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傻子”抢乌拉街　同治帝反赐御匾

有清一代，对于乌拉城内的“两衙”八旗子弟而言，起初精忠报国，死而无怨；岁岁朝贡，踌躇满志。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的腐败，商力的拮据，官丁厌战，牲丁厌贡，哀鸿遍野，大势所趋了！万事还需从头说起：清咸丰元年（1851）农历一月十一日，这一天，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事发后，殃及了关东大地，东北农民也揭竿而起了！为什么呢？因为阶级矛盾愈深，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当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是正义的，旨在替天行道。因此，兴起后，关内关外，风起云涌，这场反清抗清革命运动的主力大军，一种是汉（民）人，一种是回人，一种是蒙古人，唯独没有八旗子弟。实事求是地讲，八旗子弟还没有达到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否则也会如此。

当年的那场东北农民起义风波，是从今天的辽沈大地上兴起的。清同治二年（1863）秋，原本活动于今辽宁辽北地区昌图县一带的起义势力，在起义军首领王单明（绰号“滚地龙”）率领下，开始分兵北走今吉林省四平地区梨树县境内，公主岭市怀德镇境内，后来又南折伊通县靠山镇，再兵分三路，一走吉林省辽源，二走吉林东丰，三走辽宁铁岭西丰。

与此同时，另有一支约五六百人的队伍，在马振隆（绰号“马傻子”）的率领下，先周旋于柳条边一带，至梨树小城子（今梨树县小城子镇）扫荡之后，进入了榆树台（今梨树县榆树台镇）扫荡一空。在洗劫期间，由时任吉林将军的景伦调派吉林城马队百余骑兵前去镇压。未几，此官因战败而革职。

时隔不久，王单明、马振隆、李维藩（绰号“乌痣李”）、刘果发（绰号“刘单子”）、齐梅、齐秀（上述二人，系亲兄弟关系）、白凌阿（蒙古人）和“生铁蛋儿”计七支义军队伍东北走。后来到了吉林城外围。乌拉城，因名声在外，于是成了被扫荡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清同治四年（1865），由于吉林城所属的两个协领衙门（吉林城协领，乌拉城协领）兵力不足，无法抵御，迫使时任吉林将军德英阿作出求兵打援的决定。熟不知，所求之兵原来是曾被朝廷缉拿归案了的桦甸“韩边外”金匪之家兵马队。由此看来，大清王朝已经与“金匪”之间址上了关系！

清同治五年（1866）农历二月中旬，由马振隆率领的一支农民起义大军，在长春城扫荡受挫后，北走扶余和黑龙江省双城，再东折拉林、五常一带，渐渐地逼近了乌拉城和吉林城。农历七月间，这支队伍由五常始发，由北向南，沿着大御路挺进，途径今舒兰市溪浪河镇、乌拉街三家子村、汪屯村，于傍晚时分进入了旧街古城城外，夜宿“老爷庙”。午夜时分，马队冲进了万民入梦之中的乌拉街镇内，先抢劫了商号店铺，在欲劫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时，遭到乌拉协领衙门官兵顽强抵抗。未几，因抢劫未果而扫兴南走六十里外的吉林城。

事发后，时任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总管的苏章阿因镇压不力被革职，换上了巴扬阿。时任乌拉协领衙门协领全英（整蓝旗、蒙古人）也因镇压无方被革职，换上了贵升（此人系今九台市莽卡乡伊尔根觉罗氏近祖，姓赵，布占泰后人）。同年农历十月间，贵升因率兵赴宁夏镇剿藏回起义而阵亡，恤称为“呼敦巴图鲁”之号。

当年苏章阿为了粉饰太平，上欺君主，下蒙子民。事发后，他向朝廷禀报道：“因为老爷庙里供奉的关公显灵了，泥马流水，钟敲齐鸣，立平贼匪，故一方太平。无此事”。这原本是一套骗人的鬼话，连一岁的小孩子都明白道理，反而被昏庸之君载淳信以为真，继而错上加错，又编织一句“神灵保佑”的谎言，刻意地为旧街“老爷庙”御赐一方匾额，上写“俨疆保障”四个金字。至此，将原本俗称的“老爷庙”更名为《保宁庵》了！

为什么会“泥马流水”？因为农历七月时节，正值秋雨连绵的季节，庙里潮湿，所以泥造像无不汗水淋淋。令当事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瞎话一直流传到改朝换代后的今天，已传一百五十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