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声寄情志 化境悟禅机
——读白玮先生《砚耕塘诗稿》
◎曹庆新
白玮先生的古体诗集《砚耕塘诗稿》，给人们带来一种惊喜。诗句或清丽温婉，俊洒飘逸，读来如沐清风，耳目一新。又如洪波涌起，惊涛拍岸，令人胸襟开阔，豁达晓畅。诗中有中国古代文人的清幽，也有今人的豪迈。古韵新意，情景交融，自有风韵雅致，自有一种情怀。
能诗方可谈诗，我不能诗，但喜欢读诗，有感亦偶为之。被《砚耕塘诗稿》的情与境折服，从视觉到内心都受到冲击，也许是由于喜好，或许更多是由于感动的原因，遂试写一些评论文字，以抒胸臆。
诗歌因情而发，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言：“诗缘情而绮靡。”诗的语言无论通俗还是华丽，细腻还是粗犷，也无论简约还是繁冗，严肃还是俏皮，首先是“缘情”。诗是形象语言的艺术，形象语言经过人脑的抽象上升为艺术。诗的语言是作者给诗披上的外衣，其内涵通过作者抽象劳动完成。《砚耕塘诗稿》（以下称《诗稿》）的作者，在语言的外衣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满生动的内心世界。
《诗稿》中最感动人的是真情。《诗稿》中的亲情、友情、爱情诗，无不深挚感人。关于亲情，仅在第一卷，作者为外祖父、外祖母、舅父、姨母等赋诗十几篇，如《敬外祖父》:“闭目养神容自威，奔波劳碌苦自睢。福胜东海商旅顺，小津桥横家业斐。铁骨柔肠身自正，积德行善口作碑。驾鹤西行十里外，惠及子孙万事遂。”作者为儿子优优写了《示儿》《再示儿》《给优儿》《警诃优儿》等多首诗，或诫或勉，不拘一格，舐犊深情，跃然纸上。作者为朋友赋诗也很多，如《送云峰》诗曰：“人生茫茫事，难得一诤友。恬淡好品茶，豪情共饮酒。天涯能牵挂，朝暮不相守。纵然千万里，心心堪历久。”言辞深切感人。先生的爱情诗情感炽热，如《贺爱妻丽云四十九寿诞》，感人至深，读之动容。
《诗稿》中最振奋人的是斗志。作者托物言志，表达自己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志向，集中反映在两首诗上：一是《胡杨礼赞》:“我今颂胡杨，源自肺腑言。荒漠志不移，贫瘠胆不寒。大漠扎根深，独擎一片天。千年身不腐，遒劲更威严。风吹理云鬓，雨打若等闲。我是胡杨友，前行不畏艰。胡杨是我师，矢志不更弦。”二是《五十一岁生日述怀》:“九月秋高色愈深，半百人生又一春。劳顿有加身受苦，挚爱无疆情自真。拥者宽厚诚惶恐，律己高标敢拂尘。向天再假五十载，大我百岁写乾坤。”词句铿锵激越，大气磅礴，负志青云，以文载道，堪称妙手。
《诗稿》中最清净人的是禅韵。先生的诗里反映出禅心，淡泊。如“超然物我外，禅茶日日心”（《赠陈文南》），如“禅音了无影，心曲不须弹”（《禅韵五首》），又如“五千真言非物我，故人已出函谷关”（《题老子图》），读之，心中不觉生出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之情境，深感先生的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无为无不为。先生的诗以韵胜，浑雅而贵蕴藉空灵。诗入化境，妙悟禅机，意蕴悠扬，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可望而不可即。
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诗品序》）诗是经灵感激发而出的语言艺术，写好不容易，从某个意义上说，诗词的抽象性是仅次于书法、音乐的，没有作者对外物的感情兴发、没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是写不出好诗的。先生是对艺术有执着追求的人，网罗百艺，融会贯通，厚积薄发。先生是诗人，书法家，摄影家，音乐文学家，散文家，鉴赏家……故而，触景生情，文思泉涌，常常是“文生于情有春气，兴之所至无古人”。形成独具特色的气韵风格。董其昌的话似乎道出了先生成功的缘由：“气韵生动不可学，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随手写出。”诗最大的特点是语言的提炼性，要求作者有使用文字的口头或笔头能力，更要有观察和捕捉生活的敏感，用提炼的语言来及时诠释这种敏感。白先生诗，常常信手拈来，颖思泉涌，让人有“放眼观天下，何处不能诗”之感，又有“我辈复登临”后的钦佩与碌碌自愧。
先生是热爱生活的人，常用诗的形式反映生活。“黄土坡上谷子黄，羊皮筏子送姑娘。唢呐吹得震天响，荞麦窝窝就斜阳。”（《黄土高原纪行》）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笔触细腻、精到，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先生的诗质朴真诚，如“黄酒小灯红，含烟送晚风。湖上渔歌晚，邀君话乌篷（《湖上饮》）”，仿佛白居易诗《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情形，又有李商隐的清新深婉，如“玉树娇娆敢临风，以沫相濡赤复诚。少年戎装赴慷慨，天使白衣度众生。敬老不惧卧冰苦，爱幼平添舐犊情。白首缔盟缘千载，共渡爱河幸三生（《贺爱妻丽云四十九寿诞》）”。
先生是有文化使命感的人。不仅有强烈的责任感，更有文化的承传与担当，不随波流俗，脚踏实地地助力文化。在安阳，他留下了《殷墟怀古》:“饕餮巨制方鼎尊，殷墟王陵湮小屯。扶犁侯村耕黍麦，卜辞揭示上古真。洹水北流不曾断，一脉文字万代存。”访绍兴兰亭，作《访绍兴兰亭偶拾》诗：“魏晋遗韵在标新，鹅池一飞敢入云。九曲流觞成大雅，二王书罢皆望尘。太宗生死兰亭序，百姓朝夕兰亭魂。对酒当歌花落去，唯有羲之旷古今。”两首诗反映出先生深厚的文化情怀，这种情怀，传递着好品格、正能量。好人格带来好的艺术品格，使得他的艺术世界格外天高地阔。
总观先生的诗，新意点点，妙理处处，重法度，更显豪放。正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语）。”读来亲切，极富启示与感染。
“雨霁花如染，蔚霞正满天。我自读山水，笔耕肥书田（《山水行》）。”《诗稿》中诸如此类的佳品俯首可拾，读来自然，朗朗上口。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革。时过境迁，现今语境下，是否严格遵循平仄和韵律，文学界还存在分歧。不容质疑的事实是，现代诗大量涌现，且出现不少优秀传世作品，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余光中的《乡愁》、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回答》、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置身一个开放而包容的时代，写什么是内容，怎么写是形式，大可不必完全拘泥于某种体式，关键是怎样的体式更能恰如其分地体现诗歌要表达的意愿，且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对于诗，朱光潜先生提倡“诗贵在意象显，而意义贵隐和深”的美学标准。我则认为，写诗可以用书法家常说的话来做一衡量标准：无须故作惊人笔，写得性灵品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