义以非理性哲学和精神分析原理作为理论基础，文学的主题便是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被扭曲的、病态的关系。到了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流，并且开始影响东方各国。印度文坛就在此时被一股追求新奇、荒诞的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一些人脱离生活、追求奇异，否定民族传统，同时也否定与攻击泰戈尔的创作。泰戈尔奋笔疾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和论文。在《艺术家的宗教》中，他说：“在我的诗律、词汇和思想中，我追求天真未凿的想象力的奇思妙想，从而招致有学问的批评家的严厉批评和智者们的哄然大笑。”在《文学的革新》一文中，他严厉斥责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病态形式：“当文学为了一鸣惊人而扯破嗓子，脸红脖子粗，额上青筋暴突和使出浑身解数提出独创性时，可以认为它已到寿终正寝的阶段了。那儿清除了水，淤泥就成为基础。有些人说，在享乐河流里划船完全是一个因袭习惯，现代想象是淤泥的疯狂，其中需要船夫，这是毁灭的现实性。破坏语言结构，使意义变为无意义。”稍晚发表的《现代诗歌》中，泰戈尔对于现代派作家所追求的真实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在上次世界大战里人类有着那么沉痛的体验，那么残酷的经验，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所累积和流传的文化和文明受到打击而毁灭。人类无忧无虑的、充分信赖的社会环境眼巴巴看着被破坏殆尽。当看到自己所依存的光辉和幸福传统被毁灭，现代人就把迄今为止的非凡财富说成是衰弱和心灵欺骗的诡计，好像只有对它们的轻蔑，才有强烈的快感。如今，人把世界的死气沉沉看成是真实。”他还专门论及艾略特的一首诗，诗的大意是：老婆子归天了，他是名门望族之女。根据惯例，家庭的所有灯光都熄灭了。搬运死尸的人到达，根据惯例，开始安排后事。这时，家庭厨师坐在饭厅桌子旁边，把保姆搂在怀里。泰戈尔认为：“这件事是真实的、可信的、无可怀疑的，但是旧时代的高傲的人们心里不免要产生这个问题：‘难道这样就使人称心如意了吗？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什么？谁会去读它？’……使用简陋的东西，这仅仅为了证明他们不迷恋于最精美的东西。但其结果是他们对待不精美的东西的态度更加坚定。在诗歌里如果也照此办理的话，那么将把对纯洁抱有兴趣的人置于何地？”

泰戈尔不仅在理论层面对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同样举起了捍卫民族文学传统的大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印度一批青年作家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些作家便开始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爱情题材的作品中往往热衷于描写赤裸裸的色情及婚姻以外的两性关系，大量充斥外部情欲行为的描写。针对于此，泰戈尔发表了晚年的代表作小说《最后的诗篇》，他在作品中所突出的是追求超验爱情的精神境界之美，它不断地推动人超越自身，使其冲决一切障碍去实现自身的目标。从外在的生存环境方面看，相爱的男女双方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受制于各种既成的传统和习俗；但在内在的精神层面，他们往往超越男女之间的本能欲望，将对方偶像化和理想化。这样的爱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而是基于理智和意志，尊重、友谊、好感、赞赏、敬慕、陶醉、眷恋、自我牺牲、纯洁、细腻等情感主宰着肉体的接近，主宰着本能的生理欲望。这种微妙的精神体验与人类精神生活的审美密切相关，在审美领域中灵与肉的对立被弥合了，灵与肉的价值取得了完美的和谐。正因为人的这种本性才促使人渴望解脱和永生，作品在对精神分析进行批判的同时，也阐释了作家的宗教观与爱情观：只有通过有限的现象美而把握了无限的精神美才是对爱情真理的把握。在诗歌方面，泰戈尔也不遗余力的对爱情进行了描绘和赞美。《园丁集》中的诗歌洋溢着青春动人的气息，闪耀着爱情的绚丽色彩。例如其中第八首诗写的是少女对爱的渴望，她在急切的等待着盼望已久的年轻的恋人，表现了印度少女对爱情火一般的热烈追求，但她终于因为害羞，不好意思说出口。诗歌中既无道学家的矫作，也无纵欲者的猥亵，字里行间洋溢着泰戈尔对爱情的赞美，对女性特有的尊重和爱，同样也表现了作家对美的追求。

二

任何一种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发展都不可能只是文学规律自发演变的结果，它必然会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时代潮流、特定的文化机缘相联系。尽管泰戈尔的文学观与现代主义的观念大相径庭，但它们毕竟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两者表面上的巨大反差实则统一于现代主义精神。

现代社会，人们忙于奔波在工业文明的历史洪流中。物质文明征服世界，科技主义浸透文化，唯利是图深入人心，工具理性登峰造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人”已经丧失了他们作为人的自由、人性和生命价值。面对着一个由纯粹的科技力量所构成的、抽象的、不具人格的世界，人们妄图凭借科学技术去改造自然，导致人性的异化、扭曲。所谓现代主义精神，即指的是泰戈尔与许多西方现代派作家身处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对此表示出的深深忧虑与思索。泰戈尔虽为东方作家，但他对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在《论文学》中说：“今天世界的文明，击着掌，使显示诉讼业兴盛的整个大地颤抖不已，使工厂的烟囱成为高耸入云的柱子，冒出浓烟污染了光洁明亮的庭院。从纽约到东京，大大小小码头上，粗野的机器用自己过分的噪声使创造的标志、吉祥的声音变得不堪入耳。这股赤裸裸的力量的高傲，想以自己不洁的低卑的权利，掠夺永恒世界的尊严，人类世界当今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耻辱，就在于此。”泰戈尔尖锐的指出，西方社会的物质贪欲和金钱崇拜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的极其严重的破坏。他说：“欧洲一心只想表现自己。它的旗帜上写着一个‘我’字，它的信条是‘强者为王’。它在世界上歌颂身着鲜血染红的衬衫，手执武器的暴力之神，暴力之神的坐骑是无数的商品、机器和物质。”

泰戈尔作为一位人道主义作家，对人性的关注贯穿其始终。在他的现代主义精神中，特别关注人的本质的异化，即人性的沦丧。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将异化表述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感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与他自己也是疏远的。他没有感到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自己行动的主宰。泰戈尔则认为“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里，人看上去只是一个肉体，在市场上按其肉体的价格被卖”。现代人的人性是不完整的，无数人被用做工具，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功利主义，此种情形正是作家所痛心疾首的。针对于此，泰戈尔发表了短篇小说《喀布尔人》，1912年泰戈尔访问英国时，首先使英国文坛轰动的，除了他的英译诗集外，就是这部小说。《喀布尔人》的不胫而走、大受欢迎，除了作品本身独特的结构与高超的艺术特色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作品处处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泰戈尔说：“有些人是如此幸运，他们那颗富有感情的心灵，总是把他们自己的惊奇、慈爱和想象投射到世界的每一事物上去。世界的运动，在他们心灵琴弦上奏出难以数计的曲调，通过这类幸运的人的丰富情感，外部世界才有不同色彩和形态的表露。通过人类情感所组成的世界，与外部世界相比，更吸引人。”因此，作家对他笔下的主人公充满了感情，他用饱蘸浓郁深情的笔描绘了他的人物，以此来对现代主义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和批判。一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与一位富裕的孟加拉作家5岁的小女儿之间的挚爱打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这种以真善美为基础的爱跨越了社会等级的鸿沟。在这篇作品里，泰戈尔把对父女的感情和对穷人的同情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爱与情的力量，缩短了喀布尔和孟加拉之间相隔万里的距离，也消弭了富有作家和贫穷小贩之间悬殊的差距，伟大的爱将他们紧紧维系在一起。无论是喀布尔小贩、孟加拉作家或是小女儿米妮，他们都没有被金钱、物质、等级所迷惑，他们的言谈话语之间，举手投足之间，都在宣扬人性最朴素、最真挚的一面。这样的作品必然会唤起人们心中美好的感情，激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小说《素芭》中，作者把素芭这一哑女的温柔善良的性格、孤苦无依的境遇和丰富美丽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深切动人。在《摩诃摩耶》中，那个表面沉默寡言的摩诃摩耶在内心深处有着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就像正午的太阳那样在静静的燃烧，作家不仅再现了女主人公的美，更表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而身处于西方文明的作家们，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在物质生活逐渐优越而精神面貌每况愈下时，开始怀疑这个人间天堂的真实性。直至尼采发出石破天惊的一语“上帝死了！一切价值都要进行重估”。人们恍然大悟，被一种人和世界的分离和人心理内部的分裂的恐惧与迷茫所笼罩。卡夫卡的《变形记》、奥尼尔的《毛猿》等作品都表现了这种人的异化。卡夫卡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件、物品，而不像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泰戈尔与现代主义作家都有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感以及深深的思索，他们都一样强调了人的价值、人性的价值，只是他们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三

由于特定的文化渊源和个人的气质禀赋，泰戈尔虽与现代主义作家在“现代主义精神”上有相通相契合之处，但却采用了和其截然不同的文学表现手法。作为一位东方作家，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独特性有其特定的渊源。

首先，家庭环境的熏陶是影响泰戈尔最为重要的因素。泰戈尔出生于一个婆罗门种姓的家庭，这是一个富于艺术性、思想进步的成长氛围，家里经常举行诗会和宗教仪式等。泰戈尔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姐妹都是当时非常有名望的、进步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慈善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泰戈尔从小就接触了大量的宗教、哲学著作，这对他日后的思想的形成与成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他的文艺美学。泰戈尔的哲学思想来源于印度教的传统，主要是《奥义书》和中世纪的有神论宗教运动。此外，他还特别欣赏毗湿奴虔诚派诗歌，并积极地从这些诗歌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世界观的核心是“梵我合一”，梵是宇宙间最高的神，能支配一切。然而，不同于西方所崇拜的僵化的、至高无上的偶像，梵是活生生的、具有感情的客观实在，它存在于大自然和万物之间。正如诗人在《吉檀迦利》中说的：“他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我们同在。”每个人只要精心修炼都可以成为梵，达到梵我一如的境界。在这种哲学观念的支配下，泰戈尔在面对工业物质文明的侵蚀时，自然产生了和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们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要通过文学作品教导印度人民积极生活，不要走消极遁世的道路；他要人们积极地对神膜拜和服务，而不是绝望、等待。

第三，泰戈尔的文学创作时期跨度很长，长期的文学实践已使他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诗学体系。他的艺术观决定了他采用不同于西方现代派作家的表现手段。他反对理智，主张情感，认为文艺是人的剩余情感的发泄，科学是人的剩余知识的发泄，二者是不能相混淆的。他以对理想的向往表现对现实的厌恶，以理想的美来对照现实的丑。因此，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变形、扭曲的人性，而更多的是对美好、纯洁的向往与赞美。对真善美的追求，一直是其创作思想及其艺术观的核心。

第四，泰戈尔的创作继承了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印度民间文学传统。他充分利用了印度民族文化和民族资源进行创作，从两大史诗及印度古代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汲取题材。因此在创作上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可以隐约见到古代文学的影子。相比之下，西方现代派作家多为即时即地的取材。

综上所述，泰戈尔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总体上的排斥，也有精神的契合，不可以偏概全，一概而论。

王阳，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