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比较文学

孟昭毅

印度近代最伟大的作家泰戈尔素以思想博大精深、才华卓世超凡著称。他在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宗教等诸多文化领域内的造诣，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在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绵密的历史背景下，以比较文学的视点审视泰戈尔文学研究的探索实践、理论建树和思想意识，不能不作出如下的价值判断：泰戈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为印度比较文学研究开疆扩土的先驱，他对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所作的巨大贡献，足以使之成为饮誉世界的比较文学家。

“世界诗人”的探索与实践

泰戈尔在孟加拉有“世界诗人”之称。他毕生致力于诗歌、戏剧、小说创作60余年，影响远播世界，无愧于这一赞誉。他不仅在创立国际大学的垦拓维艰的奋斗中焕发出“世界诗人”的精神风采，而且在数十篇文学评论中折射出作为“世界诗人”的学贯东西、高瞻周览的睿智目光。在当时印度学界还没有比较文学称谓的情势下，泰戈尔不避流言，在这一领域大胆耕耘，其精神与气度难能可贵。

泰戈尔的许多作品都是用英语和孟加拉语两种语言创作的。他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宗教哲理诗集《吉檀迦利》就是用英语写成。诚如瑞典文学院在他获奖的评语中所说:“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自己的英语词汇，使他诗意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他通过自己的作品使东西方思想得以沟通，从而成为真正的“世界诗人”。其实早在20世纪初，泰戈尔就运用印度古典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综合探讨了许多关于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问题，其中不乏比较文学性质的评论文章，迈开走向“世界诗人”的第一步。他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评论文学，为印度比较文学的创立奠下了尝试性的基石。

泰戈尔于1902年写就的《沙恭达罗》一文，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论文。其中对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和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这两部剧作所进行的比较，已超越了文学比附的肤浅层面，在比较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文学潜在的美学特质。文中论述道：“对比的批评分析不是毫无用处的，若把这两部作品加以对照，那么首先引人注目的不是两者的相似之处，而是它们的不同之点，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两个剧本的思想。”“本文将论述它们在形式上的类似和内容上的差异”，并格外“注意到两者在意境上的巨大差异”。在对两部剧本中戏剧冲突的深刻化，以及剧中女主人公米兰达和沙恭达罗的处境、经历、性格、爱情和女性美等，进行了多层次的比较之后，不仅指出两剧在上述诸方面的迥然不同，并且得出深刻而明确的结论：“在《暴风雨》中，暴力主宰一切；而在《沙恭达罗》中，则是宁静支配一切。在《暴风雨》中胜利靠武力取得，而在《沙恭达罗》中胜利靠善来赢得。《暴风雨》在半途中就突然中止，而《沙恭达罗》达到了完美的境界。米兰达以自己的淳朴使人感到可爱，但这种淳朴出于无知和无经验；沙恭达罗的淳朴则是经历了背信弃义、痛苦、忍受和仁慈的淳朴，她的淳朴，是因经历而变得聪慧的淳朴，是深沉的淳朴，是永久不变的淳朴。”这个结论切中肯棨地点出东西方文化传统中两个显著差异：相比较而言，东方更为强调宁静淡泊与和谐，西方则更侧重于动荡浓烈与冲突。在这样大文化氛围中成熟起来的女性，东方着重表现她们的“善”中之美，而西方则尽力再现她们的“真”中之美。这种观点颇有见地。

1904年，泰戈尔发表的《罗摩衍那》一文也涉足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他比较论述了印度两大史诗和古希腊荷马史诗的异同，认为这些史诗都属于一个时代的集体创作，署名的作者“只不过是标志而已”，并指出东西方史诗产生的相同的民族文学底蕴：“像我国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一样，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是那种情况。它们产生于整个希腊的心脏中，并蛰居于其中。……那些诗句像河流的源泉从各自国家的深渊底部奔突出来，滋润着自己的国家。”泰戈尔还进一步将形成这种相似点的原因置于世界大文化框架内进行考察，并归因于“古代雅利安文明的一股潮流流向欧洲，另一股潮流流向印度。在欧洲的潮流里有两部史诗，在印度潮流里也有两部史诗，它们保持着各自的故事和音乐”。他确信这两种不同风格与内容的史诗是同源的，是产生于同源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同步发展的结果。这种思想无疑直接影响了泰戈尔关于世界文学交流这一课题的诸多设想。他还在文章中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希腊在自己的史诗里是否表现了自己的整个自然，但确定无疑的是，印度在《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里是毫无保留地投入了自己的一切。”其实，“显示出永久的魅力”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一样，同样“毫无保留”地、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史诗赖以产生并得以流传的“整个自然”，包括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是毫无疑义的。泰戈尔之所以如此评价，不无谦逊之意，因为自己“对希腊来说是外国人”，是以荷马史诗为参照物来评价印度史诗的。

在1903年写的《舞台》一文里，泰戈尔以戏剧舞台的各种艺术表现技巧为批评标准，对《沙恭达罗》为代表的印度戏剧和“舶来品”由歌剧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依照英国的模子创作歌剧，这种‘舶来品’的歌剧是一种沉重的东西”，对表演者是一种束缚。在《诗人的传记》一文里，他从英国诗人丁尼生和意大利诗人但丁论起，也谈及印度的瓦尔米基和迦梨陀娑，意在说明诗人的传记和诗人的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1904年，泰戈尔又在《古代文学》一文中，从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相同主题或题材所采取的不同艺术表现手法和素材处理的比较研究中，探索了同一主题在流传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思想内涵，并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刻社会原因。这篇文章为印度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开了先河。论文《历史小说》（1905）在比较分析了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艾凡赫》和印度孟加拉语小说家般吉姆·钱德拉的《妻树》之后，提出了自己对历史小说的独到见解。泰戈尔沿袭印度古典文艺理论中的“情味”说，提出“历史情味”这一具有全新美学内涵的名词，并以此分析了莎士比亚剧本《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颇像目前港台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用某一系统的文学理论分析其他文化传统中文学的阐发研究，而当时这种研究方法尚处于雏形阶段，在印度更无先例。1911年，泰戈尔在《生活的回忆》一书的《英国文学》一文中，从多元宏观的角度，历数了英国传统作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对印度文学的影响。他以类似目前接受美学的观点，评述了印度读者对英国文学传统有选择性地吸收，并指出这种现象是因为“欧洲的社会情况与我们的社会情况有着天壤之别”的缘故。

由此观之，泰戈尔在20世纪初的十年里，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进行了大量具有探讨性的实践，并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觉性。进人2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使这位“世界诗人”进而成为“世界公民”，他积极参与许多政治生活，同时着力于创作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因而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文学的理论性文章大为减少。直至晚年，他才有一些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问世。

1935年，泰戈尔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文学的道路》出版。其中涉及到比较文学研究范畴的论文不少。他在《现实》一文中，以现实性为评论标尺，比较了印度和英国诗人的优劣。他认为迦梨陀娑和般·钱·查特吉值得推崇，而华兹华斯、济慈和雪莱的作品现实性何在，令人产生怀疑。《文学的革新》一文则涉及到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一些问题。他指出当英国在印度发展教育事业时，印度人所熟悉的“那种文学的内容不管有多少异国情调，然而它的理想是属于所有时代的”，即是说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审美对象是可以接受英国文学中的合理内核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尽管荷马史诗的故事情节是希腊的，但它所包含的诗歌创作的理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此，酷爱文学的印度人也从希腊诗歌中汲取了情味。……萨拉特先生所创作的小说是有关孟加拉人的小说，但不能说他的小说纯粹是写孟加拉人的，所以，他的小说不可能有狭隘的民族思想，他小说的普遍的理想在广阔的范围里呼唤着所有人。”泰戈尔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共同情味是其所以能够超越时空给人以享受的关键。这种情味就狭义而言即是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多年以来，我执著地谈论着情味文学的奥秘，人们可以从我各时期的文章里认识它。”他认为：“伟大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前所未有的，或者具有独创性。”在此前提下，文学必须革新，既要创造跨越国界与语言界限的“情味文学”，也要独创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情味文学”。这种文学研究的目光是深邃的，是对“情味”的进一步阐发，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在同一本书的《现代诗歌》一文中，他认为“现代”不是客观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主观上的概念。因而，他不仅以“个人情感的奔放”为衡量诗歌是否“现代”的标志，纵向比较了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的创作，并且通过跨语言界限的横向比较指出同是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诗不同于布里吉斯的诗。他还对李白的五言诗、七言诗《山中问答》、《秋浦歌》(十三)、《夏日山中》、《长干行》等进行了深层分析，其结论是：“与中国诗歌比较，英国诗人的现代诗歌显得不够质朴自然，而且沾有污泥。”原因在于“不管是科学，还是艺术，它的沟通工具只能是客观（冷眼旁观）的心，欧洲在科学里得到了那颗心，但在文学里却没有得到。”由于英国诗未能抓住事物的真实，“他们的心今天是不健康的，摇摆不定的，颠倒错乱的。”泰戈尔针对不同国家的诗人所写的“现代”诗歌中诸多方面的差异，从文心论及人心，使这篇论文具有了较高的比较文学价值。

泰戈尔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国内外不同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了大量的评论，这是他以“世界诗人”和“世界公民”的资格，对比较文学领域进行的大胆实践和理论探索，虽然这种涉足时断时续，轨迹也模模糊糊，处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但是他与比较文学结下的不解之缘却是有目共睹的。

“世界文学”的构想与定位

泰戈尔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始终没有忘记把印度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多维视野中和世界文化的主体坐标中进行。他在许多学术论文中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理论研究文章，不少在形式上并没有把印度文学与某些外国文学进行对应性比较，但实际上却涉及了比较文学的内容。因为他以敏锐的目光扫视着域外文学的同时，又从印度文学传统出发，将其汇通，找到对话的途径，推出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我们不难得出有不少作品可划入比较文学范畴的结论。

泰戈尔将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类团结事业。他曾尝试着把人类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熔于一炉”。他有关“世界文学”的构想，追根溯源，皆出于此。泰戈尔自幼酷爱诗歌。他“既爱好迦梨陀娑、胜天和其他毗湿奴教派诗人的作品，也爱好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济慈和布朗宁的作品。”如此广博的文学视野对他影响很大，对他日后构想“世界文学”有启蒙作用。他还“通过英语，坚持通读了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著作”。查询他当时为《婆罗蒂》杂志撰写的文章题目，即可发现其中不少是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如《撒克逊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但丁和他的诗》《歌德》等。他十八九岁时，随其兄前往英国学习，发表于《婆罗蒂》上的书信表明，“他对生活在西方和印度两种社会里的妇女地位作了比较，并力图指出，同样的女性，在一个社会里是力量的源泉，而在另一个社会里则是软弱的象征。”这可能是他接触西方文化以后，最早得出的带有比较性的结论。评论家们普遍认为，“有三种主要文学影响着罗宾德拉纳特诗歌创作的发展，它们是梵文古典文学，中世纪毗湿奴虔诚诗歌和西方文学……这三股不同的文学潮流汇合在一起，在罗宾德拉纳特的诗里形成了一个神圣的汇合处。”正是因为三股文学潮流“汇合处”的湍急嘈汇的优秀水质，才培育出泰戈尔渴望“世界文学”的理想之花，在使他成名的那些诗歌中，就已依稀可辨他构筑“世界文学”框架的努力。

在泰戈尔25岁时发表的重要诗集《刚与柔》中，就有英国诗人雪莱、勃朗宁夫人、史文朋、胡德，法国作家雨果和一位不知名的日本诗人等许多作家作品的译文。他不仅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而且眼界豁然开朗，认识到在魅力无穷的印度文学王国之外，还有另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学大世界。1889年，他写出深受莎士比亚戏剧结构影响的剧作《国王与王后》。许多评论家都指出，他以后几年写成的《秋天节日》《忏悔》《暗室王》等戏剧中的格调，是从西方戏剧，尤其是英国戏剧中借鉴来的。我国精通孟加拉语和泰戈尔文学的专家石真先生曾指出：“泰翁对我们的古典诗歌是十分称赞的，诗人虽然不懂汉语，但是他读了不少英语翻译的屈原、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篇，并且时常在著作和讲话里征引”。作为世界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英国文学，他很熟悉；对德国和美国文学，他也不乏了解；至于东方的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他也很喜爱。这些文学的影响，加速了他探求世界文学的步伐，帮助他完成了世界文学的构想，最终使他能够自由驰骋于世界文学的广阔天地。

泰戈尔在大量探索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在自己对于“世界文学”有切身感受和深刻理解的前提下，厚积薄发，从大量感情认识抉剔出有关“世界文学”的理论性真谛，自觉、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世界文学”，即有关“比较文学”的理论。

1907年，他发表了令比较文学家也为之赞叹的论文《世界文学》。文中异常明确地宣称：“本文所评论的内容，在英语中称为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印度语叫‘世界文学’”。泰戈尔对为什么会出现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问题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认为，人类有超越时空界限的共同心态，这就是人性。“在整个人类里，完整地获得自己的人性是人类心灵的天生属性，人在其中得到了真正的快乐。”人性之所以光彩照人、令人目眩并为人所动，是因为它在以完美至善的形式有力地表现着自己。泰戈尔进一步阐明人在两种潮流中表现着自己，其一即“人的文学”。因为只有在文学里，“自我表现对人来说不存在任何障碍”，因而自然而然地“人就在自己需要的世界旁边，建立起一个超脱需要的文学世界”。由于时间的过滤，文学世界中缺乏生命的东西渐渐被淘汰了。唯有那些“所有的人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东西，方能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人身上立于不败之地”。经过历史长河筛选而存留下来的精品，才能够成为一切民族和一切人的精神财富，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学世界。其中所传达的则是人相通的情感，探索的是人共同的创作规律。如此这般，“文学确立起关于人的本性和人的表达的一个永恒的理想。……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理想来研究文学，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整个人类的思想智慧”。这就是泰戈尔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他还为“世界文学”作了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全人类犹同世上的泥瓦匠，他们在建造文学神庙，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作家则是他们的帮工。”这里所说的“文学神庙”自然指的是“世界文学”。人们在这个文学世界中创造着，“在这无穷无尽的创造的尽头，存在着一个终极的理想”，即“世界文学”所要探讨的普遍的规律性问题。在全文的最后，泰戈尔进一步指出，对于“世界文学”的研究虽属初创时期，但必须明确：“我们的目的是，去掉那些无知的狭隘，从世界文学中观察世界的人。我们要在每一位作家的作品里看到整体，要在这种整体里看到整个人类为表现自己所作的努力，现在是立下这样的决心的时候了。”在这篇文章中，泰戈尔不仅相当明确地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而且详尽地阐释了“世界文学”产生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未来前景。它不仅是对印度比较文学产生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也是对当时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比较文学理论界的一种补充，因为它是东方比较文学理论的足音。

继而，泰戈尔又在《美和文学》一文中，定向性地阐发了“世界文学”的构想。他将“世界文学”中的普遍性问题，上升到美学高度来进行分析。认为从“世界文学”看出，“学会整体去观察美，是美感的最终目的。”文学中的许多规律性问题，只有以高屋建瓴之势给予观察、审视之后，才能真正发现它的价值。而“在整个世界里对美的欣赏的这种描述，通过快感把握美的历史，在人类的文学里被完美地保存着。”文学中的美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是“世界文学”赖以存在的根基和它作为一种理论的内核。人类正是通过美感在享受和创造着文学世界，“我们的快乐通过美感将扩展到整个世界”，这是人性在文学中表现它所要达到的一种目标。反之，“世界文学”则通过美感才能达到认识人性的目的。而每一个“世界文学的读者，漫步在文学这条康庄大道上，了解和感受到整个人类心灵在追求什么，获得了什么以及真实如何在美和善中体现等等，并以此得到满足”。泰戈尔对比较文学研究中美的本质的认识，足以使当代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者望其项背。

泰戈尔不仅进行了大量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并且对比较文学理论的探讨也有建树，他于1908年在加尔各答市的高等学府里公开创设了题为“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讲座。美国比较文学专家李达三先生认为泰戈尔“像他的前辈歌德，有着‘世界文学’观的论调。”泰戈尔认为，“凡只知道一种文学的人，根本算不得是知道文学。”只有“传播与英国相异的西方文学知识”，比较文学的实现才成为可能。因为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若无参照物便不可能进行，而只有一个参照系，那种比较也必然流于狭隘与肤浅。如果比较既没有在广阔的文化历史关联的背景下进行，也没有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文学现象进行比较性的美学评估，那么这种比较难以有理论深度并难以得出可靠性的结论，它不能称为比较文学的比较。

泰戈尔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由初时的构想，到最后形成定势，经历了数十年的漫长岁月。1914年5月，他在写给外国作家塔斯杰·穆尔的信中，重申并提高了自己对于“世界文学”的认识：“任何国家的文学不主要是为本国享用，它的价值在于它对外国来说也是十分必需的。我认为，西方通过《圣经》的媒介，幸运地获得了吸收东方精神的机会。……西方文学对我们来说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他在信中接着指出，东西方任何文学作品中的纯艺术因素都会被互相弃绝，“然而那些崇高的人性和非凡的真理，能够容易地到达遥远的国度和跨越时代。”他提倡的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终极目标就是要通过文学比较，探寻出人类的共同人性和真理，只有它们才是超越时空的。泰戈尔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构想在这里奠下最后一块基石，并以一种理论定位的方式引导着国内外的比较文学家从这里登堂入室，踏上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更高台阶。

“世界意识”的启悟与升华

泰戈尔与世界文学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他积极倡导的东西方之间要紧密合作的精神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体现。评论家普遍认为，泰戈尔的理性是由整个世界文明培育成熟的，他的成就奠基于东西方文人学者的友谊之上，因而在他的思想深处潜藏着“世界意识”，并始终贯穿他文学研究的全过程。这种“世界意识”由朦胧生发到根深蒂固的发展，是他与比较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根源。

泰戈尔一向主张民族间的文化要相互交流，东西方二者不可偏废。这种“世界意识”很早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动，因为“罗宾德拉那特就诞生在这种东方和西方的精神文明的气氛中，并在那间喧闹的、永远挤满那些不断地唱歌，写诗，讨论神学、哲学和文学问题的人们的乔拉圣科的小屋里度过了他的童年。”1878年，青年时代的泰戈尔第一次去英国伦敦求学，请了一位教师教拉丁文。这位平日沉溺于理论研究的教师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总会在整个世界的不同人类社会里反映出来，不管这些不同的社会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外部联系。”泰戈尔在日后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今天我不能不相信它。我坚信，人类的思想是通过一种深奥的媒介联系着的，社会的某一方面的变革会影响到另一方面。”可见从那个时期开始，人类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世界意识”，就已深深植根于泰戈尔的理性，这块东西方文化杂糅的沃土之中了。

泰戈尔筹建国际大学时，正值他的“世界文学”的理论逐渐形成定势的过渡时期，也是他的“世界意识”主导他行动的重要时节。1898年，他想在父亲早年买下的名为圣蒂尼克坦（意为“和平之乡”）创办一所小型的实验学校，以收容不同种姓的儿童入学。这一设想就是从他的“世界意识”中最先派生出来的。1902年，他又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呼吁，印度既不是印度教的，也不是穆斯林的，更不是英国人的，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应该汇集在团结的旗帜下。这种思想又于1912年反映在泰戈尔作词并谱曲的印度国歌中。歌词欢呼要用“爱的花环”把东西方的人们编织在一起。即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泰戈尔丝毫没有懈怠要在圣蒂尼克坦建立一个在世界各国间传播信任与友谊，交流思想文化的学术机构的努力。就这样，泰戈尔的“世界意识”由启悟到升华，最后成为现实。圣蒂尼克坦的实验学校最后终于发展成一所世界性大学——国际大学。

泰戈尔这种“世界意识”不仅反映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而且以一定的审美价值取向表现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在他的“世界文学”的理论逐渐形成时写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戈拉》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集《吉檀迦利》里。

1906年至1909年在杂志上连载的小说《戈拉》，除却热爱祖国的鲜明主题而外，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就是不同种姓、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应该消除隔阂，相互交流文化与思想。小说主人公戈拉的思想转变，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一主旨，表达了作者正确的思想倾向和宗教观，是作者深层意识的一种自然浮现。因此，印度评论家说：“他的小说表现了人类的伟大，这一点不仅跨过了地区界限，也超越了国界。”泰戈尔50岁那年，即1911年，将自己的一些诗编纂成集《吉檀迦利》。其第三十五首诗里写道：“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如何才能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泰戈尔基于自己的“世界意识”认为，“广泛地展开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建立彼比之间的了解，使所有的人都重视‘人的价值’，来完成一种‘世界文化’，那么人类就可以逐渐进入‘自由的天国’。”在他的想象中，“自由的天国”是天堂，那么在他的实践中，国际大学即是通向“天国”的金桥，他的“世界意识”最后得到升华。

在泰戈尔的其他作品里也不难发现这种“世界意识”的蛛丝马迹。这里不一一列举了。统观泰戈尔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显而易见，他是以“世界诗人”“世界公民”的资格，在“世界意识”的支配下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他从多维视野的角度努力探寻印度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多层次联系，从实践到理论都进行了大胆尝试，经历了成为比较文学学者的必由之路。泰戈尔在当时这一新兴学科的求索中几乎寄托了自己全部的精神生活，令比较文学研究者感奋。

原载于《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

孟昭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