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语诗人泰戈尔与伊斯拉姆
张幸
在孟加拉诗歌艺术史上，迄今为止，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和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1899~1976）是两位最为著名的诗人。泰戈尔被称作“世界诗人”，而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则被称作“民族诗人”。
19世纪的印度，随着殖民制度的建立，人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上升为时代的主要矛盾。1857年民族大起义被镇压后，印度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进入20世纪后，先后掀起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民族独立运动。时代精神和斗争实践对文学家艺术思想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孟加拉地区受殖民者占领最早，知识分子觉醒也最早，因而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首先在这一地区发起。20世纪初，泰戈尔参加并领导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其间创作了许多爱国诗篇，如《我能生在这一片土地上》《等待明天》《起航》《让祖国的水、空气和果实甜蜜起来》等，激励人民的斗志，召唤他们奋起斗争。而在此以前，他所创作的《故事诗集》就采用民间故事传说形式，歌颂了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民族主义精神，这都表现了诗人对祖国深切的热爱和对殖民统治的愤慨。
作为泰戈尔的敬慕者之一，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作品既受到泰戈尔创作的影响，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风格有所继承，又充分体现了自身特色，博得泰戈尔的赞赏。纳兹鲁尔·伊斯拉姆是继泰戈尔之后又一位卓越的孟加拉民族诗人。他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时期，以诗歌为武器，表达反抗殖民主义的决心，鼓舞人民的斗志，以“叛逆诗人”蜚声于孟加拉文坛。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诗歌摆脱了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和传统的神秘主义的影响，立足现实，反映社会矛盾，倾吐人民心声。他的诗篇改变了泰戈尔一统孟加拉语诗坛的状况，其杰出的文学天赋为泰戈尔所首肯。
1922年，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发表成名作《叛逆者》，泰戈尔在听他朗诵完这首诗后，兴奋地拥抱着他说：“是的，卡齐！你压倒了我。听了你的诗，我非常感动。毫无疑问，你将是一位驰名世界的诗人。”同年，在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创办《彗星》周刊时，泰戈尔特别发来贺词并登在首刊上：
——致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
来吧，来吧，彗星！
在黑暗中筑起一座火桥。
将你胜利的旗帜，
插在罪恶的时代之巅。
后来由于这份周刊鲜明的反帝立场和战斗风格，引起殖民当局的不满，殖民当局逮捕了纳兹鲁尔·伊斯拉姆，查封了《彗星》周刊。对此，纳兹鲁尔·伊斯拉姆针锋相对，向社会公开发表了一篇正气凛然的声明。他说：“我被指控为扰乱社会治安。王冠与彗星相斗。控告者是国王，权杖在手；被控告者是真理，正义在手。……印度现在身负枷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现政权的统治下，指着奴隶说这是奴隶，指着谬误说这是谬误，这便是扰乱社会治安。这样的统治能持久吗？只因为我表达了受缚的真理的痛苦呼喊，我便有罪吗？我的呼喊是世上受压迫灵魂的痛苦呼喊。任何强暴手段都休想压制这种呼喊。即使掐住我的喉咙，它也会在另一个人的喉咙里迸发。”在社会各界声援他的活动中，1923年2月，泰戈尔将他创作的题为《春天》的音乐剧本特别托人赠送给在狱中的纳兹鲁尔·伊斯拉姆。泰戈尔的支持使身陷囹圄的纳兹鲁尔·伊斯拉姆欣喜和感动，为此，他写下了《今天响起创造的欢呼》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之后，他以绝食的方式抗议殖民政府在狱中对他进行的迫害。泰戈尔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发去电报，在电报中写道：“停止绝食吧，我们的文学需要你！”
从创作特点看，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即1881~1900年清新的早期，1901~1914年复杂的中期，和1915~1941年深沉的晚期。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创作亦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叛逆和呐喊时期（1919~1925），民族民主倾向时期（1925~1930），和虔诚信仰时期（1930~1940）。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主要文学创作集中在1919年至1940年，而在这段时期，正是泰戈尔由复杂的中期向深沉的晚期的过渡阶段，泰戈尔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诗集有：《白鹤》《逃避》《东方》等，在1913年以英文自译于孟加拉文创作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泰戈尔在国内外的社会活动较多，诗歌创作激情相对减弱，而1921年前后，年轻一代的诗人又以现代派诗歌对他带来冲击和影响，是他从传统诗人到现代诗人的过渡期，这也是泰戈尔对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诗歌创作给予肯定的原因之一。可以看出，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诗歌以激越的语言、奔放的旋律，在当时渴望祖国独立的民族主义精神上，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从创作内容看，泰戈尔与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诗歌都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思想内容：1.爱国主义的战斗诗篇；2.抨击社会黑暗的现实诗歌；3.情感丰富的爱情爱国歌曲；4.描绘大自然的壮丽诗篇；5.为倡导不同宗教文化和睦相处的虔诚赞歌。在自然观的表现上，泰戈尔受传统吠檀多哲学的影响主张天人合一，认为大自然充满生机，多表现的是赞美之情。而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自然诗则大多表现了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泰戈尔表现泛神论思想的诗歌远多于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这也是与二人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的。泰戈尔还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这是纳兹鲁尔·伊斯拉姆所较少涉及的。泰戈尔的诗歌中，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泛神论以及发展观始终贯穿于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之中。而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创作的主要基调是“叛逆”，其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体现了时代的要求。
从创作语言的运用看，在泰戈尔的创作时期，孟加拉语正实现从文言文到现代文的转化，泰戈尔也注重在许多用词上都更接近口语，逐渐减少大量梵语词汇的运用，在艺术风格上多体现清越之格。在诗歌体裁上基本遵从印度传统诗体韵律。而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受儿时教育和军旅生活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使用了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词汇，其中的一些词汇在其之后被广泛使用，逐渐进入孟加拉语。他的诗强调内在旋律，加速了文言体诗向新诗的转化过程，艺术上多追求的是豪猛之风。在写作手法上他不拘一格，大胆创新，采用“特里波迪”“波雅尔”等多种诗体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还将波斯“厄扎尔”诗歌引入孟加拉语歌曲创作中，为孟加拉语诗歌融会波斯诗歌艺术做出了贡献。
此外，泰戈尔和纳兹鲁尔·伊斯拉姆都具有超凡音乐造诣，创作了大量的歌曲。泰戈尔认为神是美的象征，每一种美的事物都是造物主的特质，自然是地球上最具吸引力的美的客体，在泰戈尔的笔下，自然界季节的变迁是神不同性情的显现，他主张接受自然所赋予的一切，这也成为泰戈尔优美歌曲的主题。而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则在赞美大自然的同时主张改变，作品热情奔放，充满活力，有很强的感染力。泰戈尔一生共创作了3000余首歌曲，他幼时受民间音乐感染，后来又在留学英国期间致力于传统音乐与西洋音乐的研究，在他与民间艺人的接触中，又学习了“巴乌尔”歌曲，这对他创作颂神诗歌及歌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先后创作了3500余首歌曲，他也是在少儿时代就接受了民间音乐的熏陶，从小在剧团的演出中就显示出非凡的音乐天赋，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从1928年至1935年，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出版了收录其800多首歌曲作品的10部歌曲集，其中包括600余首传统歌曲，100余首民间歌曲，30余首爱国歌曲等。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歌曲作品为孟加拉民族歌曲的传承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8年，在根据泰戈尔小说《戈拉》改编而成的电影中，纳兹鲁尔·伊斯拉姆担任音乐总监，影片中使用的7首插曲中有3首泰戈尔自己创作的歌曲，1首班吉姆·钱德拉作词、泰戈尔谱曲的歌曲，以及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1首歌曲和2段唱诵。泰戈尔创作的《人民的意志》和《我金色的孟加拉》分别成为了后来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而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创作的《前进，前进，前进》则被定为孟加拉国的军歌。
通过对诗歌原文的赏析或许更能真切体会到泰戈尔与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诗歌创作风格上异同：
我的金色的孟加拉，我的母亲，我爱你。
我心里永远歌唱你的蓝天，你的空气。
金色的孟加拉，我的母亲，我爱你。
在那十一月和十二月里，芒果林中清香扑鼻，使我心醉，使我神迷。
在那九月里和十月里，稻谷一片金黄，长得无比温柔，无比美丽。
金色的孟加拉，我的母亲，我爱你。
在那榕树下，在河岸上，你铺开你的长裙，它的样子多么神奇。
你的话语有如甘露，令人心旷神怡，金色的孟加拉，我的母亲，我爱你。
啊，我的母亲，你如果沉下脸来，我将热泪滚滚，为你哭泣，我为你哭泣。
这是由泰戈尔创作的，1972年被定为孟加拉国国歌的《我金色的孟加拉》中的诗句。这首诗用朴实而优美的辞藻，通过清新的意境和对大自然绚丽画面的描述，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全诗节奏明快、韵律规整，充分体现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惯有的浓郁的抒情性和丰富的哲理性等特点。
在摆脱现代孟加拉诗歌对泰戈尔的盲目模仿方面，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起到了尤为显著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被认为是继泰戈尔之后现代孟加拉诗歌的先驱。他创作的新体诗成为20世纪20~30年代孟加拉语的现代诗歌。
说啊，英雄——
高昂我的头，
让喜马拉雅山也为之俯首！
说啊，英雄——
撕开浩瀚苍穹，
超越日月星辰，
冲破时空大地，
粉碎天帝宝座，
从今站起——
我是永载史册的奇迹！
对天帝的怒火在额间闪耀——
那是王者胜利的印记！
说啊，英雄——
我将永远昂首挺立！
这是纳兹鲁尔·伊斯拉姆新体诗的名作《叛逆者》中的诗句，这首长诗是诗人在“波雅尔”诗体基础上创作的，改变了原来诗行长短和换韵格式，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跌宕起伏。它以激昂奋进的思想、铿锵有力的旋律和波澜壮阔的气势引起了当时印度文学界的轰动和整个社会的极大反响，被印度多种刊物以不同语言文字刊载，纳兹鲁尔·伊斯拉姆也由此得名“叛逆诗人”。
孟加拉语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都是孟加拉文学史上著作等身的高产作家，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泰戈尔一生共创作了50多部诗集，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创作的诗集也达20多部，除此以外，他们还分别创作了大量歌曲集、戏剧、电影、小说等。他们在孟加拉文学史上创造了迄今为止无人能比拟的艺术成就。对于这两位伟大诗人创作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创作思想和作品内涵，从而为进一步拓展对南亚文化及孟加拉语言文学的研究打开新的视角。
张幸，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