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人物简历简介,艾芜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一
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形成，常常同他的身世中的变迁有着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在身体力行中积累起来的最直接的感知，往往会使得作家毕生不能忘怀，那种意绪还会不断地出现在以后的作品中。由最初的生活感受中所聚合起来的意绪，就不止只是生活本身的再现了，内中逐渐凝结起由作家感受着对世界的独有的审美知觉，那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从文学史上观察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曹雪芹倘没有亲身经历的家世盛衰的影响，没有他后来“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没有他“晨夕风露，阶柳庭花”和“披阅十载”的沉思和锤练，也就不可能形成他的揭示出如许生动世态的创作个性来。狄更斯少年时的坎坷际遇，不独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几乎有原型式的再现，在以后的作品中此种意绪也时常萦回无已，他的独有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同他的身世和以后的社会经历是难以分割开的。
如今写作家评传之所以注意于作家的身世，看来已逐渐领悟到了这一点。艾芜在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中，也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他的生活道路影响着他的创作道路，而且，他的质朴和深沉的艺术笔力，省察和表现世事的独特的创作个性， 以及如何有机地继承和接受前人的艺术经验，都和他的走过的艰难的生活道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艾芜的少年时代，是处于家庭逐渐穷下去的时候，他的祖父留下来十几亩田地，都被他的父亲卖掉，他的父亲汤坤庸，在一个小学里教书，每月的俸给是八元钱，就用这些钱养活全家。不消说，对儿子读中学尚且力所不及，要读大学只是非分之想了。
艾芜原名汤道耕，1904年出生于四川新繁。他读小学时，正是“五四”运动兴起以后，传播新思潮的刊物风起云涌，这新兴的浪潮自然也吹到这个偏僻的县城。这股思潮吹开了少年艾芜的智慧之门，他只是一个高小的学生，如他自己所说的， “看报纸和杂志的能力很低，不懂的地方很多，但却有一股勇气，也可说是傻气吧，总是捧着《新潮》、《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国》来读，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管白费多少力量。”但终究这思潮影响着他，家道的衰落，虽然读了几年师范中学，但终于也上不了大学，生活的逼迫，就促使他更迫切地去追求新思想。他对当时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的文章是最为钦佩的，深觉得只有以劳动做工而生活的人最是圣洁，并以此奉为人生的圭臬。为了要实践这一点，每次寒暑假回家的时候，他不要找人挑行李，用自己的肩膀挑着走二十里路。他把这样的事看作是一种追求，“我要凭我的双手，我的劳力走到世界上去”。一种崭新的思维激荡着这个年轻人的纯真的心灵，他决心要把这思想变成一个巨大的行动，于是，他便摒挡一切，远走四方，从此“跟我那出身的社会割断了联系，就这样投进了人生的大海”。
这一起步，决定着艾芜此后的文学生涯。他在昆明流落街头，在昆明红十字会里当过杂役，在云南西部群山中浪迹流离，在滇缅边界的马店里扫过几个月的马粪。此后跋涉至缅甸仰光，帮一个中国和尚做饭，又浪游于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生活中的无穷苦难，现实所给予他的心智以纷乱与跳动，他决心要写出这个人生，在《南行记》的序里面他就说， “那时也发下决心，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这犹如一股夺地面而出的喷泉，一旦喷出，则汹涌四溢而不可收，从这里就开始了他的写作，带着独有的生活色彩描绘着这个不幸的人间。
艾芜的流浪时间，从1925年离家开始，1931年到上海，大约有六年之久。到上海后不久发表了《人生哲学的一课》，用自己凄苦的境遇，照出了人世的不平。他的沉重的笔触，透出了生活的悲凉气，一开手就写出了足以使人久久沉思的作品，证明了作者的正在溢露的创作才能。从此时起，到抗战前夜，这期间他所写的短篇小说约四十余篇，分别收于《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海岛上》等结集中。
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是对旧中国罪恶势力的揭露，表现了黑暗世界中人民的苦难及其浑厚的内在力量。在沉重的现实面前，作者的倾向性是鲜明的。艾芜早期的作品，既深刻地揭示了旧世界，又怀着深重而激荡的情感诅咒它逝去，他的大量作品表明了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坚实的现实主义作家。
揭示现实矛盾并对生活持以批判的精神，从作品中闪现出作家主体的激情，这原是现实主义作家普泛的特征;然而每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又各自执着于某一不同的视角，立足于不同的现实据点，并且还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禀赋和艺术经验，因而也表现着他们不同的风格特色和创作个性来。从艾芜早期作品所逐渐形成的创作个性，就有着他的显著的特色。
首先，在艾芜作品的情态中，对于生命力的粗犷、耐苦、勇敢和进取性的追求，有着强烈的流动和渗透。看来这同他过去长期流离颠沛的生活带来的心理影响有关。流浪者的坎坷生涯是世上最为凄苦的，身受目击的光怪陆离的情状也是最为完备的。流浪者撰写的文学常常可以照出人世所难以看到的众生相，它的目迷五色的神采也常足以激起人们种种遐想和幻象来。欧美文学中的流浪者的文学，早巳造成了一种脍炙人口的艺术流派和艺术传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丰富的文学源泉。
《人生哲学的一课》就充满着一个流浪者的耐苦、勇敢、在生活线上挣扎的情态。到只剩下一双新草鞋成为唯一的财产时，生活已濒临于绝境，草鞋换成几个烧饼落了肚，身上一文不名又为小旅店赶出来流落街头时，更踏进了饥寒之境。 “在店门前的街沿边上，我就把虚晃晃的身子，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那时，心里没有悲哀，没有愤恨，也没有什么眷念了，只觉得这浮云似的生命，就让它浮云也似地消散吧”(《南行记》序)。这景象是作家一生不会忘记的，在他生命史上开始刻下了一道沉重的深痕，他的流浪生涯，迫使他去接触比想象中艰难得多的人生，看到在生活线上无比痛楚的世事，在痛楚中觉察到浪迹天涯的劳苦者身上的活力与素质。
此后的几篇小说中，流浪者的形象层出不迭，《松岭上》，《瞎子客店》所写的深山中孤寂的穷苦老人，寄予了作者深切的叹息和同情。然而对流浪者群的描绘中，最为生动和迸裂着生命之火花的，要算是《山峡中》这一篇了。
《山峡中》写的滇西铁索桥头江神神祠中一批流浪者群，他们背叛着世道铤而走险，生活逼着他们走这条路， “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也残酷起来，“对待我们更残酷的人，天底下还多哩……苍蝇一样多哩”。只要他们出手不利，抓到人时就会被遭到残杀。为了保全自己和维护他们残酷的教义，二黑牛因出手不利尽管被别人打得半死，只因他“动摇”而“不配活”，半夜里被魏大爷一批人活生生的抛到江心里去了。这些流浪者的血液中充满着勇敢和机智，然而有时是强悍和残酷的。其中野猫子的形象尤其动人心魄，她的机智和残酷却并非是鲁莽，当她弄清楚小说中的“我”并不是敌人时，一切都随之冰释了。作者写这个故事和这样的人物，有着一种深切的向往之心，他们虽然勇猛而残酷，然而他们又是仁义的，他们同情穷人，也包括对小说中的“我”在内。不消说，作者的向往之心，包含在作品的生动的描绘之中，可以看得出作者对他们钦仰的感情。作者对那个世界看作必须“翻个根儿”的想往，同作品中这些流浪者群的行径所引起的感情是相通的。
流浪者的风情，在艾芜以后的小说中不断持续的流散，不论是《在茅草地》、《偷马贼》、《我的旅伴》是如此，整本《南行记》集子，就是充满着流浪者活动的一部手记。然而重要的是作者从自己的生活实践和流浪者的传统心理素质中，汲取到了丰富的民族素质，这些素质同作者的身世阅历所生发出来的主体意识汇合在一起，促使作者去寻求自己的创作灵感，逐渐造就了作者独有创作个性中的若干特色。为什么此后艾芜的小说，一直不间断地在寻求那种为苦难与不幸缠结得如荆棘丛生般的典型环境呢?由此又不断描绘着为自己烂熟于心的勇敢者与反抗者的形象?看来这一特色的形成有着错综的内在机制，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地涌现出来。抗战后艾芜的几篇影响较大的中短篇小说，如《乡愁》、 《暮夜行》、 《都市的忧郁》、 《流离》等，都保持着这种神采。例如《乡愁》中写陈酉生，就是个极有血肉的勇者，他在陈酒坛子之流欺压下弄得走投无路，但他不为恶者的威武所屈，毅然离别妻儿远奔他方，含着眼泪去寻求新的生存了。《都市的忧郁》写城市贫民袁氏母子的故事，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最后以儿子在黑夜中被拉去当壮丁，结束了这个悲剧。这悲剧告知着破碎的旧中国的行将灭亡，小说在悲愤中迸发着葬送掉那个旧时代的火花。至于《暮夜行》，描写了几个在黑暗中摸索真理的青年，是一支流浪者的心曲，在绝望中他们寻求到了游击队，投入到革命的行列中去了。
这种悲苦、勇敢和具有进取精神的素质，前后辉映地出现在艾芜作品中流浪者的形象里面，这一特色，迥异于其他的作家，构成了他独有的创作个性。在此后的作品中，这一浓烈的色彩虽有所消淡，那是后来的作品中所表现的题材有着不同的缘故，但是他在构画人物与故事时，仍不脱那种充满着悲苦和勇敢精神的心理素质的风韵。
其二，艾芜青年时代那段漂泊生涯，遍尝了人间苦楚，也目击了一切劳苦者的水火中般的生活熬煎。他不同于别一个阶层中的作家那样去省察世情，那种省察虽然也会发生起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来，但到底是在不同层次的生活中的省察。艾芜的际遇则是与劳苦者的熬煎生活处于同一的境况中，他浪迹天涯，四处无援，流落于街头，被逐于旅店，在小客店扫马粪，在仰光的病倒……一个对人生寻求真谛的纯洁的青年，渐次油然而发的对劳苦者的同情心日益增长起来， “劳工神圣”的思想在他心中初步确立。这同他的愤世嫉俗的怒火燃烧在一起，同他的对劳苦者深切的爱和同情心溶合在一起，于是在他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朴素和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来。他把文学组成人间的不幸和辛酸的乐曲，吹出了必须抗争去求得生存和改变现实的动人心声。
任何有影响和成就的作家，几乎很少有例外的都具有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对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和对造成苦难的罪恶势力的抨击，是人道主义文学的基本内涵。然而作家在作品中溢露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不都是自觉的，作家只是沿着生活的真实性的准则去描绘现实，作家自身所追求的生活力量所要求达到的目的是作家所无法自我抑制的，也不可能为别的任何力量所能代替。一个正直的作家从来把作品看作是自己创作的目的，而不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作家要倾吐自己的感情，就是作品自身所宣示的感情，作家要追求某种想象中的目的，也正是作品都要表露的。马克思说： “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生活在旧时代的具有正义性或革命性的作家，他们莫不是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置个人的生存于度外的。艾芜小说中的充满着正义力量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他强烈地要表现的一以贯之的一种思想色彩。
作家自身的流浪生活，在生活线上忍饥挨饿，受尽了诸多折磨，画出了形形色色的可憎的面目，人们读着他的那些作品，已止不住生发起深切的同情感来。然而作家的情怀，只是以自己的遭际去看出现实世界中所普泛存在着的事象，引人同情的不止是作者的一点一滴，而是整个的劳苦者层。在艾芜的小说中，不论是早期的《南行记》中诸篇，如《松岭上》、 《瞎子客店》中所写的无依无靠的老人和流浪者;如《左手行礼的兵士》中那个老实可欺的士兵，几次受伤，为反动军队所抛弃而沦为乞丐;为生活所迫的偷马贼和私烟贩子;写农村破产流落城市的农民，以及以后所写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中，对劳苦者无不寄予了同情。尽管有些人做着不正当的行业，但是为时势所迫，无非是为着要活下去，如一个受伤的偷马贼所说的，“什么是正经事呀?……到后来，才明白，那全是傻里傻气的……你看我怎么样，一向不是饿得皮包骨了么”?那个和烟贩子做的是极不安稳的行档，但是“啥地方有安安稳稳的事情?有安安稳稳的事情，你我还天远地远跑来这地方做啥子?”这里揭示了贫穷的现实根源，因此这种同情心就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了。
文学的人道主义力量自然不止是对劳苦者的同情与悲叹，更重要的方面是在把愤恨指向社会的罪恶，维护和晓示人的应有的尊严和价值。艾芜在小说中对一切嗜血者的鞭笞是无情的，如写《欧洲的风》里的龙老板，《海岛上》刻画的胖商人，《春天》中的冯七爷之流等等，这些盘踞在劳苦者头上的吸血者，正是旧时代罪恶势力的代表。然而作品中写的为了生存而战斗的灵魂，为着维护一个尊严的人在嗜血者面前站立起来，不论是写陈酉生(《乡愁》)、李百星(《暮夜行》)、雷志恒(《故乡》)，石青嫂(《石青嫂子》)等，都焕发着这种力量。自然，最为丰满和生动的，要算《山峡中》写的野猫子了，这个泼辣、美丽的姑娘，有点梅里美笔下嘉尔曼的情调，“她的两条眉毛一竖，眼睛露出恶毒的光芒，看起来，都是又美丽又可怕的”。但是她的泼辣与“恶毒”，却是一道道投向压迫者的反抗的光。 “害怕么?要活下去，怕是不行的”，“我们原是在刀上过日子哪!迟早总有那么一天的”。这个为了维护顽强地活下去的劳苦者的尊严，这种不屈辱的英勇性格，掩映着一种在那个时代中高度的人生价值。
再次，艾芜早期的人生阅历，给予他的甚深的创痛，不仅表现于他的作品中那种沉重的严峻感，也渐次形成他作品中基本主题的悲凉色彩。《南行记》无妨看作是一部生活原本是如此透底悲凉的书，里面有时虽也发出一点笑声，然而那是饱含着眼泪的笑。旧时代悲凉的世情是写不出欢乐的篇章来的，然而艾芜的小说，特别是在四十年代末写的小说，却有着出奇的悲凉感。我以为在解放以前艾芜创作的基本主题是人生悲凉的主题，这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最忠实于生活的表现。表现一个时代的基本主题对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作家艺术思维中宏观性的思考范畴，是他能否站在现实的制高点上去领悟生活的关键，艾芜一点也没有游离那个充满着悲愤的时代。那些企图在那个破碎的世界中去寻求绯红色的幻梦，妄求在残败剥落的危墙上去补缀旧痕的作家是可悲的。直面人生也无非就是直面那个悲凉的现实，艾芜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对忠实地反映那个时代是毫无愧色的。
自《南行记》以后，他的短篇小说中迭现着此种悲凉色彩。《荣归》中的罗得胜，随着兵队来到故乡，他为了复仇和援救朋友而处心积虑，不料兵队的长官同家乡的仇人竟勾结在一起压迫农民，他的复仇计划非但不能实现，朋友何土也被抓起来了，一切愿望都成了泡影，那种绝望的状态是十分悲凉的。四十年代初发表的《意外》，写老李老张两个农民被抓壮丁，他们想逃脱魔掌，欲行贿而未成，只落得个求生不得的绝境中。旧时代加诸劳苦者头上的枷索是如此的牢固，任你怎样挣脱几乎都无济于事，写出这种绝境中的悲凉，是艾芜笔下延绵不断的文学主题。在他的长篇小说《故乡》中，也不脱此种氛围气。小说中写大学生余峻廷回故乡想有所作为，但因遭到种种阻难而未能实现，终因卷入层层纠纷中而不能解脱。他与放高利贷的母亲发生不和，朋友雷志恒的出走，使余廷峻的理想全部破灭了。最后他终于在雨雾中离开了故乡， “一切都显得灰色黑暗，而又凄凉，彷佛阳光不会再来一样。”小说尽管有不足之处，然而那悲凉的氛围，映现在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身上，由此煊染了那时代的悲凉是笼罩于整个的社会肌体的，就这一点说，却是十分真实的。
到达这种悲凉气极致的，要算《一个女人的悲剧》(中篇)和《石青嫂子》(短篇)了。前者写周四嫂在地主恶霸迫害下全家跳岩自杀;后者几乎是同样的遭遇，逼得石青嫂子全家远离家乡。两篇小说的笔触都十分凄怆，写尽了旧中国妇女苦难的命运。但是《石青嫂子》于悲凉中却透示着强烈的求生希望，不象其他全篇都笼罩着灰暗的凄凉感。石青嫂的悲惨命运是中国农村妇女命运的真实写照，而作者写她的倔强的一面，为这个妇女形象构出了刚健的色彩。她种的田地，居住的破屋已全部为地主所摧毁，悲愤而不可遏的反抗意志，驱使她走上那个吴大老爷地主老财门口去呼号，敢于同一切见到的人去诉说自己的苦难。最后她只能一家大小，背着抱着地离开家乡。“不论啥子艰难困苦，我都要养大他们的”!这是一种绝望中求生的坚强意志， “等桔子柑红的时候，我们就回来!”这更是倾吐着一种要执着地活下去的希望。虽然如此，然而那小说的氛围气却分外的悲凉，分外的催人泪下。
以流浪者题材去写出破碎的旧中国，在目击着灾难深重的劳苦者生活中产生的深厚同情的人道主义力量，用悲凉凄楚的基本主题去描画出那个时代的颜色，正是这些独特的要素构成了艾芜的创作个性。
二
民族危机的深重，使作家的笔锋不能不转入到抗日的旗帜下。在抗战前，艾芜已经写了虽然为数不多，但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小说，例如《咆哮的许家屯》就是。抗战后，他奔波各地，以后先后定居在故乡湖南宁远和广西桂林。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不少是写抗战题材或表现战时人民生活的。但是艾芜从不稍懈于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富于同情心的描写，更没有忽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暴与腐败。在桂林的几年，先后出版了短篇集《荒地》、 《秋收》、 《黄昏》、 《冬夜》、 《童年的故事》、《锻炼》等。这些作品，于当时说都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刻画现实的深度及其美学价值来说，则远较先前的《南行记》为逊色。这里面，大抵出之于一种热情的呐喊，一时的鼓舞性是有的，写抗战题材固然是作家一项神圣的职责，但是因为缺乏实际的体察，现实中复杂的内在本质又为浪潮般的热情所淹没，因此作品的限度不能不停留在某一种平面上。《咆哮的许家屯》是写满洲的抗日故事的，但作家并无此种实生活，不同于《南行记》那样有着血迹斑斑的深痕，故事尽管写得相当生动，也只是停留于故事的平面，稍稍久远一点，这作品的印象也就消淡了。即令是以后写的长篇小说《山野》，大约作者也是得之于第二手的材料，为抗战热情所驱使，急欲成篇，但人物众多，故事不免散乱，又杂之以种种与实际并不能吻合的作者的想象，终于未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结构。不过，所有作品中也有不失为较出色的，《回家后》与《受难者》就得到过当时评论界的好评。《纺车复活的时候》写了战时农村的凋零，所描绘的几个农村少女，神态有着异常的诗情。《遥远的后方》、《萌芽》、《反抗》，在写抗战中大后方的消极现象中，还烘托着人民的潜藏着的力量。
到1940年以后，抗战中的复杂的内在本质暴露得更清楚了，国统区的黑暗面愈来愈浓重，人民在腐朽政权下的痛苦生活愈益困顿，那种现实生活中的血痕，渐次映入了作家的眼帘，艾芜在此时的创作，逐渐注意于生活中由苦难组成的重重矛盾。在《荒地》、《冬夜》中所收的短篇中，如《某城纪事》、《乡下的宴会》等，用着辛辣的讽刺笔触，画出了抗战中那些醉生梦死者的卑贱的灵魂，也敲击着反动统治者的骨脊。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无过于《意外》、 《回家》等几篇。
《意外》已如前述。《回家》是以伦理为主题的小说。可贵的是作家在小说中揭示了两种文化意识的冲突。丁永森的妻子被人奸骗，在农村中可以不问是非地被视作是罪恶，尽管他妻子是完全在一种强迫状态中受辱的，她隐忍着无法诉说，但是舆论则归结为罪恶是在她的方面。丁永森在城市当司机，为同事喇叭老五所诱惑，也干了些嫖妓的事情。但是在丁永森的观念里，他可以有点“乱来”，而妻子被迫受辱的事却忍耐不得。这不止是个人的观念，是一种社会的观念，乡里人都视作他妻子的受辱是一种罪恶，丁永森尽管有着两种观念的某种冲突，但到底是“正统”的普遍存在的封建观念占统治地位，他可以原谅自己，却不能谅解她，非要把她踢上一脚赶出去不可。作者在这里揭示的伦理观念的是非，并未作直接的回答，只是在事情的演变中把问题揭示开来让读者作自己去思考。有人认为作者是同情丁永森的，看来是一种不经心的误解，倘有择取，我以为作者是同情丁永森的妻子的。小说最后的结局，“她盼望丈夫能够说一句话，但丈夫始终沉默着，不向她看，也不理她。于是她竭力忍着眼泪，赶忙钻进轿子去，她知道再没有回来的希望了，放下轿帘之后，便让眼泪落了下来”。于彼时彼地说，永森嫂的出走，是对传统的封建观念的一个回答，对丁永森的夫权主义的腐朽的所谓现代观念的一次挑战。自然这只是小说给人们的一种社会效果，并非是永森嫂所意识着的，但是却分明为作家所意识着。应该看到，小说的伦理主题对普遍存在着的陈腐的社会意识，是有着深刻的批判意义的。
这期间，现实生活的沉闷，艾芜的创作对于那种混沌无望的时日，不再有兴致去描述了。除了他潜力于长篇《故乡》以外，灵感又飞驰到了遥远的茅草地。他当时发表的《我的旅伴》的中篇小说，在《南行记》的系列小说中占着比较重要的位置。老何与老朱这两个人物，是艾芜当年流浪生活的记忆中面目最为清晰的两个劳苦者。这两个抬滑竿的轿夫，是小说中的“我”去八莫的同行者，他们尽管粗鲁，但是心地纯良;他们虽然也挣扎于生活线上，然而对贫苦人有着同情的济人之心。作者在这里开掘了两个同样善良而有着不同性格的心灵。作者对当年流落异乡的生活之所以萦怀于心，实在是为那年月中所受的生活磨难和跻身于那些劳苦者群中所蒙受的那种纯真的心灵所感动了，所以时隔十余年，在心绪中非但不能磨去，反而在苦恼的时节又勾起了那种怀念。作者在《在茅草地》里曾经写过： “一个追求希望的人，尽管敏感着那希望很渺茫，然而，他心里总洋溢着满有生气的欢喜，虽也虑着成功还在不可知之列，但至少不会绝望和灰心那样境地的黯然自伤。”看来，作者在那个年头又重新拣起流浪生活的余绪，并非是偶然的，在这里，作者不过是在排遣那苦闷的岁月中去寻求新的希望。
接着的年头是抗战胜利，然而并没有带来什么希望。时局的阴暗，生活的困顿，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愈益使作家愤懑起来。艾芜用笔投入了反蒋斗争，不久受到迫害，举家迁居到上海郊区，直到1948年又回到重庆。
这期间，艾芜一方面更沉思于流浪汉年代的岁月了，他相继写了《李大哥》、 《安全师》、 《私烟贩子》、 《海》、《流浪人》、 《月夜》等短篇，陆续描画出了当年南行中难以磨灭的人物印象，这些人物都是作者心底里感到欢喜的，因为从他们那里给作者带来了生活的启示，带来了在苦难中如何活下去的勇气。在另一方面，因为现实生活的激荡，使作者更加注视着现实中最苦难的深层，他要向人间呼喊，他要写出人间的不平，他把苦难层中被压榨到最底层的受难者——妇女的命运，当作那时代苦难的象征。不论是《回家》中的永森嫂，《一个女人的悲剧》中的周四嫂， 《石青嫂子》中的石青嫂，她们的命运无疑是受着历史摆布的最痛苦的不幸者。倘认为要从旧中国崩析的年代中寻找文学作品里最苦难的气息，写出那个摧枯拉朽的岁月倒塌下来的声音，那末我以为，艾芜在这期间写的几篇小说，称之为苦难的时代记录是不为过的。
还必须提到的，艾芜在这期间还写了两本自传体的小说：《我的青年时代》和《我的幼年时代》。因为是作家经历的真实写照，沿着他在艰难的旅途中跨出的奋斗不息的足迹，可以给人种种的深省。《我的幼年时代》的特色，则用着孩子的眼睛和口气去省视人生，映现那美丽的自然风光，时代激荡的起伏。不消说那读物是引起了人们兴趣的。
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内中第一个中篇《春天》，到这时第二个中篇《落花时节》的发表，相距了八年之久。小说是以作者的家乡为背景来描绘破碎的农村的。倘说它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那么最清晰的印象无过于写了三个不同性格的雇农了，这种观察力，在综合农民的基本的精神素质时，却是一个很好的概括。自然，人物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但是人物的精神素质却有着近似的状态。不妨可以把这类状态分作自在的和自为的两种状态，所谓自在状态，那就是农民中的愚朴、迟钝、听天由命的状态;自为状态也并非指的是有很高的思想觉悟，但在精神气质中有被压迫者的自发性的反抗。《丰饶的原野》中写了三个人物，性格上有很精细的描写。
第一个是邵安娃，这是个具有憨厚和愚钝性格的人。他为地主卖命，不以为是不能容忍的事，反而乐呼呼的使出浑身劲来。为东家挑粮食重担，有人觉得他太呆了些，但是他却傻笑说“挑少了，灯草一样，有啥挑头”!这种愚昧的奴性，是多少世纪以来民族文化素质中最劣质的东西，也正是历来实行愚民专制的统治者赖以存在的精神条件。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正是针对这样的受苦者发出的深切的同情，而不幸的是邵安娃这种奴性却掩没了他处于不幸的一切自觉，他不以这种不幸为不幸，要别人对他采取同情似乎倒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他毕竟是受苦者，艾芜笔下的人物写得如此沉重，确也描出了一个真实的灵魂。最后邵安娃投水自尽的结局，到底也看到了这个愚呆、木讷的弱者发出的一点对人世绝望的微弱的回响。
另一个人物是刘老九，这是一个具有反抗性的形象，有倔强的性格。他为了帮助邵安娃，不惜用辞工的手段要挟汪二爷。他的未婚妻被迫给阔人作妾，激怒的火焰燃烧着他的全身。然而他与邵安娃的精神状态又有相通的地方，给地主干活时也一样的卖力，不管为谁卖力，他的牛一样的干劲却必须尽使出来。所以这“自为状态”也是有着相当的局限性， “自为”只在于有自发的反抗性，截然不同于邵安娃那种逆来顺受的愚昧状态。
然而较复杂的还有一个雇农赵长生，他既有邵安娃型的奴性，又有刘老九型的反抗气质，可说是奴性和反抗性格的二重组合。他的情绪变化经常取决于当时的情景，刚受到别人的辱骂，只要转身对他哄骗几句，他就可以恢复如初。然而在他的血液中也有着难得的反抗要素，他幻想着要痛打地主汪二爷，在多次纠葛中他站在刘老九一边反抗汪二爷;另一方面，他又会讨好地主，在地主面前咒骂刘老九。这种复杂性格表现着两面性，他并非没有一点反抗的自觉，但到底又在现实面前屈辱而生了。在旧时代的农民中，这种性格带有普遍性，他明白是非，又为了可怜的生存又不能不去逢迎欺压者，归根结蒂指望他起来“争”，是很难想象的。艾芜在书的后记中说： “历史之所以进步得慢，总爱走迂回的道路，赵长生这类人，我疑心他们是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的”。责任只在于这种陈旧意识的根深蒂固，而根深蒂固的根源又在于那个陈旧社会的存在。
在这部长篇中，艾芜是怀着眷念故土的心绪下陆续写成的，故事与人物，在怀旧的感情中带着苍凉的忧郁气，在黑暗的年代中涂抹这些忧郁的色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缺少使人醒眼的生活希望，作家的主体意识中追求生活的激情未免冲淡得十分稀薄了。自然，所刻画的几个雇农的精神状态和他们不同的个性，仍是很有深度的。
三
艾芜在旧时代的笔耕，是他至今为止的全部创作生活中的最为灿烂的时刻。综观他那个时刻的全部作品，有一些不免流于生活的平面，或者说，现实主义精神还不够充分;也有一部分出之于二手材料的摹写，叙事多于抒情，他的创作个性中的深沉的感情色彩有所淡化;尽管如此，艾芜大量作品是成功的，他的浑厚的笔端描出了现实的深层，将苦难的人间纳入到一个沉思中的艺术世界里。有人以为艾芜的笔墨是浸润于浪漫主义中的， 《南行记》的整体不可否认有些浪漫主义情调，其中个别作品如《山峡中》更浓重些，但是就《南行记》的总体的艺术色彩说，不能说是浪漫主义的;构成艾芜创作包括《南行记》在内的艺术色彩是现实主义，是直面于人生的现实主义，是血泪斑斑的刻画着苦难人生的严峻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构筑有时也不免容纳某些浪漫主义手法，正如有的浪漫主义作家有时也会运用若干现实主义方法一样。正是艾芜创作中的坚实、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摇撼着人们的心灵，他也正是以如此丰富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增强着中国现代文学的骨骼。
看来作者有时倒并不经心于此，到全国解放以后的新时代，往日的陈事已成云烟，连同自己的作品似乎都不想提起了。他在《艾芜小说选》的序言中一开头就说： “解放后，总想重新努力，在作品中，尽量描写新人新事，表现新的时代精神，不愿把解放前的旧作，再印出来，怕作品中所写的旧时代的黑暗，毒害新时代青年人的心灵”。自然，在序文的后面也终于省悟到“知道或识别什么是新和旧”，也为着“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的缘故，并不再去肯定前面的假设。不过，文学的审美价值还并不只限于它的认识社会和教育人们的作用，用社会学的观念肯定文学的思想价值固然是很重要的一面，然而文学的内在的审美价值，却必须看到它是否获得了历史的和美学的高度。文学作品的经久性和不断地得到流传，应该视作是一种标志，这是文学自身的美学价值所决定的。
人们至今仍喜爱艾芜先前的一些作品，它的根由和艺术奥秘究竟是什么?我以为有两个基本要素值得探索。
其一，艾芜前期作品中很大部分都有着作家坚实的生活基础，巨大的现实威力驱使他不能不去描述生活的真实。现实生活中错综的矛盾激发着作家去增强对生活的认识，并产生出同情和憎恨的感情来。艾芜的那些作品，充满着劳苦者包括自己在内的血和泪，深沉的现实力量是他全部作品的杠杆。
其二，然而只有丰厚的生活并不能构成艺术品，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并有着同样生活感知的人并不都能成为作家。现实生活为作家所感受，但不能直接写成作品，很重要的中间环节是需要经过作家的主观因素的融合，然后方能凝结为艺术形象。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生活于同时代，但是生活感知于二人的主体映象是如此的不同，他们的作品因主体映象的不同，因此写出了旧俄罗斯的不同方面。艾芜的流浪生活和幼时到抗战后居住家乡时的生活感染，在贫瘠的旧中国土地上所感受到的苦难、不平和正在凝成的火焰，这些感知于作家的心胸，构成了作家独有的映象，独有的艺术思维。《南行记》的深沉，忧伤和生发着的生活勇气， 《一个女人的悲剧》和《石青嫂子》的令人撕裂肝肠般的剧痛，里面缭绕着那种绝望中挣扎和要求复仇的火花，是如此的动人而有魅力——这些，都是艾芜的作品中所独有的。我认为，这正是一切有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的作家包括艾芜在内，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获得一种艺术价值的经久性，它的奥秘无非就在这里。
全国解放后，艾芜仍是一个多产作家，有短篇小说集《新的家》、《输血》、《夜归》等，长篇小说有《百炼成钢》。因为要表现新时代，作者先前那种深沉的色彩不免要有所收藏起来，代之以欢快的笔墨去涂抹时代的风采。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至少到五十年代末仍从事于写作的老作家，都莫不是依循着这个路子走过来的。然而遗憾的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的作品，固然也不能完全忽视它曾经起过的社会作用，但是经过时间的检验，它曾容纳过的现实内容，无奈与客体的真实性有着不小的距离。根本的原因是在那些作品回避了现实中的矛盾，漠视生活中存在的为人们关注的尖锐的社会主题。人物与故事大体出自一种可以被允许的某种模式，由于作家的才智，虽不完全落入一种图解化或公式化，然而大体是滞留于艺术上的令人乏味的状态。艾芜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虽然还保持着自己一定的特色，但要完全摆脱此种羁绊是很困难的。
作家世界观的改造和对先进理论的学习是重要的，应该看到在这过程中文艺蒙受着僵化的理论教条的束缚，那就是众所周知的长期以来存在的“文艺从属于政治”， “服从于一定的政治路线”，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指导原则。凡越出雷池一步的将被视作是异端，这就不仅消弭着作家对生活深沉的思考，也连同作家先前的艺术禀赋给了无可估量的损伤。在这里，可以看到艾芜先前谛视生活的沉思力量是十分淡化了，因为要写欢快，要写先进人物，而欢快的故事和先进人物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完全怠慢了生活中存在的盘根错节的矛盾，欢快背后的痛苦和眼泪，作家大抵是违心地忽视了文学要表现的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的人生。
就作品本身说， 《夜归》和《新的家》这些短篇都是可喜的，也可以看出艾芜在新时代面前转换自己的艺术思维力是如此的娴熟，可是那花团锦簇般的篇章不免有一览无遗之感，生活就是在这样欢快的进行，一切都那么顺畅，再也没有留下象《南行记》篇章那样徐徐地倾吐着的使人深思的流韵。那么里面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无非是依靠在生活实感中未能写出的掀动人们灵魂的心曲，已经写出的不过是飘落在水面上的几支青萍。
不消说，这并不是作家的过错，历史的负荷力不能使作家施展出潜藏着的才能。五十年代以来由文艺从属于政治孳生的主题先行的文学模式，对作家聪敏心智的飞翔是一个灾害。如今看来，即使是当年名噪一时的《百炼成钢》，留下来的文学光彩毕竟是十分有限的，秦德贵式的英雄人物固然有可爱的一面，作者也尽管设置了若干落后人物，也添写了不平常的爱情场面，但是一切都在可以预见到的发展下顺利进行，任何人际间和工厂中的矛盾以及生产中的危险时刻，无不在矛盾逐渐消失的状态下迎刃而解。作者并不想以作品图解政治又而终于不得不服从于政治的一种需要。这作品的影响至今的渐见消淡，就使人领悟着此中底细。
人们时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解放后仍致力于创作的老作家，他们的作品就总体讲，就不如在三、四十年代那样的光采照人。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对新生活还不熟悉，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是象艾芜那样逐渐已熟悉了生活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同先前的作品相较，为什么会觉得有一种不小的距离呢?问题是在怎样去看待生活，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去开掘现实的深度呢，还是从某种教义出发，使生活去配合那种固定的模式?依照前者的方式，文学就将走入新鲜活泼的创作自由的途径，使作家在生活的真切的感知中唤起自己独有的艺术个性的飞动;而后者的方式，则不免会引起艺术的枯萎。
看来艾芜是省悟到这一点的，在六十年代起，因再去云南西陲而引起了往昔交感的情思，这一次他陆续写出了十二篇小说，结集为《南行记续篇》。我以为，这是艾芜在解放后较有分量的一本作品。因为写的是解放后的重游，人民当了家，往昔苦难的土地几乎不复辨识，而是充塞着发荣的春色了。大约作者忖度到再用先前沉郁的笔写新的南行记似乎是不协调的，然而因为运用着今昔交错的情节来描绘人物故事，却又别具一格地开创了新的创作特色，小说的情调保持着《南行记》那种深沉的色彩，又投入了由于时移世易变化所带来的不小的喜悦。
用今昔的故事交错写成的《野牛寨》、《芒景寨》、 《澜沧江边》等篇，手法有近似之处，可能是作者开手写《续篇》时所思索已久的艺术思维罢。其中以《野牛寨》为最好，景色中的江流、密林、稻田、阳光，组成了粗犷和浓郁的奇景，为的是写出阿秀这个“鲜花也似的女子”，她的生长在“岩石似的旧世界”而勇敢不屈的性格，是人间的一颗珍珠。她被巨蟒似的大江吞没了，但是她在后人的身心中活着。阿秀这个人物是写得极为传神的。小说虽然以解放后她女儿淑英、妹妹阿香的出现，引起“我”遐想起当年对阿秀印象的巧合情节来，但这无损于小说结构的诗一般的美。倒是《芒景寨》等几篇，几乎运用了近似的手法，就不免显出艺术手法上某些贫弱的痕迹。《雾》一篇，虽有手法近似之处，但情节跌岩多变，写卢元如在五里雾中寻父，偶从别人口中听到线索，似乎雾已散;以后又打听到此人已被打死，而且有人拿出死者鼓肚，有他父亲名字，雾又浓重起来;最后弄清鼓肚是他父亲送给另一人的，他父亲并未死，于是“雾已散了，太阳高高的现在天上”。其中还有卢元的爱情故事的变化喻之以雾聚雾散景象，手法又颇具匠心独运的特色。此外，人物写得精细动人的，有《姐哈寨》中的赫玲贝， 《玛米》中的玛米。《续记》把读者带到了一个梦幻般的情思境界之中，开掘着一个色彩缤纷的艺术天地。
《续记》对旧世界的憎恨和对新社会的赞美，构成了它的鲜明的思想主题。泾渭分明的艺术图象的分野，表现出作家的爱憎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家在新的南行途中的视野，却回避了那丛山峻岭中依然存留着历史的瘢痕，这并未因新时代的诞生而消失尽净了。写出一点现实中还存在的若干真实状态，描绘一点奔腾而下的澜沧江带下的泥沙，不但不会使作品减色，倒是可以给人们以鞭策以沉思的更多的文学力量。自然，这里我们不能离开时空条件来空谈作家的是非，从彼时彼地说，那是不能去责难作家的。不过无情的历史发展总不免要从现在来回视过去，对《续编》如从历史的要求观察，色调就未免单纯一些，说它开掘现实的深度稍逊于《南行记》，似乎是公允的意见。
历史的发展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不仅冲击了政治禁锢的枷锁，也冲击了长期以来对文学的种种清规戒律。可以看得出，老作家艾芜同所有的文学战士一样，正在朝着这个崭新的方向继续挥洒他那支雄健的笔。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他的《南行记新编》和他的新的长篇创作《春天的雾》，这里就来不及加以论述了。不过可以预想到他的新作，必将是另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里，新的起点必将是保持固有的刚健，获取新的素养，舍弃原来存留的陈旧的东西。
注释
附录一 艾芜著作书目:
《南国之夜》(短篇小说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3月初版。
《南行记》(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2月版。
《山中牧歌》(短篇小说集),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初版。
《夜景》(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1月初版。
《海岛上》(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逃荒》(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5月初版。
《萌芽》(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10月初版。
《黄昏》(短篇小说集),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5月初版。
《秋收》(短篇小说集),重庆读书出版社1942年版。
《荒地》(短篇小说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版。
《冬夜》(短篇小说集),桂林三户图书社1943年5月版。
《爱》(短篇小说集),桂林大地图书公司1943年5月初版。
《锻炼》(短篇小说集),重庆华美书屋1945年8月初版。
《童年的故事》(短篇小说集),重庆建国书店1945年11月版。
《烟雾》(短篇小说集),上海寰星书店1948年7月初版。
《新的家》(短篇小说),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4年8月版。
《夜归》(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6月版。
《南行记续篇》(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64年9月版。
《艾芜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1月版。
《春天》(《丰饶的原野》第一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1月初版。
《芭蕉谷》(中篇小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
《江上行》(中篇小说),重庆新群出版社1945年9月初版。
《乡愁》(中篇小说),上海文化工作社1946年版。
《我的青年时代》(中篇小说),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5月初版。
《一个女人的悲剧》(中篇小说),上海新中国图书局1949年3月版。
《丰饶的原野》(包括《春天》,《落花时节》),重庆自强出版社1946年1月初版。
《故乡》(长篇小说),读书出版社1946年版。
《山野》(长篇小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1月初版。
《百炼成钢》,作家出版社1958年6月版。
《漂泊杂记》,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4月初版。
《遥远的后方》,桂林大时代出版社1939年版。
《杂草集》,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1940年10月版。
《我们的喇叭》,重庆烽火社1942年版。
《缅甸小景》,桂林文学书店1943年版。
《文学手册》(艾芜主编),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版。
《初春时节》(散文特写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11月版。
《欧行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6月版。
《浪花集》(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10月版。
附录二 艾芜研究资料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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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琼《艾芜(艺宛文林)》,重庆《大公晚报》1946年11月16日。
吴琼《艾芜——文坛人物杂记》,上海《大公报》1947年9月。
凤砂《怀艾芜先生》,浙江《东南日报》副刊《笔垒》第570期。
彭桂蕊、周曙《苦到成功的作家艾芜》,《人物杂志》沪版第3、4期合刊1948年4月。
胡风《南国之夜》(艾芜作的短篇小说集), 《文学》第4卷第6期。
飒飒《南国之夜》(艾芜的短篇小说集),《清华周刊》第43卷第4期。
周立波《读〈南行记〉》, 《读书生活》第3卷第10期1936年3月。
谷虹《关于〈春天〉及其他》,《现代文艺》第4卷第6期1942年3月22日。
向秀《艾芜的〈丰饶的原野〉》, 《东南日报》副刊《笔垒》1947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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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辛《评〈故乡〉》, 《文讯》第7卷第5期1947年11月。
公兰谷《艾芜的〈石青嫂子〉》,《短篇小说评论集》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
周立波《论〈春天〉》, 《亭子间里》1963年4月版。
陈翔鹤《读〈艾芜短篇小说集〉》,《光明日报》1954年4月17日。
巴人《闲话〈夜归〉》, 《文艺报》1959年第13期。
冯牧《探求新的生活美》,《文艺报》1959年第16期。
巴人《广阔的生活,集中的描绘——略评〈百炼成钢〉》,《读书》1958年第五期。
严文井《赞美劳动的书(评〈百炼成钢〉 )》,《文艺报》1958年第7期。
冯牧《艾芜创作道路上的新跃进(谈《百炼成钢》),《文艺报》1958年第7期。
蒋孔阳《象生活一样地丰富多采(谈艾芜的《百炼成钢》)》,《文艺月报》1958年第5期。
洁泯《谈〈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光明日报》1958年6月26日。
王西彦《试论〈百炼成钢〉》,《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
吴伯萧《野牛寨》,《文艺报》1962年第7期。
洁泯《试论艾芜的创作道路》,《光明日报》1962年8月13、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