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图霸业谈笑间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自古以来，打江山容易而守天下难。当天下安宁，达到太平盛世的时候，功臣或拥兵自重，危及皇权；或骄矜自持，触犯法规，如何处置功臣成为各开国皇帝的头疼之事。汉高祖诛韩信，留下“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千古骂名，明太祖也传下“火烧功臣楼”的恶名。唯有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在维护皇权稳定的同时，未杀一人，成就千古美名。

陈桥兵变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五代时期后周的禁军大将。他能够黄袍加身，顺利登上帝位，是他和谋士们密谋已久的结果。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周世宗因病去世，7岁的太子即位称帝，符太后临朝执政。皇帝年幼，符太后又没有突出的政治才能，导致世宗时稳定的国家根基动摇，政治不稳，大臣们心中也各有各的小算盘。

翌年正月，忽然有人来报，说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符太后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和宰相范质商议。范质思来想去，觉得唯有赵匡胤才能带兵出征，于是派赵匡胤统率大军，向北开拔。

几天后，赵匡胤和他的军队行至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他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和谋士赵普在军中散布言论，说此次出征可能有去无还，而当今皇帝年幼，未必能记得将士们的功劳，不如拥立赵点检（赵匡胤时任后周殿前都点检）为皇帝。将士们被这些言论所蛊惑，人心不稳，仿佛一个火药桶，一触即发。这天晚上，赵匡胤用酒肉犒劳全军。在谋士的安排下，士兵发生哗变，要求拥立赵匡胤做皇帝。第二天清晨，他们将一件黄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群情激昂中，赵匡胤答应称帝，但与士兵约定：不掠夺都城，不伤害周皇室的王公大臣。接着，赵匡胤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回京师，升殿称帝。然后，他将7岁的后周恭帝迁到西宫，尊符太后为周太后，改国号为“宋”，并改年号为建隆。这样，赵匡胤完成了从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到北宋开国皇帝的转变。赵匡胤即宋太祖。

治国忧思

尽管赵匡胤已登大宝，这个政权却并不稳定。由于政权初建，一部分兵权仍在原后周将领手下。这一部分人迫于形势，尊太祖为帝，日后难免生变。其次是当时骄兵悍将统率藩镇，臣强君弱，危及皇权。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进行了几次兵权的调整，以稳定其刚刚得来的皇权。

建隆元年（960），潞州（今山西长治）李筠和扬州李重进先后发动叛乱。宋太祖两次出兵平叛，并借此削弱了藩镇势力。与此同时，他两次调整禁军将领，将禁军殿前司、侍卫司的九个统帅全部替换为自己的开国心腹。其中，殿前司元帅慕容延钊为赵匡胤的拜把兄弟，副帅为高怀德，殿前司的第四统帅为皇弟赵匡义。而侍卫亲军司方面，韩令坤接替元帅职务，石守信接替副帅职务。让自己的亲信来执掌国家最重要的军队，宋太祖稍稍松了一口气。

然而，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避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将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避免重蹈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覆辙，一直是宋太祖深思的问题。

一天，他将赵普召来问话：“从唐朝末年到现在，几十年里，帝王换了很多个，战争不断，生灵涂炭，是为什么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战争，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赵普答道：“这不是别的缘故，只是由于藩镇权力太大，君弱臣强罢了。现在只要稍稍削弱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锐部队，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话还没说完，宋太祖便打断他：“你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

想必此时，宋太祖心里已经就如何削弱节度使的权力有了初步打算。但眼前最大的威胁似乎不是来自藩镇，而是身边的禁军将领们。

赵普屡次进谏，请宋太祖撤去石守信等人的禁军职务，宋太祖总是不答应。赵普抓住机会再次进谏，宋太祖有点不耐烦地说：“他们一定不会背叛我的，你担心什么？”赵普答道：“我也不担心他们会背叛您。但是我看这些人，都没有统领军队的才能，恐怕不能制伏他们的属下。一旦如此，万一军队里有人煽动，那他们到时候也就自己做不了主了。”

宋太祖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会忘记，自己是如何取得皇位的。如今，掌管禁军的虽然都是自己的亲信，对自己忠心耿耿，但人心难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让子孙后世长久地统治这个国家，他采取了一个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办法。

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961）秋天的一个晚上，宋太祖置办了酒席，请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前来饮酒。酒过三巡，宋太祖屏退左右，对大家说：“要不是你们大家，我到不了今天这个地位，时时刻刻都感念你们的德义。但是做天子也非常难，还不如做一个节度使快乐。我从即位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石守信等人问：“为什么呢？”宋太祖说：“这还不好猜吗？谁不想要我这个位子啊？”

石守信等人一听话头不对，赶紧起身拜倒在地上，战战兢兢地问：“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下已定，谁敢有二心呢？”宋太祖说：“不一定。即使你们没有二心，可是你们的部下如果有人想要富贵，有朝一日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做天子，还由得了自己吗？”

石守信等人拼命磕头，痛哭流涕地说：“我们太愚笨了，没想到这一步，只求陛下可怜我们，指给我们一条生路。”宋太祖才惺惺作态道：“人生如白驹过隙，不如富贵一场，多攒下些金钱，也为子孙后代积蓄些财产。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去边镇做个节度使，买下几处好田宅，为子孙置一番基业。再多买几名歌姬舞女，每天饮酒作乐，颐养天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不也很好吗？”石守信等人都拜谢道：“陛下这么惦念我们，就如同骨肉一般啊！”

第二天，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纷纷上书称病，请求辞去禁军职务。宋太祖大喜，厚厚地赏赐他们，免去了他们担任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去外地担任节度使。只有石守信仍兼任侍卫都指挥使，但兵权已被收回。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然而这段历史在《宋史》中没有记载，直到北宋中期，才有相关记述。现存可考的最早有关这段历史的记录出现在北宋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中。此外在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也有相关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又各有出入，并且距离当时事件发生时间越久，记述越详细，因此有些史学家对是否发生过“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存有质疑。即便这样，宋太祖登基之后，多次调整兵马统帅，最后将天下兵马大权牢牢握于自己手中确是不争的事实。

后来，宋太祖果然兑现诺言，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而太祖的弟弟赵光美则娶了张令铎的女儿，用来安抚诸将。在经过一系列的罢免兵权和政治联姻之后，宋太祖已经牢牢地将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说五代十国时期的诸藩镇拥兵自重，“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的时代终结了。

和平夺权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并非是一个历史定律，但是历代皇权稳定之后必然有一轮血洗功臣的过程。这或是因为皇帝害怕功臣拥兵自重，危及皇权，或是因为大将静极思动，起了谋反的心思。但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勾践杀文种，刘邦诛韩信，朱元璋杀李善长、胡惟庸等，都或多或少地引起社会不安，甚至是动乱，最终受害的依然是普通百姓。由此看来，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可以说是一个创举。他对军中统帅多次温和地调整，逐步罢免后周将领的兵权，同时予以适当安抚，或政治联姻，或赐给华屋美食，使得诸将得以安享晚年。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既稳固了皇权又安定了民心，无疑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然而，正如任何事件都有其两面性。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初衷在于集中中央军事权力，防止军人以武犯禁。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太祖实行“强干弱枝”和“养兵”的政策，将原有的两司（殿前司和侍卫司）分为三衙（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降低中央统兵将领的职位，并将三衙的统兵权扩大，以至全国的藩镇兵马和当时的禁军一起，成为天子的亲兵。

三衙的制度使兵权四分，以致行军作战之时，枢密院下发兵符，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却没有统领军队的权力。这样，部队外出作战时，被临时指派将帅，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且各方互为肘腋，相互钳制，大大减弱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以致在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中，屡战屡败。北宋和辽国的涿州之役、和西夏的好水川之役均以惨败告终。

此外，杯酒释兵权之后，也确立了北宋王朝以文治国的方针，出现重文轻武的现象。正如宋初《神童诗》所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时，朝野民众都以读书为荣。在五代十国时期，战火连天，武将地位远远高于文臣。但由于宋太祖集中军权，且对各处统帅极不放心，便任命文臣在军队中任职。军队中最高等级的三衙听命于枢密院，枢密院还掌管兵籍、虎符等调遣兵将最重要的凭证，因此，军权实际上并不掌握在带兵将领手中，而是掌握在文臣手中。此外，政权、财权等其他权力也都由文人掌握。可以说，当时的军人地位十分卑下，武将的地位远远不如同品阶的文臣。这种现象对恢复儒家所倡导的“君为臣纲”、重建社会礼法十分有利。但这种重文轻武的风气，深深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轻视军队建设，使宋王朝一步一步地陷入积贫积弱的局面。一百六十多年后，靖康之变结束了北宋的统治，这和国家长时期的贫弱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