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传记研究

——泰戈尔传记研究

刘曙雄

作为20世纪初曾在东西方引起过轰动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文学批评的焦点之一，有关他的传记材料和研究专著十分丰富。

从1923年至今，不包括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已经逾20部。在80余年的时间里，在数量上，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再到大量涌现的变化过程；在创作上，也逐渐从初期的以译介国外作品为主过渡到以独立编著和写作为主。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作者一直局限于已有的资料，缺乏传记作者应有的探索和追求精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目前中文泰戈尔传记作品大部分雷同，或互为参考的参考书目，甚至某些作品大致相同的章节设计中窥见一二。其中更有一些作品是目前国内传记作品热催生出来的“急就”式产物，传记中的史料不但有拼凑之嫌，有时还会以讹传讹，例如把对泰戈尔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五嫂写成三嫂，把泰戈尔与爱娜（有的书中写成安娜）的感情断定为初恋。此外，丰富的史料为好的传记提供充分的材料，但是并非所有的材料都值得作为传记事实写进传记作品。只有那些对传主的个性具有界定作用的事实才能作为有价值的材料被合理运用。“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必须有能力组织材料，并能在面对大量真实可信的信息时保持呈现给读者的画面的整体性。”因此，对已有材料进行有机的整合才能更好地展现具有个性的泰戈尔。这要求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的作者不但对于想要表现一个怎样的泰戈尔有明确系统的思考，而且必须在大量的事实中具有独到的眼光，使作品能让读者感受到，而不是告诉读者泰戈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大多可以做到充分利用已有的材料来充实自身内容，其中既有对泰戈尔自传《我的童年》《回忆录》倚重，也有对一些能够反映泰戈尔性格的“轶事”的分析。但大部分泰戈尔中文传记作品一方面呈现的大都是基本相同的细节和故事，甚至连叙述方式都十分相近；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对泰戈尔产生了重大影响与真正能体现他性格特点的“小事”或一笔带过、或视而不见。如大多数作品都会提到在加尔各答的某个清晨泰戈尔获得的彻悟与《瀑布的觉醒》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彻悟也并非完全凭空而来。在《我的回忆》中，泰戈尔写道，那个早晨之前的某个黄昏，他获得了一种伴随了他一生的不同寻常的敏锐观察力：“自我既然已经退居幕后，我就可以看到世界的真面目。它没有一丝平凡琐屑的痕迹，它充满了美与欢乐。”这次的经历既为泰戈尔打开了一扇新的观察世界的大门，也为他迎接随后而来的彻悟做好了准备。那么这种彻悟究竟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除了《瀑布的觉醒》，泰戈尔还曾在《我的回忆》中提到那之后他见到一个自己以前并不喜欢的怪人，“在我眼中，他的怪诞和愚蠢的披风依然飘落了……我的心里洋溢着无边喜悦……”由以上泰戈尔自己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件事与他的彻悟其实是一个有机连续的整体，它们可以更充分、更生动地说明那次彻悟的含义以及它对泰戈尔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在几乎所有中文泰戈尔传记中它们都找不到自己本该有的位置。又比如，在《泰戈尔传》（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著，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年）里记录了一件关于泰戈尔如何处理被蝎子蜇过的剧痛的小事，这件事生动地反映了他沉静内省、关注内在世界以及在对无限的渴望中忘我的性格特点，然而除了在《泰戈尔》（宫静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中可以见到对这件极具传记事实价值的“轶事”有类似描述的阐述之外，在其他中文泰戈尔传记作品中它都被忽略了。

在国际上，“广泛的国际影响引起了全球性的研究者的兴趣。全世界关于泰戈尔的论著，仅传记就达200多种”。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有关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仅英文著作就至少有35种，在英国和印度以英语和孟加拉语双语同步出版的泰戈尔传记至少有两种，而在印度及孟加拉国国内，以泰戈尔的母语孟加拉语创作和出版的泰戈尔传记作品更是十分丰富。对于进一步了解泰戈尔、了解泰戈尔自己对于传记的看法，乃至更深入地了解泰戈尔对于自身的看法，孟加拉语和英语传记文学作品都是不可缺少的信息来源。下面，我们将就孟加拉语和英语的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进行一次有益的讨论，讨论将侧重于泰戈尔的传记观，包括自传和他传，讨论的关键词是“真实”“事实”和“真理”。列入本次讨论范围的作品，主要包括以下几部（以本文将要论及的顺序排列）：

1.《回忆录》（Jivan Smriti,My Reminiscences），R.泰戈尔著，孟加拉语，自传，初版1912年；

2.《我的童年》（Chhele Bela,My Childhood），R.泰戈尔著，孟加拉语，自传，初版1940年；

3.《关于我自己》（ātmaparichay,Of Myself），R.泰戈尔著，孟加拉语，自传，初版1943年；

4.《罗宾得罗纳特·泰戈尔：作品中，我的生活》（Rabindranath Taogre:My Life in My Words），乌玛·达斯·古普多（Uma Das Gupta）著，英语，他传，初版2006年；

5.《罗宾德罗传记（4卷本）》（Rabindra Jiboni（4vol.）），博罗帕德·古马尔·穆克巴塔耶（Prābhāt Kumār Mukhopadhayāy）著，孟加拉语，他传，初版1933年；

6.《罗宾德罗传记》（Rabindra Jibon Kathā），博罗善多·古马尔·巴尔（Prashānta Kumār Pāl）著，孟加拉语，他传，初版1982年；

7.《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传记》（Rabindranath Tagore:ABioraphy），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Kripalani Krishna）著，英语，他传，初版1962年；

8.《思想丰富的人》（Rabindranath Tagore:The Myriad-minded Man），杜铎·克里希纳、安德鲁·罗宾逊（Dutta,Krishna&Andrew Robinson）著；英语，他传，初版1995年。

在这8部作品中，除了《回忆录》《我的童年》以及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所著的《罗宾得罗纳特·泰戈尔传记》已有中文译本之外，其余5部均尚未被翻译成中文。之所以选择这8部作品，是因为通过对泰戈尔自传的讨论，我们可以了解泰戈尔对于传记的观点，同时，他对于传记的观点又与他对于自身作为一个诗人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所选的两部孟加拉语泰戈尔他传文学作品，可称得上是孟加拉语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的代表，尤其是博罗善多·古马尔·巴尔的《罗宾德罗传记》，在史料的翔实和丰富方面早已得到了泰戈尔学者们的一致公认。而在英语他传方面，克里希那·克里拉巴尼的《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传记》也是一本公认的优秀之作，自问世以来已再版数次，而《罗宾得罗纳特·泰戈尔：作品中，我的生活》与《思想丰富的人》则是近年来问世的英文泰戈尔他传文学作品，从它们我们可以管窥近年来英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之一斑。

一、从自传作品看泰戈尔的传记观

泰戈尔并没有对他的传记观做过专门的阐释，但从他对其他人的传记的评价以及他在自传中提及的对于时间、记忆的看法，我们仍可看出泰戈尔对传记是否能如实地反映传主，尤其是作为诗人的传主的内在真实并不持肯定的态度。在评论诗人丁尼生的儿子为丁尼生写作的传记时，泰戈尔曾写道，“这可能是丁尼生的生活传记，而不是诗人丁尼生的生活传记”“诗人丁尼生的传记多少也能编写一些，但它不是依赖于实际生活，而是依赖于诗人生活。不依赖想象的帮助，它不可能被创作出来。”一本拥有丰富资料的传记必然不是一本真正的“诗人的传记”，泰戈尔在他的一生中经常重复这一关于诗人的传记的观点。当被要求写作一部他的自传时，他就曾说过：“……写作自传的特殊天赋属于特殊的人，而不是我。……因此我忽略关于我的生活的记录，将仅简单地描述我的生活是怎样通过诗歌获得了表达。”当博罗帕德·古玛尔·穆克巴塔耶创作了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即《罗宾德罗传记》），泰戈尔甚至说，这更像是一本“德瓦尔格纳特王子的孙子，而非‘诗人罗宾德罗纳特’的传记”。

然而颇为矛盾的是，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泰戈尔也不得不写自己的自传。泰戈尔共创作了三部自传作品，它们分别是《回忆录》《我的童年》和《关于我自己》。这三部作品最初都是用孟加拉语写成并出版，后来又都分别被翻译成英语出版。

他的第一部自传是《回忆录》。它是泰戈尔对自己到30岁左右，他作为诗人的自我是如何出现或曰如何“形成”这一过程所做的一个注解。在这部作品中，泰戈尔并没有着重去叙述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他对丁尼生传记的评价相一致，他在《回忆录》的开篇就表明，在他看来“生活的记忆不是生活的历史”“从记忆的仓库里去收集正确的历史这种尝试是没有结果的”。泰戈尔认为他在这部作品中只是将记忆中的材料有选择的筛选出来，用以作为文学的材料，因此他甚至在作品中提醒读者不要将它当成是一部自传。被经常与《回忆录》相提并论的，是泰戈尔的另一部自传《我的童年》。这部作品创作于他的暮年，作品的内容却只限于他的孩童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部“应要求”而作的作品，是为了他的在圣地尼克坦的学校的年幼的学生们而作，因此这部作品的文风简单、自然、流畅，意在为当时缺乏适当读物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有益而又有趣的读本。以上两部作品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并早已为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所熟知。与它们形成对比的是《关于我自己》，由于没有中文译本，这本著作受到中文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远远不够。这部作品最初于泰戈尔逝世后在1943年出版，它实际上是一本合集，里面收录了泰戈尔在各个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创作的关于他自己的6篇文章，其中最早的一篇作于1904~1905年，最晚的一篇作于1940年，也就是他逝世前夕，可见这些文章时间跨度非常大，可以说涵盖了他的后半生。通观这本著作，可以说它是一种不同类别的自传，在所有的篇章中泰戈尔的日常生活都是缺席的，作者的笔墨和着重点始终集中于内在精神和思想的阐述，透露着很强的目的性。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泰戈尔的《关于我自己》是他传、自传与圣徒传之外的，一种不同种类的传记。或者，它是泰戈尔曾暗示过的一部真正的“诗人的传记”，这些纵跨了近40年，看似“碎片”的文章，没有关于泰戈尔的生活琐事的信息，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追寻诗人诗歌思想和哲学思想发展的线索。在所有的方面，泰戈尔都总是习惯于将“事实（facts）”与“真理（truth）”区分开。他强调“真理”，而远离“事实”，他认为事实在本质上是一些碎片，它们的总和也无法确证生命中的真理，而真理本身就是“全部”。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关于我自己》是目的论的，泰戈尔关于他自己个人的神（生命之神）的观念在这里得到了揭示。泰戈尔一直认为，他的生命如同一个花环一样是由他的这位神织就的。因此他试图使他的生活客观化，这是为人熟知的他的一种看待自身生活中事物的思维模式。似乎“他没有做任何事”，但“每一件事都已经完成了”。从这一点上来说，《关于我自己》又不是目的论的，而应该被看成是他的生命观中的要点提炼。或者可以这样认为，泰戈尔在这部作品中，对他心目中“诗人传记”的创作进行了尝试，然而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似乎没有哪一部泰戈尔的他传有可能遵循他的这一创作方向。

在这三部自传之外，还需要提到一部不是自传的“自传”——《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作品中，我的生活》。称其为“自传”是因为从这部传记的书名来看，这似乎是一部自传；但说它不是自传，是因为该书实际上是由乌玛·达斯·古普多选编而成。编者自己在前言中曾说到，该书责任编辑的原意是想让她写作一本泰戈尔的自传，然而在她看来，创作一本别人的自传是件让人畏惧的工作，同时泰戈尔自己对现实生活中具体时间的忽视也使得这件工作更加困难。因此，她选择了选编这样一本关于泰戈尔的“自传”作品，书中涉及的很大一部分材料来自于泰戈尔自己用英文写作的散文和信件，较少引用诗歌，同时还有一小部分资料来自于泰戈尔的孟加拉语作品，由编者自己翻译而成。古普多将全书分为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我的生活”，是以时间为序、以泰戈尔生命中的主要事件为基础编纂而成；第二部分为“我的思想”，关于这一部分的选编，编者自称“对其思想主题的选择以贴近他（泰戈尔）的心为基础”。虽然这部“自传”仍然免不了以时间为顺序来追叙泰戈尔生活的历史，但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它在第二部分的编排与泰戈尔关于“诗人的传记”的观点，是有相近之处的。

通过这三部自传以及一部看似自传的他传的论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诗人的传记”，泰戈尔强调的是要表现“诗人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往往与诗人的日常生活是具有一定距离的。在《回忆录》开篇，他就明确提出生活的回忆不等于生活的历史，在他进行自传写作的时候，他是将他的记忆作为文学材料提供出来。这或许可以为我们解释，为什么对于他传作者来说，在生活细节这一点上，泰戈尔本人并不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对于泰戈尔来说，生活的细节与他作为诗人的自我并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泰戈尔自己并不关心和在意这些细节。相对于一直流动、从不间断的生活之流、记忆（泰戈尔将之称为图画）是一个一个的片断，是一种碎片，他的记忆就是这些图画的拼贴，他在这些拼贴起来的片断或曰碎片中辨认出自己作为“诗人”的形象。日常生活中的诗人并不是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隐藏在文字与其他艺术表达形式的背后，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

二、他传：在事实与真理之间寻找真实

在简析过他的自传之后，我们将以泰戈尔对于“诗人的传记”的观点为参照，来对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写作并出版的几部泰戈尔他传进行一些分析和评论。首先来看的是用孟加拉语创作的传记。

前文提到的博罗帕德·古玛尔·穆克巴塔耶，后来成为国际大学的一名图书管理员，他是泰戈尔传记的先锋。菩塔代沃·巴苏（Buddhadev Bose）——后来的孟加拉文学领军人物，曾写到博罗帕德·古玛尔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但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揭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泰戈尔，他也无法忘记那时泰戈尔作为偶像的形象。然而值得肯定的是，尽管泰戈尔自己并不满意，但博罗帕德的这部作品仍是在试图探寻“诗人的真实”方面做出的有益尝试，他在他的《罗宾德罗传记（4卷本）》中试图沿着泰戈尔生活情境变化的轨迹建构一位诗人的生命发展。

很长时间之后，博罗善多·古玛尔·巴尔注意到在博罗帕德·古玛尔的作品中存在一些前后不一之处。据博罗善多·古玛尔·巴尔说，许多事件如果参考泰戈尔自己的话来看，甚至连信息都有误。这意味着，正如本文曾提到过的，对于撰写一本关于泰戈尔的现代式的资料性传记来说，泰戈尔自己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在传记资料方面，巴尔的做法是惯于通过资料间的相互参考比照来修正信息，他希望根据这些经过了考证的资料写成一部资料最为丰富的泰戈尔传记。经过10年的不断努力，巴尔于1982年出版了他的大作《罗宾传记》，至今已有9卷出版，但还只涉及到泰戈尔生活的前55年。不幸的是，博罗善多·古玛尔现在沉疴在身。我们无法预知这部最为可靠的传记的将来。现在，这部作品已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被当做撰写现代传记的模本。巴尔主要强调对比参照来自泰戈尔的同事、书信、报纸以及关于泰戈尔的地主身份的官方资料等多方的信息。幸运的是有充足的与泰戈尔有关的书面记录。巴尔试图将这些素材客观化。例如（本文谨在此引用一个事例来说明他的行事风格）《瀑布的觉醒》是泰戈尔十分重要的一首诗歌，因为从此开始他从自我的黑暗的包围和第一次青春期的苦恼中来到了宇宙的欢乐之光中。一个明媚的早晨，当泰戈尔漫步在他哥哥租来的位于加尔各答浴苏达尔大街房子的屋顶上时，年轻的泰戈尔见到了“神”并觉醒了。这首诗是降临在他身上的一道光芒，也是那种独特的情感的自发的显现。泰戈尔在那之后，甚至在他真正成熟了之后曾多次回忆了那一天。那件事无疑是发生在孟历1289年，但究竟是在哪个月呢？

博罗帕德·古玛尔写到那是在阿斯拉月（仲秋），诗人经历了那次“神显”。然而博罗善多·古玛尔反驳了他，并写到那应当是发生在夏天（早于秋天）的事情，因为泰戈尔家族的现金账簿暗示了泰戈尔的哥哥（乔迪德罗纳特）在那年的秋天之前已经离开了那所租来的宅子。在秋天没有租房费用的记录！

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他的著作由于成千上万的参考资料而显得珍贵，一个人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读完其中的哪怕一册。然而如果说它对于一位泰戈尔研究学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同时，如果泰戈尔在他的有生之年读到这部书，也许他并不会高兴！巴尔的著作在审美方面造诣平平，对实际的泰戈尔研究却十分珍贵，其中密集地包含了几乎是每一天的所作所为，因而强调“诗人传记”应当表现诗人的真实的泰戈尔，未必会对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感到由衷的满意。

在这两部孟加拉语作品之后，现在本文将讨论两部英语的泰戈尔传记作品。这里我们将主要关注两部英文的“完整”的传记。一部是由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创作的《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传记》，另一部是由克里希纳·杜铎和安德鲁·罗宾逊合著的《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思想丰富的人》。

克里巴拉尼的著作在其明晰的散文风格和具有审美感的体系结构方面无可匹敌。克里巴拉尼（他是泰戈尔的孙女婿）以泰戈尔文学进程的演化为着眼点，划分了章节，并配以恰当的标题。全书并不是由泰戈尔生活的日常材料组成，甚至在获得诺贝尔奖（1913）前后泰戈尔在欧洲旅游期间所发生的事在书中也十分简短，为了维持他的结构，克里拉巴尼有时不得不忽略时间的自然顺序。也许，他受到了莫希德·钱德拉·森（Mohit Chandra Sen，泰戈尔孟加拉语诗歌早期诗集的编辑）与博罗帕德·古玛尔·穆克巴塔耶的影响。这种方法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之外，延伸进入泰戈尔的“诗人的自我”。这也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时期里，泰戈尔与罗森斯坦的冷淡的关系在克里拉巴尼的书中彻底被忽略了。因此，以泰戈尔自己的传记观来看，克里巴拉尼的这部作品可算是英语他传中与“诗人的真实”较为相符的一部作品。

杜铎和罗宾逊合著的《思想丰富的人》的价值在于足以使人了解诗人数次欧洲和美国之行的细节，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泰戈尔的一种来自西方的观点。“思想丰富的人”于1940年首次被牛津大学使用，其时他们代表学校授予泰戈尔荣誉文学博士头衔。杜铎和罗宾逊（美国）将这个短语与诗人的多方面的天赋结合了起来。作者在前言中阐明了他们的观点：“一部泰戈尔的传记必须考虑到泰戈尔的声誉和由此衍生的各方各面……我们关注的根本是人，而不是全部作品。”因此，它似乎是一次努力接近“诗人的真实”的尝试。作为读者，我们应当对作者的艰苦劳动持有谢意。然而坦白地说，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论往往是不完善的，有时甚至在一些语句中存在着“直线结论”的情况，甚至有时某些方面的结论来自于一种错误的预设。这便使得这次努力的尝试最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期的效果。

一些批评家常会犯的大错在于采用一些明显与泰戈尔生活有偏差的“事实”，并使用这些材料组成一个与之相称的“故事”，卢卡斯（Lukācs）不能理解泰戈尔爱国主义观的要点。在得出一个结论之前，一位批评家应当沿着印度观念变化的轨迹总结观察某一观点中变动的因素。然而杜铎与罗宾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此他们允许自己毫无顾忌地使用一个括号来评论，说泰戈尔在1905年（在反对分裂孟加拉的运动中）为民族运动筹集了一笔60000卢比的款额以成为一个“爱国者”！（见《思想丰富的人》第320页）。如果作者对泰戈尔的爱国思想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们是不会如此写作的。

杜铎和罗宾逊过多地依赖了萨蒂亚吉特·拉伊（Satyajit Ray）和尼罗德·C·查特伊（Nirad C.Choudhari）的观点。如果他们继承了一位像桑卡·高斯（Sanka Ghosh）这样的泰戈尔学者的话，他们将做得比现在更好。

有时作者在某些方面努力反驳克里巴拉尼，然而这些反驳并不总是让人信服。比如，让人惊讶的一点是，他们在书中有一个结论，即他们认为对他染病的妻子来说泰戈尔并不是一位关心人的丈夫，由此他们将克里拉巴尼评为“神圣的传记作者”，认为克里拉巴尼对泰戈尔给予了过分的赞誉和美化（见《思想丰富的人》第137页）。如果作者们曾经读过泰戈尔写给古尔贾伯·哈希·高斯的信，后者是早期圣地尼克坦学校的主管，他们或许就不会这么认为。类似的这种对事实的违背如此之多，以致有时足以使人激怒！他们在哪里发现泰戈尔因为妮维蒂朵（Sister Nivedita）“狭隘的思想”而不高兴？或者妮维蒂朵为泰戈尔的故事《戈拉》而“生气”？事实是泰戈尔应妮维蒂朵地要求将这部小说悲剧性的结尾修改为喜剧的（见《思想丰富的人》154页）。类似的，“他（泰戈尔）自己的关于印度精神的观念与《新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见《思想丰富的人》第169页）。也是一个证据不足的论述。

纵观这部书，尽管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杜铎、罗宾逊的这本书并没能再现泰戈尔固有的“丰富的思想”。泰戈尔自身或许不在意生活的细节，对自己生活中曾发生的许多具体事件也未曾给予解释（也许在他看来解释并不是必须的），但对传记作者来说，如果希望用事实或细节来说明某个问题，那么就应当进行客观而具体考证。如果呈现“诗人的真实”是困难的，那么我们可以做的是展现尽可能丰富的“事实”，将“真实”留待读者去发现。

最后，以泰戈尔的长子罗廷德罗纳特关于写作泰戈尔传记的观点来结束本文或许是恰当的，罗廷德罗纳特写到：“不管多么辛勤地写就，没有一部传记可以为一个像他这样复杂的人描绘出一幅恰如其分的图画。”因此，我们仍在期待在将来能出现一部完整的传记——将“事实”与“真理”完美地交织在一起，为读者呈献出属于诗人的真实。

刘曙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