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注释看鲁迅的论敌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不仅有上述朋友在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对他的帮助和支持，一些论敌的存在也从另一个侧面成就了他的地位。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合作演出的一场“答王敬轩的双簧信”一样，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写回信批驳化名王敬轩的复古派的反动论调，骂倒了王敬轩，新文学革命也就向前推进了一步，新文学乃告成立。在和论敌的语言战争中，鲁迅的学术观点和文学立场更清晰地呈现出来，他犀利的人物性格和正直无私的品格以及心向国民的责任感也在论战中一一得到体现。可以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和众多论敌的斗争正是鲁迅的文坛地位逐步确立的重要基础之一。由此《鲁迅全集》中的人物注释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人物和文坛流派之间纷争的史料。由于鲁迅的杂文里提到的很多人物都是很有针对性的，而且有许多都是与他处于对立面的人物，因此注释者在对这些人物进行注释的时候，往往会将鲁迅和这些人物之间的矛盾来源介绍清楚，例如鲁迅和陈源之间的矛盾，就属于当时很着名的文坛纷争之一，2005版的《鲁迅全集》中有多达14处对陈源进行了注释，其中就有8处涉及陈源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其中包括陈源在《现代评论》第一卷发表的《闲话》一文中所说的女师大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这里的某籍即指鲁迅的籍贯浙江；还有在《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说鲁迅“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儿”；1925年与1926年间围绕“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与鲁迅进行的激烈的论战；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的《闲话》中公然所说的他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以及说鲁迅的杂感中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在《晨报副刊》的《致志摩》一文中污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作成，还在《现代评论》的第二卷的《闲话》一文中影射鲁迅“整大本的剽窃”；还有在女师大风潮中一再散布流言，攻击鲁迅等“挑剔风潮”等。这些有关矛盾和论争的注释对于读者了解陈源和鲁迅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注释，不仅能够和正文里对应的地方联系起来，明确弄清鲁迅文中所指事件，还能将其独立地看作人物史料，用作研究陈源及其他学术观点倾向的资料。通过《鲁迅全集》中的人物注释就可以了解到其中提到的很多鲁迅与曾经的论敌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然这里要声明的是，笔者所陈述的论敌不包含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过的但是后来和鲁迅之间产生或大或小的矛盾的人，例如林语堂、刘半农等。

在《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中提到的鲁迅一生的论敌里，被注释次数最多的论敌是顾颉刚和陈源，注释索引里提到分别多达17处和14处。从注释的角度对鲁迅以及他的论敌进行研究和梳理，可以从中了解很多事件的历史史料，更可以看出鲁迅在文坛斗争中的作风和品格。顾颉刚是江苏苏州人，以研究中国现代史学为主，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鲁迅和顾颉刚最早的学术分歧是1923年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论断。鲁迅的故乡绍兴在远古时期曾受到洪水的祸害，被称为荒蛮之地，是大禹凿山引水，使这片沼泽之地重新成为平原。大禹还曾在绍兴娶妻，并在那里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佳话。因此作为大禹文化的继承者，鲁迅对大禹是相当推崇的。他的《〈越铎〉出世辞》一文中就称赞其“卓苦勤劳”，并专门作过一篇《会稽禹庙窆石考》，而顾颉刚却在《古史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大胆断言：“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大约是蜥蜴之类。”从而否定了大禹作为一个民族脊梁的伟大古人的存在，很自然鲁迅对此表示出了相当激烈的愤慨。《鲁迅全集》第12卷1927年8月17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就讽刺顾颉刚说：“禹是虫，故无其人，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矣。”文后的第3条注释就对“禹是虫”的说法给予了介绍，即该观点为顾颉刚1923年5月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的。模仿顾颉刚所谓的训诂学方法推导出来的“禹是虫”的方法，在《鲁迅全集》第2卷于1935年创作的小说《理水》当中，鲁迅用同样的文字训诂法，指射顾颉刚为“鸟头先生”，文后第6条注释末尾对该称呼进行了解释，意暗指考据学家顾颉刚。因为顾根据《说文解字》对“鲧”字和“禹”字的解释，说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虫，那么鲁迅所说的“鸟头”这个名字也根据“顾”字而来，因为“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而页的本义则是头的意思，因此讥讽顾为“鸟头先生”，两人学术观点的分歧显而易见，鲁迅在给郑振铎的340706号信件中这样评价顾：“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鲁迅和顾颉刚的私人恩怨则开始于1926年的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1926年林语堂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总秘书，聘请了鲁迅、顾颉刚、孙伏园等一批知名教授到研究院任教，而顾颉刚又先后安插了7个私交好的羽翼进入了国学院，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多次提到此事，称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陈源之流，国学院里好几个好像都是顾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甚至更浅薄，顾日日夜夜安插布置私人，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占据大片势力。最让鲁迅觉得郁闷的是顾已经开始排斥他，说他是“名士派”，《鲁迅全集》第3卷的《答有恒先生》中就说到一个教授微笑着对他说：“又发名士脾气了”，被鲁迅称为第三次打击。文后第10条注释解释这个教授指的就是顾颉刚。关于鲁迅在厦门大学遭排挤的事情，《鲁迅全集》中有很多地方都给予了呈现。如第2卷的《朝花夕拾》小引里的末尾就介绍文集里的后5篇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写的。文后的第7条注释对于这里排挤鲁迅的“学者们”进行了解释，指的就是当时和鲁迅一起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等人。1926年12月底，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职位，于1927年1月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紧接着4月又辞职而去。关于鲁迅先后辞去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职位的原因，《鲁迅全集》第12卷的270420号《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得非常明确：“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文后的第3条注释解释这里所说的“其中之一”指的就是顾颉刚，他于1927年4月18日到达中山大学，而鲁迅迅速于4月20日再次辞去中大职位。鲁迅因为顾颉刚而辞职的消息公开以后，立即引发了顾的强烈反应，于1927年7月24日专门给鲁迅去信，严正声明会针对鲁迅的攻击提起法律诉讼，并让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鲁迅对顾的来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复，称其不会做待在广州听候开审的笨伯，不如让他跟到杭州起诉。两封信件收在《鲁迅全集》第4卷，两信内容以《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为名陈列出来，信后加上的第1条长注对顾颉刚之所以要写信通知起诉鲁迅的原因作了非常详细的解释。主要是因为1927年5月11日，时任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在第48号公开发表了《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文中引用了谢玉生和鲁迅分别写给孙伏园的两封信，谢玉生信中说道：“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缘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而鲁迅信中也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这里的情形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顾颉刚就是看到《中央日报》副刊上的这两封信的内容才给鲁迅写信声明要提交诉讼请求法律解决的。这次关于《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风波是鲁迅和顾颉刚两人矛盾达到最尖锐的标志。可以说顾颉刚和鲁迅的矛盾最终看来还是源于二者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旨趣的差异，顾颉刚一直和陈源还有胡适的学术路线相对比较一致，他的《古史辨》曾经得到过二人共同的高度评价，而胡适和陈源二人的见解方向与鲁迅一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再加上帮派排挤就很容易引起剧烈的矛盾冲突。

陈源也是鲁迅另一个非常着名的论敌，他在《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中也体现得非常突出，被注释多达14次。陈源是江苏无锡人，曾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1924年12月，陈源在胡适的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了《现代评论》杂志，主编杂志的《闲话》专栏，多次发表反对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杂文。鲁迅和陈源的论战开始于有关“女师大风潮”的论战。1925年5月9日女师大时任校长杨荫榆假借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员，鲁迅等7名教员在5月27日的《京报》上发表了《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鲁迅全集》第1卷的《论“他妈的”！》一文后的第2条注释对这次论战的起因作了详细的介绍。注释针对文中鲁迅所说的“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这句话的出处，介绍其背景为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的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事件，鲁迅等7名教员在5月27日的《京报》上发表了宣言对学生表示支持，紧接着陈源在5月30日的《现代评论》发表的《闲话》一文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注释中还注明“某籍”指的就是鲁迅的籍贯浙江，意指女师大风潮就是鲁迅等浙江人在暗中鼓动。《鲁迅全集》第3卷的发表于1925年6月1日的《京报副刊》的《并非闲话》一文更是鲁迅针对陈源的《闲话》的有力反击，文后的多条注释都对他们两人的论战所涉及的北京女师大风潮等一系列事件作了详细解释。其中有对《现代评论》杂志的注释，介绍其主要撰稿人有胡适、徐志摩、陈源、王世杰、唐有壬等，并且由这些人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现代评论派”，这个派别在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潮及其后来“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都发表过很多诋毁革命群众运动的言论。还有对“一个女读者”给《现代评论》记者写的信《女师大的学潮》的注释，这个所谓女读者说杨荫榆的种种罪名不能成立，不应该对一位女子校长进行排挤和攻击，并认为风潮的产生和发展都有校内或校外的人在背后主使。第7条注释介绍了“七个教员的宣言”是由鲁迅起草，针对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成员和她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所写，还有6个教员分别是周作人、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李泰棻，文中认为六位学生的学业和品行均无不良，不应混淆黑白开除她们。第9条注释解释“给同籍的人帮忙”意指陈源给同是江苏无锡人的杨荫榆帮忙讲话。第10条注释解释了陈源在《闲话》一文的前半部分里将北京女子师大比喻为“臭茅厕”的言论。陈源认为这次女师大风潮实在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学生把守校门准备围攻校长，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只能在饭店召集会议等学校的丑态毕露，旁观的人则不能再让这些丑态发展下去，因此学校就像一个臭茅厕，人人都有清扫的义务了。可以说《并非闲话》是对陈源的《闲话》一文锋芒毕露、真刀真枪的回击，此后在许多文章中鲁迅都多次提起这次和陈源之间的有关女师大风潮的论战。例如《鲁迅全集》第3卷的《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开头就提到陈西滢教授要不管闲事了，文后第3条注释解释了陈源说的不管闲事了的“闲事”就是指的他前一年帮章士钊和杨荫榆压迫学生的种种言行所做的辩护，他认为自己爱打抱不平，说两句话就常常惹了祸了，所以决心新年以后就再也不管人家的闲事。而鲁迅则在文中针锋相对地讽刺陈源说世上本无所谓闲事，没有管遍的精神和力量，便只抓一点和自己有关的来管，比如同学同乡之类的事情，暗讽陈源因为和杨荫榆是同乡才帮其讲话。事实上陈源一边说着不管闲事了，一边仍然将矛头指向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于是1926年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的图画，虽然没有说明那狗指的是谁，可是谁都看得出叭儿狗和陈源颇有几分相像，根本就是为陈源特意塑造的一个形象。《鲁迅全集》第10卷的《小约翰引言》中也提到自从陈源教授造出“挑剔风潮”这句妙语以来我便避而不用，文后的第21条注释介绍“挑剔风潮”是陈源在《闲话》一文中指责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鲁迅等人的词语，对此鲁迅曾在《华盖集》的《我的“籍”和“系”》中说陈源用词错误，他经常挑剔文字是对的，而“挑剔风潮”则是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鲁迅全集》第4卷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也说到先生给他挂上的三支冷箭不过是陈源教授的余唾，文后第13条注释说明陈源的余唾是指其曾在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其中说鲁迅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儿。在鲁迅给许广平等人的信中，女师大风潮以及与陈源的论战内容也时不时地被提起，这是鲁迅和陈源论战的第一个回合。和陈源的第二个论战回合是鲁迅在学术生涯中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污蔑和打击，那就是“剽窃与抄袭”的论战。事实上“剽窃与抄袭”的论战是上一次“女师大风潮”论战内容中延续出来的战争。因为在反击陈源的《闲话》的《并非闲话》一文中，鲁迅曾提到了一起涉及抄袭的当时流传的事件，即近来闹过的“琴心是否女士”的问题，《鲁迅全集》第3卷里该文后第6条注释介绍了这起事件的详情，1925年1月，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的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在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上演出，剧情几乎是完全抄袭的日本菊池宽所作的《父归》，随后《京报副刊》上有人指出了这次抄袭，除欧阳兰自己马上答辩外，还出现了一个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写文章为她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所作的诗歌《有翅的情爱》是抄袭的郭沫若翻译的雪莱的诗歌，这位“琴心”女士和另一名“雪纹”女士又连写好几篇文章为她声辩，但实际上这位“琴心”女士是欧阳兰在女师大的女友夏雪纹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章都是欧阳兰自己所写的。针对鲁迅批评的这起欧阳兰的抄袭事件，陈源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的《闲话》中发表《剽窃与抄袭》一文，文中说“中国的批评家张大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这里的“思想界的权威”实际上就是指的鲁迅，因为这六个字曾经出现在《民报副刊》广告上的鲁迅的名字上面。《鲁迅全集》第6卷的《且介亭杂文》后记里说到1926年陈源在北京公开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说他的一部着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他。文后的第5条注释对这一处进行了解释，即陈源是在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致志摩》一文中公开污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的。《鲁迅全集》第3卷的《不是信》一文里有更仔细的表述，说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鲁迅就骂得刻骨镂心地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作成。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在1926年2月8日的《语丝》周刊第65期上发表的《不是信》里，鲁迅坦率地承认了盐谷温的书确是他的参考书之一，《中国小说史略》其中两篇是参考他的，但只是大意，顺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26篇则都有他自己独立的准备，证据和陈源说的还时常相反。这种坦率和坚实的论理有力地反驳了陈源的不实诬陷，表明了鲁迅在学术上对待抄袭问题的严肃态度。剽窃事件过后，陈源又对鲁迅的文学成果给予了负面的评价，《鲁迅全集》第4卷的发表于1928年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里就说到陈西滢深谙老子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法，因为要打倒鲁迅的短评便称赞他的小说，以表现其公正。文后第8条注释介绍了陈源打压鲁迅的具体情况，1926年4月17日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陈源的《闲话》，文中先说鲁迅的《呐喊》是新文学最初十年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然后又说鲁迅杂文的不好，并声称不能因为他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最后评价鲁迅的杂感除了《热风》中的两三篇以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到这里陈源已经公开地在文章中说他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而鲁迅送给陈源的“叭儿狗”的名号也成了一个陈源再也洗不掉的污点。陈源和鲁迅的矛盾至此已经不可能再调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