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人物简历简介,李劼人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李劼人是一位勇敢的开拓者，无论是在报刊出版事业，还是在翻译创作方面，可以说，都作了许许多多拓荒者的工作。不仅如此，而且还为发展西南民族工业作过可贵的贡献。人们称赞他是难得的报刊编辑，填补空白的历史小说家，艰苦奋战的实业家。然而，综观他一生的业迹，对社会的贡献最为突出的还是表现在创作上。从1912年开始发表作品，到1962年12月24日逝世，整整五十个春秋，给社会留下了包括翻译在内的五、六百万字的财富。这一财富虽然一度被忽视、被冷落，但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东西终究会受到人们重视的。现在，李劼人的作品已为愈来愈多的国内外的读者和研究者所重视。人们称他为“中国的左拉”， “福楼拜”。著名作家巴金说： “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引自巴金手稿)

立志当作家

李劼人“立志当作家”是为了“改良”社会。

李劼人原名李家祥，1912年发表处女作《游园会》时改名李劼人。此后，便以李劼人、劼人、老懒、懒心、抄公、云云、菱乐等笔名发表译著。

李劼人是从坎坷的人生道路上闯出来的作家。他于1891年6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华阳县(今属成都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这个家庭原是从湖北黄陂县贩布兼行医流落到成都的。父亲李传芳，号幼卿(1866——1904)，自小丧父，以教私塾和靠祖传“朱砂保赤丸”秘方行医为生。母亲杨氏(1867——1926)出身大家闺秀，但很会生计，也能制作“朱砂保赤丸”。在那个黑暗的罪恶社会里，靠着这样的劳动是很难维持生计的。劼人六岁时就被寄养在外婆家。外婆是位讲故事的能手，给了李劼人以很好的熏陶，不但经常讲什么《王祥卧冰》《孙悟空大闹天宫》等，使李劼人入迷，而且允许李劼人去茶馆听艺人们讲《水浒》，说《三国》。很快，李劼人也成了讲故事的好手。由于聪明好学，外婆让他到附近灵官庙私塾读书。在私塾，除了照例的圣经贤传、四书五经外，他还读了不少的野史杂抄，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地球韵言》等，大大开阔了眼界，并养成了研究历史掌故的兴趣。

1900年，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兴起了，又失败了。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家民族陷入深深的危机。为了生存，李劼人的父亲不得不变卖一切家产，好不容易用钱捐了一个小官，被派往江西省南昌候补。这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油水的差事，父亲到差不久， 李劼人也随母亲到南昌。一到，母亲就身染重病，三个月后右腿残废，从此不能行走。为了给母亲治病，仅有的一点衣物也进了当铺，致使一家三口生计更加拮据。李劼人只得跟随父亲学些诗文。一年后，父亲离开南昌，先后在东乡、抚州、临川等地县衙门内作收发，当文书。这给聪明好学的李劼人提供了一个学习社会的极好机会：他看到了县官老爷的开堂审案，看到了穷凶极恶的兵丁押卒，看到了惨无人道的监狱……原来都是专门对付穷苦大众的。一件件颠倒是非的判决，一桩桩混淆黑白的处置，深深刻印在李劼人洁白的心灵里。他不平!他愤怒!决心有朝一日为百姓说话。此时此地，李劼人还从父亲及先辈们那儿知道了义和团的勇士们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以及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屠杀无辜，毁灭文明的种种暴行，这更加激起了他反抗旧社会，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十四岁时，李劼人进了抚州印刷局，当上了印刷工人。可是不到三个月的光景，祸从天降，父亲因生活奔波劳累过度，突然暴病身亡，留下他们母子二人和两块银元。葬父养母的重担一下落到这个刚入世的少年身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好容易才在亲友的资助和关怀下，忍受着心灵的创痛，伴随着残废的慈母，扶着父亲的灵柩，经过两个多月的苦难跋涉，回到了成都。其间，李劼人饱尝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回到成都后，境遇更加凄凉。曾祖母、祖母、母亲三代寡妇守着李劼人，靠出售“朱砂保赤丸”勉强度日。直到十七岁时，李劼人才在姑爷刘碧仁的资助下考入华阳中学读书。不久又因打抱不平痛骂一个纨袴子弟而受到降级处分。李劼人不服，愤然退学以示反抗。第二年秋，又才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这是一所富有革命精神的学校，也是新旧势力争夺青年的重要场所。在师长中有几位同盟会早期会员，如监督刘士志，英文教员杨沧白，还有深通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且爱好康德、黑格尔、斯宾塞等西洋哲学的语文教员刘豫波。他们给了李劼人以很大的思想影响。后来，他这样说道：

“我个人对于中学时代的先生，所受影响，塑性最强的有两位，一位是达县刘士志(讳行道)先生，教我以正谊，以勇进， 以无畏之宏毅。……另一位是双流的刘豫波(讳咸荣)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

(李劼人《敬怀豫波先生》)

正是在刘士志、杨沧白、刘豫波等老师的影响下，同学中出现大批追求新知识，风华正茂，奋发图强的青年，如王光祈、郭沫若、周太玄等。他们不仅广泛阅读着如《意大利建国三杰》、 《经国美谈》、《黑奴吁天录》、 《民报》、 《神州日报》、《民呼报》、《民主报》等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报，阅读林译世界名著，如《迦茵小传》、《块肉余生述》、《旅行述异》之类小说，特别喜爱《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吟边燕语》、《俄宫秘史》等历史小说，而且经常漫游武侯祠、杜工部草堂、浣花溪、望江楼、薛涛井等历史遗迹，追步先贤们的情怀， “撞诗钟”， “对神仙对子”、 “次韵秋兴八首”，感时愤俗，抒情寄怀，相互切磋，相互影响，革命精神日益高昂，从知识的追求迅速走向实际的斗争。李劼人先后参加了反对赵尔巽和周孝怀的学生运动、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风潮和保路运动的斗争……。保路运动的风潮，反正前后的波涛，给李劼人以巨大的思想影响，使他此后“一直对孙中山先生很羡慕，对革命抱有很大希望。”(李劼人《李劼人谈创作经验》)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到处都有形无形地开展着。1912年成都的《晨钟报》派李劼人特地去采访反动的共和党为拉咨议局的选票在少城公园(今成都市人民公园)包办的游园会。他去后，感到很厌恶，就以《游园会》为题，写了一篇小说，描写一个自作聪明的小市民和一个刚进城的乡下人游园，一路走一路批评，一路闹笑话。通过两个人的对话，对当时的政治，特别是共和党，以辛辣的讽刺。小说一万多字，分期在《晨钟报》上刊出后，很得社会的好评。从那时起，李劼人就立志当作家，为改良社会而战斗。

写点东西吐吐自己胸中的不快

1912年秋，李劼人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中学生活。但毕业就是失业!他既不能升学，又没有工作，苦闷异常。直到1914年初，他的一位舅父担任了四川泸县知事，靠着亲戚关系，李劼人也到泸县谋得一个文教科长兼知事秘书的差事。1915年春又随舅父到了雅安，在知县衙门作统计工作。秋天，舅父辞职卸任回成都，李劼人也跟着回来了。二十二个多月的官场经历，使他耳闻目睹了“比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还多”的丑恶，(《李劼人谈创作经验》)“得到了不少社会知识，深刻了解到在旧民主革命之后，全国大小反动政府的许多丑恶事件。”(李劼人《自传》)对辛亥革命的成果产生了怀疑，同时决定“从此不再跨入官场。”(李劼人《自传》)他忧虑自己的前途，担心民族的命运。恰好这时，成都商会会长樊孔周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和发展商业的需要，在他所掌握的昌福印刷公司专门办了一个纯文艺的《四川公报特别增刊·娱闲录》(半月刊)。李劼人看了上面的文字，觉得有趣，决心“写点东西吐吐自己胸中的不快”(《李劼人谈创作经验》)。他在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的启发下，以自己儿时上私塾时所吃的“不少苦”的经历写了题为《儿时影》的几则短篇，揭露旧社会、旧制度、旧礼教摧残儿童身心的罪恶，得到好评。不久，又写了旨在揭露帝国主义分子侵略的题为《夹坝》的小说。《娱闲录》停办后，樊孔周又以商会机关报的名义办了一种名叫《四川群报》的日报，约请李劼人和戊戌政变中被那拉氏杀害了的六君子之一的四川人刘光第之长子刘觉奴一道担任主笔。《四川群报》被军阀查封后，李劼人又担任《川报》的总编辑。从1915年到1919年，李劼人主持《四川群报》、 《川报》期间， 他学习林译欧文《旅行述异》的写法，把自己所见闻的社会生活，写了一篇题为《盗志》的短篇小说，分期连载于1916年秋的《四川群报》。紧接着又写了《做人难》、 《强盗真铨》等小说，显示了李劼人早期创作的实绩。这些小说多以讥讽时事为主题，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倾向。如《夹坝》就是以帝国主义侵略为背景，通过帝国主义分子巴白兰及其翻译押运掠夺财物由西藏至内地途中遇“盗”前后言行的对比，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巴白兰色厉内荏的丑态，外强中干的本质。《做人难》则以北洋军阀统治为背景，塑造了一个“狼心狗肺，毫无廉耻的杂种”内热翁的形象，狠狠抨击了袁世凯的心腹四川督军陈宧投机钻营的政客活动。《强盗真铨》则以“靖国之役”为背景，通过督军派兵去新都县清剿所谓“盗匪”，结果“盗”去“兵”来，不仅“一个样”，而且是“兵”甚于“盗”，愤怒地谴责了军阀混战给民众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作品批判的锋芒直指时政，吐出了作者胸中的不快。从艺术上讲，一般说来，情节单纯，故事完整，以粗线条的勾画，漫话式的夸张见长。如《儿时影》写“我”和“哭生”在私塾学习的故事，作家几笔就勾画出私塾先生腐朽、凶残的面貌：

“我用一根指头，指在书上，一面跟着老师声音念去，一面偷眼去看老师，见老师正伸手在衣领上捉住了一个大肥虱子，递到鼻尖上去赏玩。我不觉一阵恶心，口里便顿住了。

老师登时怒气满脸，伸手把我脸皮一拧道： ‘心到哪里去了?’随又抓起一柄尺许长的木戒尺，嘣的一声便打在我脑袋上。

当时我又急又怕，又觉得脑壳上火烧火痛，不由的两行痛泪，纷纷流下。老师尚大声叱道： ‘你还敢哭吗?’又把戒尺举了起来。我急急忍着痛楚，抹了眼泪。幸而老师待我尚有几分慈悲心肠， 因我妈妈望我读书有成，时常备些点心菜肴，叫我送给老师，所以老师才不再打，只把手向书上一指道： ‘自己念!’”

短短的几百字，一个迂腐残暴，可笑又可恶的私塾先生的形象从纸上跃然而出!确实比较充分地揭露了旧教育的罪恶。

这些小说当时虽然不为全国众多的读者所知，但却很受成都的民众及青年欢迎。一位名叫孙少荆的在1919年元月1日所写的《成都报界回想录》中写道： “惟有那老懒君脍炙人口的小说，一名《盗志》，一名《做人难》。这两种小说，是人人都称赞它好得很，因为这是实写社会的缘故。”

教育家张秀熟同志在他为《李劼人选集》所写的序文中也这样回忆自己当年阅读李劼人小说的情景。他说：“副刊《娱闲录》，天天载有署名觉奴、镶有花边的各种艺文，又有署名老懒的连载小说《盗志》。……《盗志》写的多是市井中常见的人物，对社会现实多含讽刺，而且又隐隐反映出若干问题因而更为学生所喜好。”

这些同时代人所写下的对李劼人早期小说的真实评价，不仅有力地说明了李劼人的创作一开始就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道路，而且也说明李劼人与当时新文学的拓荒者们鲁迅等先驱采取了同一步调。这些写于“五四”新文学运动酝酿和倡导时期的作品，应该说，也具有拓荒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要占有一定的地位。

把眼光“直射到世界上去”的小说

李劼人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迎来了、并且投入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1918年元月他应王光祈、周太玄等人之约，参加了旨在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工作，担任编译部临时编译员，并根据少年中国运动“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去”(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的方针，在成都卓有成效地工作着，战斗着：一面利用《川报》等已有的舆论工具，聘请在北京的王光祈，在日本的曾琦，在法国的周太玄等人为特约通讯记者，广收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消息、文章，整版整版加以发表;一面又把自己住所成都指挥街72号作为《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杂志的发行地，利用各种方式把这些刊物送到青年中去。1919年6月15日又亲自主持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还出版了尖锐地批判旧制度，热烈地传播新思想的著名期刊——《星期日》，响亮地提出“复兴民族精神”，砸烂“贪污黑暗的老世界”，“促起人人的觉悟……创作人类公同享受的最高幸福的世界”的口号，发表并转载了包括李大钊、毛泽东所写的《什么是新文学》、《民众大联合》等重要历史文献，为“五四”精神在成都、在四川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星期日》是“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四大刊物之一。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上曾撰文介绍说： “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这两个周刊，形式，精神上，都是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的。就我们已收到的几期看来， 《星期日》的长处似乎是在文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

1919年秋，为了“把中国人落后的眼光改变方向直射到世界上去”(《为什么要发行这本月刊》)，以便“本着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李劼人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并协助周太玄等人办好“巴黎通信社”，婚后八天他就冲出夔门，远离家乡，在蒙达尔居住了不到一个月便与何鲁之到了巴黎。在那里，李劼人恪守着少年中国学会“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信条，一面参加周太玄等人主办的“巴黎通信社”的工作，向成都《国民公报》、 《川报》等报刊发回国际消息和通讯，同时，还给《星期日》周刊、《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刊物写文章。不久，又协助法华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侨协会和华工工会等机关先后创办《旅欧周刊》、 《华工杂志》、 《华工周刊》，反映留法学生和华工的生活，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一面到格鲁皮朗工厂做电工，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几个月的勤工俭学工作给了李劼人极大的好处。如他自己所说： “那就是使我得有机会深入到法国和基层社会，看到法国农工阶级的真正面貌和品德;也懂得了法国在强邻侵略之下，能够屡扑屡起的力量;也了解到在殖民地和在我们中国都有为非作歹的家伙，也是善良的法国人所深恶痛绝的社会渣滓。”(李劼人《回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片断生活》)

1921年春，李劼人突然得了急性肠炎等疾病，因为无钱，只好住进巴黎市立贫民医院免费治疗。两个月后出院，但身体极端虚弱，只得遵照医生嘱咐，离开巴黎去到阿尔卑斯山中的一个名叫拉密尔的小城休养，并借机补习法文，作社会调查。直到这年十月，又才应周太玄等好友之约去法国南部城市上蒙北烈(即今蒙彼里埃)大学。在这里，李劼人和正在发起并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赵世炎同志进行了多次晤谈， “诚心诚意地，完全相信苏联大革命必然会成功，而欧美亚各帝国主义干涉者必然要失败”(李劼人《记先烈赵世炎》)，深信列宁是一位“世界的伟人”， “他的思想行动给与世界的影响是没有时间性的，便再过一百年也有存在的价值。”(李劼人《列宁在巴黎》)因为这种影响，1923年中国少年学会发生分裂，康白情等人在美国旧金山拼凑三K党;曾琦、李璜等在法国巴黎凑合国家主义派，先后一再拉李劼人参加，都遭到他的严辞拒绝。

在蒙北烈大学，李劼人一边攻读法国文学，一边仍然给成都两家报纸写通讯，并且先后翻译出版了莫泊桑的《人心》(1922年)、都德的《小物件》(1923年)和《达哈士孔的狒狒》(1924年)、 卜勒浮斯特的《妇人书简》(1924年)等小说以及鲁意斯、爱德孟·龚古尔兄弟、巴散、马尔格利特、歹里野等人的短篇小说及戏剧，成为我国最早的重要的法国文学介绍者之一。这些研究和介绍，给他自己乃至中国文坛以巨大深远的影响。著名女作家丁玲就曾倾心过李劼人翻译的《人心》、 《小物件》等，从中吸取不少营养。从此，李劼人自己也从法国文学中直接吸取经验进行写作。这一时期，他写的作品不多，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创作的一部五万余字的名为《同情》的中篇小说。作品以作者自己住院医治盲肠炎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用病床日记写成。小说通过作者住院六十二天的时间里跟医生、护士及各种不同经历的病人的接触，相当细腻地描绘了法国普通人的生活，思想，风俗，习惯，并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作了广泛的对照，譬如， 由作者与同病室的两个病友关于募兵制与征兵制的谈话引起的全病室的人的一场讨论：

“……几十个人的意见同时发表，也有赞成征兵制的，也有反对的，也有调和的，越争论越激烈。百合花姑娘因为她的未婚夫是此次大战殉身的，她不但反对征兵并反对战争。玫瑰姑娘是最爱法国的，她说： ‘我反对法国人侵犯别人的战争，但我却赞成法国人抵抗别人侵犯我们的战争。你们看，这么体面的巴黎，叫德国人占去了也太可惜。我如有儿子，如其还有这样的战争，我一定要亲自送我儿子上战场去的。……’”

作品就这样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而且让我们看到了留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乐观主义情绪。小说还通过住院的法国、德国、俄国、非洲人，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一部分。整个作品反映的生活既广阔而又有深度，不仅有异国情调，也有中国风味，可以说是我国新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别具一格的难得的中篇小说。

反对有害于“国”与“乡”的恶势力

1924年9月，李劼人带着民族自豪感回到了祖国。这时，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前夕，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混战遍及全国每一个角落，四川尤为突出，弄得民不聊生;各种思潮也亮相表演，知识分子又一次处于分化之中。李劼人眼见这一切，愤慨之极，决心用自己的知识为民众服务。路过南京时，朋友黄仲苏等人力荐他去当时的东南大学教授法国文学，他婉言谢绝了，毅然回到故乡成都。军阀杨森督理下的成都更是一个畸形怪状的社会，特别是留法的学生，几乎都被杨森所收买，这一帮人企图把李劼人也拉去杨森幕府充当说客，李劼人严辞加以拒绝。他不入帮不入流，仍然要拿起笔为改良社会战斗!先是继任《川报》主编，并在报上发表揭露反动军阀的小说和杂感，因此，不到三个月，《川报》就被查封，他本人也被捕了。军阀的迫害丝毫没有动摇李劼人的斗志，出狱后又兼任了《民力报》总编，以后又主编《新川报》文艺副刊等，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杂感，如《今日!今日!》、《饥兵政策》、《内战也有好处》等等，更加旗帜鲜明地揭露帝国主义“强盗”，以及“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新新旧旧的家贼”的罪恶。真是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许多好心的朋友为他的安全和生命担忧，一再劝戒他： “不要专力搞文学，教点书，作点别的事， 岂不一样可以施展抱负?他毅然轩昂地回答：书是可以教的，事一定是要作的，但我的业——终身的业仍只是手里的戈矛：文学!”(张秀熟《李劼人选集·序》)

新闻报刊工作使李劼人更加广泛而又深刻地接触了现实，研究了社会，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为生动、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加之他几年来对法国文学的苦心研讨、译介，写作经验有了更多的借鉴。从1924年底至1926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口气写了《好人家》(1924)、《大防》(1924)、《只有这一条路》(1925)、《湖中旧画》(1925)、《唉!讲演!》(1925)、《编辑室的风波》(1925)、《棒的故事》(1925)、《捕盗》(1925)、《失运以后的兵》(1925)、《对门》(1925)、《市民的自卫》(1925)、《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1926)、《请愿》(1926)等十三篇小说。这些小说不但较好地继承了我国现实主义的传统，而且广泛地吸收了法国文学的经验，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写作技巧，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显示了作家写人写景的独特个性。

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针对着军阀统治。当时的四川，可以说是军阀统治的典型。它不仅集中了各派军阀的势力，而且这些军阀特别富有封建主义的奴性，为四川人民所深恶痛绝。暴露军阀统治的黑暗和腐朽就成为李劼人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题材和中心主题。他把辛亥革命以来十多年间四川军阀统治所造成的畸形怪状的社会人生真实地描绘出来，人们看到了不能不震动、吃惊、猛省!如《编辑室的风波》通过一家报纸发表一则新闻，触犯了军阀而无辜遭禁的故事，愤怒地揭露了军阀杨森之流破坏新闻事业，迫害新闻工作者的残暴行径;《失运以后的兵》则通过两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善良长工被强迫当兵，充当军阀战争的炮灰的不幸遭遇及其变化，揭露了军阀残害无辜的罪行;《市民的自卫》通过团总制造虚假舆论，哄骗社会，搜刮钱财，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控诉了军阀掠夺人民财物的罪恶; 《对门》通过一个官绅孀妇石太太羡慕富家生活，竟不惜作姨太太，甚至外老婆也好的痴望，在惨苦的事实面前终于破灭的故事，控诉军阀毒害人们灵魂的罪恶; 《只有这一条路》通过一个叫桂荪的青年与父亲为升学还是当兵发生的冲突，反映了军阀统治下青年们的追求、幻想必然象肥皂泡一样破灭的故事，写出了军阀的血腥统治;《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通过原本是苦力，因为天灾人祸而被骗当兵的陈振武十个月的军队生活，有力地控诉了军阀对无辜百姓的残害。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32年的二十年间，四川发生军阀战争四百余次，几乎月月都有战争!军阀混战成为当时四川社会的特点，揭露军阀的罪行也成为李劼人这一时期创作的特点。这些小说出现在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的前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直接为北伐战争制造了舆论。

李劼人的小说以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浓厚的地方特色见长。小说几乎都是以四川成都为背景，但作家往往非常巧妙地把它与全国的形势联系起来，并从历史根源上去加以揭露。如《大防》，作品通过具体事例深刻揭露并讽刺了军阀杨森一伙提倡所谓“新道德建设”的虚伪性。作品一开头就写道：

“我的故乡——成都，一直到这时(中华民国十三年)，男女之间的‘大防’，尚非常坚固哩。人欲的海波有时也曾汹汹涌涌浸过那道高堤;新的潮流也曾一起一伏，向那广大的基座上作过有力的冲击，但是它仍顽强地界在青年男女中间，好像不毁的万里长城。它何以有如此耐力?自然，它的钢骨是历史和习惯锻炼成的，所敷的沥青则得力于三种原料：一是不方便的交通，二是讲面子的绅耆，尤其得力的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有气力的军爷们。

这三种当沥青的东西，依我的愚见，或许也和恺木、蹲鸱、川芎、榨菜般，是我们四塞之邦的土产罢?我为发扬乡光起见， 且谈一件故事(我应该说摆一个“龙门阵”)，权当一碗麻婆豆腐，好吗?”

这样的开头，从纵横两个方面揭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自然而然地把时代性和地方性结合了起来。象这样的描绘几乎每篇都有，而方式却多种多样，有的通过描绘，有的通过叙述，有的通过人物对话，有的通过回忆对比……如《好人家》通过赵么粮户一家从满清到民国的几十年的动荡中“全和以前一样”的封建守旧的描绘，对当时社会的本质作了揭露，对吸食鸦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危害也提出控诉。作家写道：

“啊!没有吗?他们不是蔑视现实的理想者，便是遗忘了故国情形。他们不晓得在我们四川，象这样人家，正是社会的柱石。要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样多年的内乱，而一般社会也不致永远停顿在十八世纪，而大多数的民众也不致憔悴呻吟得如此厉害，顶少数的聪明才智进步有为之士，亦何致横尸原野，为一般暴君和一般糊涂虫称快哩!”

作家就这样通过幽默、嘲讽的对话，生动地揭示了故事的背景!而《编辑室的风波》更是一针见血地揭示着事物的本质。

“赵先生送客回来，不禁叹道： ‘我看除非在外国旗子之下，只好闭着口当哑巴的了!’

“周先生头脑简单一点，因就恍然若以为可以的说： ‘老实话我们也学各商轮，租一面外国旗子来挂起，就可吐气扬眉了’。

“钱先生道： ‘不行吧?我们这里是省会，不是商埠，不能挂外国旗子。倒是关闭不开的好’。”

(《编辑室的风波》)

这简洁有力的对话，不是很微妙然而又是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军阀的鱼肉人民，横行乡里，完全是帝国主义势力作怪，显示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如果说李劼人早期的小说以粗线条的勾画，漫画式的夸张见长，缺少心理刻画，那么，这一时期的小说则以周密的景物描绘，细腻的心理刻画取胜。他的作品几乎都有出色的景物描绘，细腻的心理刻画，两者往往巧妙地结合着，如《棒的故事》有如下一段描写：

“何九如从小路上一口气走到他自己院子的白木大门前，止了步四面一望，觉得风景依然：院墙内的林木还是那么葱茏，田塍的分划还是那样整齐，田边的溪水还是那样的澄清鲜活地流着，溪岸上儿株大苦楝子树还是那样的扶疏如画，甚至树荫下一块巨大的顽石还是那样的光洁。他如梦如寐的恍惚看见一个年轻体面的妇人穿着天蓝麻布衫，印黑花的漂白洋纱裤子，半大的脚上穿着玲珑的青洋缎鞋，脚背上露出才流行的水红线袜;头上的发髻挽得高高的，髻边垂着一簇茉莉花球，手上拿了柄大芭蕉扇，正浅浅地噙着巧笑，露出细白齿尖，一手撑着柔颊，坐在那顽石上，向水里一个拍着水花泅泳的少年男子道： ‘不洗了，快点起来吧!有人来碰见，又要造我们的谣言，说我们怎样的不正经了。’

“这洗澡的少年男子就是他自己，向他说话的少妇就是他才娶半年多的老婆。洗澡这天，是在四年前他刚从中学毕业，还未往外边读书去时，回家渡夏的一个傍晚。

“那时，他的身体虽说浸在溪水里，其实可以说是浸在他们俩的爱情之海里，哈!好甜蜜的味道!”

这里，作家把精密的景物描绘与细腻的心理刻画极和谐地构成了一个整体!作家在写人物时，特别注意了服饰情状的描绘，大大地加浓了地方色彩、时代色彩。《对门》几乎从头到尾无处不在刻画主人翁石太太的心理。石太太原是一个绅士太太，不幸丈夫死了。她拖儿带女守着一点薄产过着清贫的日子，而对门居住的旅长太太的富裕生活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她!她羡慕旅长夫人颜太太，即使做不到，做一个外老太婆也好!然而各种社会关系又碍着她。她常想：

“‘能够当一天这样的外老太太也值得!’可是她丈夫的家声，与各方面的关系，偏如铁索一样把她绊着，不许她向这条路走，所以她有时牢骚起来，不禁地总是这样说：‘啥子亲戚朋友，真正你求他起来时，他连正眼也不瞅睬你，可是，与他无干的事，他们偏又多起嘴来!要不为着这般人，我早就把女儿们嫁给人家当小老婆去了。……其实当小老婆又哪点不好，还不是那样又出得面，又气派，又享福的!”

石太太希荣爱富的心理是被作家微妙微肖地描写了出来!写得明快、勇敢、幽默、细腻!

李劼人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虽然不多，但却极有特色。是他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标志着他小说创作的成熟，不仅为他后期创作长篇历史小说作了思想上艺术上的充分准备，而且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留下了值得注意的篇章。

1926年以后，李劼人几乎有整整八、九年没有创作。他一边教书，先在成都大学任文科主任兼预科主任，同时还在成都师范大学等校兼课，以后成都大学等校合并为四川大学，他又在该校任特约教授;一边搞翻译，从1926年到1932年，他翻译了古果尔的《女郎爱里莎》，罗曼·罗兰的《彼德与露西》，赫勒·马郎的《霸都亚纳》，福楼拜的《萨朗波》，莫泊桑的《脂球》(即《羊脂球》)等等。这些译作，不但为文学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资借鉴的东西，而且为他以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做了很好的准备。1933年秋，李劼人看出“国际局势之不妙，感到长江一有阻碍，一切依赖汉口，上海的机器工业必然无法生存”(《自传》)，遂接受卢作孚的约请，欣然就任重庆民生公司机器厂厂长职务，举家迁往重庆，由教书，翻译文学作品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直到1935年夏天，因在办厂方针上受到资方的无理指责，愤然辞职，举家迁回成都，又才恢复文学创作。

填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

李劼人早就决心写作以辛亥革命为中心的历史长篇小说。他说：

“从1925年起，一面教书，一面仍旧写一些短篇小说时，便起了一个念头，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

(《死水微澜·前记》)

1935年，他由重庆迁回成都后，立即着手实现自己十多年来的宿愿， 5月执笔，二十几天就写成了近二十万字的《死水微澜》，很快又写成了《暴风雨前》、《大波》(上中下)。同时，还写了《梦痕》(1935)、《程太太的奇遇》(1936)、《胡团长本领真大》(1936)几个短篇和《危城追忆》等散文。三部长篇历史小说于1936——1937年陆续出版后，立即得到郭沫若的赞扬，称之为“伟大的”、 “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 “史诗”式的杰作，并希望李劼人“赶快”把“新《鲁贡·马卡尔丛书》逐一逐二地写出”来!(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可惜，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战争打断了李劼人宏伟的创作计划。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李劼人的全副精力投入了开办纸厂，领导抗日文艺运动的一系列实际斗争，除翻译了《单身姑娘》等几个与抗日直接有关的作品外，几乎再一次停止了小说创作，直到1947年才又应《新民报》之约写了长篇小说《天魔舞》和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

《死水微澜》1935年7月写成，1936年7月作为“现代文学丛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小说以四川成都为背景，以蔡大嫂和罗歪嘴与顾天成的爱情纠葛为中心，具体写出当时沉寂的四川社会天主教民与袍哥两种势力相激荡、相消长的情景，展现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时期四川各阶级的动向，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品非常成功地塑造了蔡大嫂、罗歪嘴、顾天成这样一些艺术形象。

《暴风雨前》于1936年初写成，同年12月作为“现代文学丛书” 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小说仍以成都为背景，通过一个半官半绅的郝家以及尤铁民、苏星煌等几个所谓志士的形成和变化，具体描写了当时社会上的仇洋心理及盲目推行新政，维新思潮杂然浸入，……真实地再现了1907年四川红灯教起义到1910年铁路风潮兴起前夕各阶级的动态，展示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向革命运动发展的趋势。

《大波》(上中下) 1936年到1937年春写成，作为“现代文学丛书”于193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小说以四川为背景，以保路运动事件为中心，真实地描写了这个事件的进程及结果，形象而又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结束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的伟大壮举，再现了当年如火如荼的斗争画卷，不仅塑造了付隆盛等历史进程的见证人，而且生动地写出了夏之时，周善培，端方等历史人物的面貌。

《天魔舞》1947年春写成，连载于同年5月9日至1948年3月18日成都《新民报·天府》副刊。小说还是以成都为背景，通过“八达号”及围绕着它的人物的种种活动，具体描写了买办、奸商、特务三位一体的陈登云之流在全民抗战中进行投机活动，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斗争矛头直接对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作品塑造了陈登云、白知时、刘易之、陈三小姐，唐叔贞等各种典型的人物。

这四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很成功地反映了甲午战争以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死水微澜·前记》)，真实而全面地显示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充分表明作家的创作不断向着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在李劼人的创作道路上它不仅构成了一个新的重要的时期，而且对于我国新文学运动来说，也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应该承认，有计划地、分阶段地用带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来反映近百年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李劼人是首创，尽管他的庞大的写作计划没能实现，但就写成的几部巨著来看，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迄今为止，似乎还找不出相当的第二个作者。

到了近代，历史小说已被批评家们称之为“我们时代的史诗”(别林斯基)，许多作家尝试过，几乎一致体会到“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阿英《晚清小说史》)是的，为了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不少小说家几乎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如被称为法兰西第二帝国历史的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反映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创作经验!李劼人的三部曲及《天魔舞》等作品，正是成功地吸收了前人的宝贵经验而创作成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我们看书中所刻画的一个叫付隆盛的做雨伞的老板卷入争路风潮时的描写吧：

“到了闰六月二十以后，他连报都不看了，他感觉报上说的总不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来得确实，来得有味。活路也无心做了，他几乎每天要向铁路公司跑一趟。回来又要把众人喊拢来， 讲述他的见闻。他老婆曾阻挡过他，抱怨他发了疯，把自己的正经活路丢了，还要耽搁客师徒弟的活路， ‘你安心把活路做倒灶吗?五十几岁的人了，还这样不懂事，我看你喒了哟!

“他则大鼓起那一双水泡眼，气忿忿把一条小辫子向额脑上一盘，冲向他老婆喊道： ‘你们婆娘家，只晓得吃饭睡觉，别的大事，你晓得吗?国都要着奸臣盛宣怀卖掉了，还顾得生意?我们现在只有拚命的争路，若是路争不回来，罗先生说过，我们一伙子都要做了亡国奴!……哼!亡国奴!……亡国奴是啥子味道，你晓得不?”

(《大波》)

这里把一个普通人卷入争路风潮的原委写得活灵活现!革命，唤醒了普通人，普通人投入了革命，革命才得以不断前进，付隆盛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人!他的言行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本相!难怪作家曹聚仁一再说： “《大波》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般，乃是时代的真实记录”， “《三国演义》那样，看起来很象历史，其实是小说，而《战争与和平》《大波》，看起来是小说，其实是历史。《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低， 《大波》的真实性很高。” (曹聚仁《小说新语》)

在创造新文学时， “五四”新文学家们曾适时地广泛地吸收了欧美文学的经验，当然是很必要的，但同时也带来不可忽视的偏差——欧化。不少新文学的开拓者们很快意识到这种倾向的严重性、危害性，并力图从实践中加以克服。可以说，李劼人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在克服欧化倾向，创造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方面，是有着特殊贡献的。李劼人的历史小说，对环境的创造极其注意名胜古迹、历史掌故的穿插描绘，以突出地方特色，对人物的刻画极其注意服饰用具、生活起居的描绘刻画，以突出时代风尚。更重要的是作家能够成功地将人物性格和周围环境统一起来，再现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小说的对话，更侧重方言俗语，以及当时流行的新名词，使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书中所写的景物尤如一幅幅风景画，所写的人物个性突出，特别是几十个个性不同的女性。如《大波》(下)写黄澜生为庆贺吴凤梧任标统，王文炳被委任为新津县知县，在聚丰园包了一桌鱼翅席弄到家来吃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陶刚主、徐独清来得最早，孙雅堂是喝了血酒，便同男主人一道拢的。三点五十分，王文炳才来，算是已经迟了一点五十分。

“他穿的是一身哔叽洋装，因为是借来的，过大一点，不过大家都不觉得。他一进书房，不及取帽子，放手杖，就向大家笔直地把手一伸，而第一个应该同他握手的是孙雅堂，却莫名其妙的把他定睛看着。

“‘把你的手伸出来握呀!这是文明礼节，我们穿了西装的就应该行这个礼节!’

“‘啊!原来如此!’然而伸出的却是左手，因为他的右手捧着水烟袋在。

依次也有左手，也有右手，大家把握时，都新奇的笑着。最后到了黄太太，她起初不肯伸出手去，觉得男女握手，就和亲嘴一样，势非达到某种程度，是不可以的。然而王文炳一只大手，老是那样伸着。她的丈夫和孙雅堂等，也那样笑着在说：‘怕啥子!这是西洋礼节，男女是该握手的。现在反正了，更不比从前。’

“而后她才毅然把右手伸出，笑到抬不起头，把王文炳的手紧紧捏住。

“振邦、婉姑都拍着手笑道： ‘妈妈不好意思呵!’”

这是一段出色的描绘!方言与新名词配合运用，外貌与心理描写并重，把男女大防开禁后的心理、个性，维妙维肖地写了出来，可谓神来之笔。

《死水微澜》、《暴风雨前》、 《大波》、 《天魔舞》以它独特的内容和艺术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空白，开拓着民族化的道路!

“敢有文章惊天下”

李劼人诅咒的“天魔”、 “恶势力”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洪流埋葬了。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给李劼人的创作带来了新的青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使他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他更加积极、认真、勤奋地为人民写作。解放以后，他在担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都市副市长等行政工作的同时，又根据作家出版社冯雪峰等同志的建议，从1954年开始修改《死水微澜》、 《暴风雨前》，并计划在写完《大波》之后继续写若干部长篇小说。他的具体计划是： “以《死水微澜》为第一部， 《天魔舞》为结尾。当然中间还包括护国之役，五四运动，新思潮勃发，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军阀统治时期，蒋介石入川以后，用几部长篇小说连贯起来，有系统地反映四川社会整个的变化。让青年人知道老一辈的人，受到多少苦难，而今他们是多么幸福。说起来这也是一种‘苦难的历程’。不过这不是一个人的历程，而是一个社会的历程。”(范琰《‘菱窠’访劼老》)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计划，李劼人花了极大的精力去搜集资料，调查访问当事人，研读史籍，听取读者意见，重读中外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 《金瓶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唐·吉诃德》、《悲惨世界》、《基度山恩仇记》、《约翰·克里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劳动》、《战争与和平》，研究那些艺术大师的创作经验。经过如此充分的准备，从1954年开始，利用全部业余时间修改他的“反映历史进程”的第一个三部曲，将《死水微澜》修改了十分之一，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暴风雨前》抽去几章，补写了几章，全书改动三分之二，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大波》完全是另起炉灶，1954年写了一遍，觉得不好，丢掉了，1955年又写第二遍，十多万字，还是觉得不好，又丢掉了。1956年开始写第三遍，内容增加了三分之二，篇幅却减少了五分之二，把原来的三卷，改为四部。1958年3月重写本《大波》第一部出版，1960年6月第二部出版，1962年6月第三部出版。第四部写到第四章，约十二万字，病魔无情地夺去了这位老作家的生命。

李劼人对这些作品的改写是十分成功的，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突出地表现在：

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 “必须尽力写出时代的全貌，别人也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历史的真实。”(李劼人《〈大波〉第二部书后》)修改后的三部曲，特别是另起炉灶的《大波》，确实尽力写出了辛亥革命时代的全貌，不仅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潮，而且还特别注意了一般人的生活起居，服饰打扮，风俗习惯，可谓全面展现了当时的生活图景!在这个图景里认真严肃地写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甚至每一句话。如夏之时参与的龙泉驿起义，周善培等人物，李劼人都还了他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甚至比周善培自己于1957年所写并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题为《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的回忆录还要可靠，连端方被砍头的时间、地点都写得相当准确，历史学家也不得不赞叹、佩服!史学界的许多同志几乎一致认为：《大波》可以作为历史，其中不少材料可以作为史料引用。通过李劼人的笔，读者确实可以了解到辛亥革命的历史真相!

二、人物更加统一，个性更加突出。三部曲的人物，一部分为真人，一部分为虚构，写历史的多为真人真事，写世情的多为虚构， 《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两书中的人物全为虚构， 《大波》中的人物虚实参半。1935年写作时， 旋写旋出版，没有统一修改，因而一些人物不连贯，不统一。1954年修改重写时作了极为周密的计划，不仅对每一个人物的言行作了通盘考虑，而且对虚构的人物也作了缜密的安排，使之有机地统一起来。对历史人物，他写得活，如那个风云一时的端方，作家没放过一笔，第二章、五章、七章、十章，明快而遒劲，细腻而周密地描绘他，从外形到内心，写得神形俱似。连当年与之相处过的人也连声说道： “就是他!就是他”;对虚构的人物，李劼人写得真，尤如实有其人，如蔡大嫂、罗歪嘴、顾天成、郝达三、黄澜生及其太太等等，无不维妙维肖!《死水微澜》中的顾天成、蔡大嫂、郝达三， 《暴风雨前》中的吴凤梧、伍平等都成为三部曲中的贯串人物，由他们而引伸到农村，到边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无论是真人，还是虚构人物，李劼人都给予了巧妙的艺术安排，让两者互相烘托，相互映衬。虚构人物也能看出真人的影子，如《暴风雨前》、《大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葛寰中，稍稍了解保路斗争历史的人，谁都看得出有一部分就是周善培的影子。吴凤梧这个人，许多熟悉成都历史事实的人，都晓得他身上包含孙兆鸾的成分。李劼人就这样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中写活每一个人物!

三、全书使用的语言，经过了更加严格认真的选择和提炼，丢掉了一些不易为更众多的读者了解的方言土语，使之更规范化!

除了修改重写的以上三部曲外，李劼人这一时期还写了《解放前夕一小镇》(即《天要亮了》)、《帮林外婆搬家》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短篇。《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回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片断生活》等回忆录，给研究五四运动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李劼人的创作， 可以以1935年《死水微澜》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从1912年到1935年为前期，作家主要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这又很明显地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12年到1919年为第一阶段，或者叫做尝试阶段，从1920年到1935年为第二阶段，或者叫做成熟阶段。从1935年到1962年为后期，作家主要致力于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修改、或重写。前后两个时期互相衔接，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展示了李劼人所走的一条宽阔而又正确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注释

附录一 李劼人主要著译目录:

《同情》(日记体中篇小说),1923年3月作于法国蒙北烈, 初载1923年6月15日至8月15日《少年中国》第4卷4、5、6期,1924年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由中华书局初版。

《死水微澜》(长篇历史小说),1935年7月作于成都,1936年7月作为“现代文学丛书”,由中华书局初版,1955年10月作家出版社新版,1958年5月作家出版社重版。

《暴风雨前》(长篇历史小说),1936年作,同年作为“现代文学丛书”由中华书局初版,1956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修改本。

《大波》上(长篇历史小说),1936年作,1937年1月作为“现代文学丛书”由中华书局初版,1950年作家出版社重版。重写本,1957年5月脱稿,初载1957年9月《收获》第2期,1958年3月作家出版社初版。

《大波》中(长篇历史小说),1936年作,1937年4月作为“现代文学丛书”由中华书局初版。重写本,1959年12月脱稿,初载1960年3月《收获》第3期,1960年6月作家出版社初版。

《大波》下(长篇历史小说),1937年作,1937年7月作为“现代文学丛书”,由中华书局初版。重写本,1961年12月完稿,1962年6月作家出版初版。

《好人家》(短篇小说集),1945年6月编,1946年6月由中华书局初版。内收有1924年至1936年间所作短篇小说十篇。

《天魔舞》(长篇小说),1947年春作,1947年5月9日至1948年3月18日载成都《新民报·天府》副刊。

《李劼人选集》(第一、二、三、四卷),1980年、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附录二 李劼人研究资料简目: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1937年《中国文艺》第1卷第2期。

周太玄《好人家·序》, 1946年中华书局初版《好人家》。

阎纲、沉思《绘声绘色的〈大波〉》,1962年10月《文艺报》。

易征《细腻与真实——谈李劼人作品的人物描写》,1979年《新苑》第2期。

张秀熟《李劼人选集·序》,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李劼人选集》第1卷。

王锦厚、伍加伦《李劼人创作道路初探——兼谈关于李劼人的评价问题》,1981年1月《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

伍加伦、王锦厚《李劼人传略》,1983年1月《新文学史料》第1期。

艾芜《李劼人的思想和创作》,1983年《四川作家研究》第2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9辑。

曹景行《曹聚仁对李劼人作品的评价》,1983年《四川作家研究》第2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9集。

伍加伦、王锦厚《李劼人年谱》,1983年《四川作家研究》第2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9集。

温晋仪著、李眉译《〈死水微澜〉法译本前言》,1983年《四川作家研究》第2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9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