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紫人物简历简介,叶紫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在风云激荡的三十年代，叶紫——一个只活了二十八个春秋的青年作家，在只有短暂的五六年写作生涯中，发表了近二十万字的短、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集中、鲜明地描绘了大革命时期和三十年代农村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他那些凝结着血泪和爱憎的作品，以强烈的战斗性为基本特色，在当时的国内外产生了显著影响，使他成为“左联”时期重要的革命作家之一。他，不愧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星座上一颗永远闪耀着熠熠光亮的明星。
一、苦难的青少年时代
叶紫，原名余鹤林，曾用名字还有：余昭明、余繁、汤庞。叶紫是他发表《丰收》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丰收》震动文坛后，他便以叶紫为名。其他笔名有阿芷、阿止、杨镜清等。他1912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月塘湖乡的余家垸子。这个只有几户余姓人家的小村，离县城十余华里。叶紫家乡山明水秀。但是这里的贫苦农民，同样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影响，受着寄生在这里的许多官僚地主的压榨，过着饥寒交迫的穷困日子。在叶紫出生前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虽然革命摧毁了腐朽的满清政权，但革命政权很快落到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手中。革命失败了，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广大农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叶紫的父亲余达才，早年曾种过田，卖过布，撑过船，教过私塾。叶紫的父母生育了十二个儿女，因家境贫寒，缺医少药，只有叶紫和他的两个姐姐活了下来。但从叶紫记事时起，他父亲已是桃江马迹塘镇的团防局长，所以叶紫后来回忆童年生活时，说他“是一个小官吏家中的独生娇子。”
温馨的童年 六岁的叶紫进了兰溪高等小学，全家为他迁居兰溪镇。他特别受到父母的疼爱，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可以不去上学;他更不知柴米艰难和世态炎凉。一年年，过着无忧无虑，充满着爱的温暖的童年。
他十二岁小学毕业后，即进入了长沙岳云中学。学校离他故乡约二百里路程。起初，他过不惯寄宿生的生活，竟在宿舍里躺着哭了四五天;后来，是训育先生和一起的同学抚慰他，教他看书、游戏，才逐渐尝到其中的乐趣。在校期间，叶紫熟读了李白等诗人的许多诗文，也知道了哥伦布、牛顿等外国科学家的伟大发现，对未来做着各种玫瑰色的甜美的梦。他幻想着做大官儿，做大发明家，大诗人，或者做一个出风头的体育家……总之，他渴望成为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他在追求中，度着最幸福的中学生生活。应该说，他后来在革命文艺道路上，执着追求创造的刚强个性，是从这时开始孕育的。
风云激变的年月 1926年春天，叶紫刚十四岁，才读了两年中学。这时，湖南工农群众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广泛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长沙成立了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工农群众直接起来配合北伐军，积极参战。革命象一股激越的洪流，席卷着整个湖南城乡。叶紫的家乡、家庭跟着卷入了这股洪流。正如他后来回忆说： “时代的洪流，把我的封建的、古旧的故乡，激荡得洗涤得成了一个畸形的簇新的世界。我的一位顶小的叔叔，便在这一个簇新世界的洪流激荡里，做了一个主要的人。爸爸也便没有再做小官儿了，就在叔叔的不住的恫吓和‘引导’之下，跟着卷入了这一个新的时代的潮流;痛苦地、茫然地跟着一些年轻人干着和他自己本来志愿完全违反的事。”这里所说的小叔叫余璜，共产党员，益阳县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担任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工农自卫军总长。父亲担任县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年仅十八岁的小姐姐余世民，担任县妇女联合会会长;大姐余裕春，任兰溪妇女联合会会长，据说，还曾任过三天益阳县的女县长。叶紫在小叔的“进攻”下，被从“读死书”的中学里叫了出来，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宣传活动，后又被送去武汉军事学校三分校学军。
1927年，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之后， 5月21日，湖南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五月间的一天，叶紫家乡益阳县团防局反动头目曹明阵，派出团丁突然袭击叶紫的家(益阳县徐家宗祠)。叶紫父亲看到敌人抓走他的小女儿，不禁暴露了自己，准备用自己的生命营救她。结果连同妻子在内，三人一齐被捕。如果说，叶紫父亲最初参加革命是不自觉的，而在革命处于危难时候，却能毅然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这充分表现了他那勇于献身的精神。他的行为对叶紫性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从叶紫后来的回忆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父亲有着热烈而深沉的爱。
事变后，叶紫的小叔余璜，很快转移出去。几年后，他担任了红军师长，和他爱人一道在洪湖壮烈牺牲，遗下一子，由当地农民收养。叶紫的大姐则剃光头发，女扮男装，在婆家亲友的全力掩护下，幸免于难。
叶紫在武汉听到父、姐不幸的消息，急忙赶回家乡。但他慈爱的父亲和年轻的姐姐未能与叶紫相见一面，便壮烈地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枪弹之下。他母亲则因被传陪斩，而精神失常，时好时发。曹明阵还不肯罢休，妄图斩草除根，派人四处缉拿叶紫。幸好有后来成为叶紫妻子的汤咏兰一家的极力相救，他才得以逃出虎口。
叶紫，一个刚刚十五岁的青少年，怎经得起这样残酷的打击!他后来回忆道： “我象一个刚刚学飞的雏雁，被人家从半天空中击落了下来!我的那小小的心儿，已经被击成粉碎了!”然而叶紫是刚强的。他带着母亲的嘱咐，怀着复仇的怒火，去浪迹天涯，寻找光明存在的地方。
飘零辗转的生活 叶紫独自离家时，怀里只揣着母亲给的六十四个铜子，提着一个小篮子，放着几本旧小说、诗文和两套黑布裤褂。他先逃往长沙，年底逃出湖南，后辗转于湖北、江苏、安徽等地。先是找党组织，找叔叔和同志，可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实行白色恐怖，工农革命力量被摧毁、被打散了，革命转入低潮，党的领导只能在某些地区秘密活动，因而，叶紫要找到组织是困难的。他只好自己去瞎闯。为了杀掉他的仇人，毁平吃人的世界，他学剑仙、侠客， 当过乞丐，跑过深山古庙，拜访过尼姑、和尚、卖膏药和走江湖的人。但是，苦头吃了许多，却一事无成;他到军队里当兵，挨皮鞭、吃耳光，吃掺沙子的臭米饭，拚死命干，好容易变为二等兵，他一气之下，悄悄逃出了火坑。
他还当过小学教员，替和尚抄过签书等等。他挨饿受冻，彷徨痛苦，从大都市流落到小都市，由小都市流落到农村，又由农村流落到繁华的上海。在三、四年飘泊流离的生活中，他与下层人民为伍，见到了太平世界的许多奇闻。这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1930年底或1931年初，因党领导的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深入发展，叶紫也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还曾因此蹲过监狱。他把母亲接出来同住，后又同汤咏兰结婚，生活安定了下来。但是，叶紫内心郁积的太多的痛苦，使他一刻也不得安宁。他除了参加革命活动，还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由传统的旧诗文、旧小说，鸳鸯蝴蝶派的东西，一直读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以及世界各国的翻译作品，从中找到了斗争的武器。
二、战斗的文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丰收》
1933年，是叶紫一生中最不平常的年代。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成名之作《丰收》等短篇小说;参加了“左联”，开始走上了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道路。
叶紫由于直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很快确立了为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他能够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现实社会复杂的矛盾斗争，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年春天，叶紫和好友陈企霞等人创办了《无名文艺》旬刊。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发刊词：《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说明创刊目的和编辑方针。可以看出，他们办刊，一是为了反抗书店老板对无名青年作者的压制和迫害，二是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共同前进。对刊物内容，发刊词虽然指出“绝对不涉及政治情形”，而另一方面却痛斥了当时文坛中那些“颓废的无病呻吟”、 “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以及“守在象牙之塔”的脱离现实斗争的唯美派;号召青年作家以文艺为武器， “老老实实地攀住时代的轮子向前进，在时代核心中，把握到一点伟大的题材，来作我们创作的资料。……共同来开拓一条新的出路。”巧妙地披露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叶紫的这一指导思想，从他在后来的《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处女作《丰收》，得到了印证。
《无名文艺》旬刊只出版了两期，后改为月刊。叶紫为出版月刊，从组稿、审稿、编排设计、接洽印刷、发行，直至找社址、筹钱等等，花费了许多心血。当时最困难的是经费，最终还是因为付不出印刷费，只出了两期就被迫停刊了。其时该刊销路很好，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也是这年，叶紫在一次“左联”召开的座谈会上，认识了鲁迅。此后，他与鲁迅交往日益密切，特别是1934年至1936年间，他们除了在内山书店多次会面外，还有频繁的书信往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鲁迅作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的关怀与培育，对叶紫的思想与创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33至1936年间，正是叶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写的多数作品，都经过鲁迅细心审阅、指导。例如鲁迅于1934年10月21日给叶紫的信中，就对《夜哨线》的问题，提出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叶紫的作品，思想性、政治性很强，如果没有鲁迅的帮助，是难以在“摧残中”迅速出版的。鲁迅不仅亲自把叶紫的第一个短篇集编入奴隶丛书，还为其写了序言，给予高度的评价，写下了“文学是战斗的”的名言，使得叶紫及其作品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从鲁迅给叶紫夫妇的十多封书信里不难看到，他对叶紫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他从创作上的具体指导，到亲自安排处理叶紫作品出版的排印、插图、销售，以及代收转稿费，真可谓无微不至。
当时，叶紫一家挤住在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过着贫困的生活。全家祖孙三代四五口人，没有一张桌椅，除老母有一张帆布床外，其余都睡地铺。这时的叶紫，已身染肺病，身体消瘦。他不但得不到补养，反而常常饿饭。为了糊口，他坚持坐在地铺上，用衣箱当桌子，苦熬着写作，还挤出时间去小学任教。鲁迅对叶紫的拮据情况了如指掌，在信中固有“即颂饿安”之句。为此，鲁迅也尽可能将自己节余的版税，资助叶紫;直至1936年鲁迅病危之时，还给因患肺病和肋膜炎而住院的叶紫寄钱。所以叶紫在医院听到鲁迅逝世的噩耗时，不禁失声痛哭了!后来叶紫写了一篇《哭鲁迅先生》，追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朋友……伟大的民族的魂魄”!
1933年5月，叶紫完成了短篇小说《丰收》之后，连续写了《火》、 《电网外》、《夜哨线》、 《乡导》，连同次年写的《杨七公公过年》共六个短篇小说，汇编成《丰收》集，于1935年出版。这是叶紫的第一个短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
这些作品，大都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三十年代初，湖南农村阶级斗争、农民生活为题材。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黑暗动乱的年代。国民党法西斯反动统治刚刚确立，大地主、大官僚就开始加紧对工农群众巧取豪夺，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也乘机伸向农村。长期遭受军阀混战破坏的中国农村，农民刚有了“喘息”的机会，就又被投入苦难的深渊，农村经济陷于更加破产的境地。农村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迅速深入地发展。叶紫亲身目睹过农民的苦难与抗争，饱尝过血雨腥风、颠沛流离的痛苦，农民的前途命运问题，必然要引起他的特别关注。《丰收》集以他特有的感受和独特的色调，从不同角度，真切地描绘了农民在军阀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深刻地揭示了农村破产的社会根源;生动地展现了党领导农民革命的宏伟画卷，在反映三十年代农村现实生活方面，作了新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开掘。
《丰收》是叶紫最有影响的作品。它以洞庭湖畔农村为背景，主要描写佃农云普叔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悲剧。连年的兵灾水旱，相继夺去他父亲和儿子两条生命。但他仍不自绥，而是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希图有个转运”，他卖掉了仅有的一所房子，加种了地主何八爷的七亩地。他磕头、作揖，高利借贷，还不得不忍痛卖去唯一的爱女英英，用换得的十九块光洋，暂度饥荒。他又率领全家日夜拚命，抗旱排涝。终于，云普叔梦想的满地黄金的世界来了，粮食夺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可是谷子刚一进仓，粮价一跌再跌，地主、官僚、军警催租逼捐，接踵而至。云普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下的谷子，被一抢而光，到头来反欠下三担三斗五升捐款，怎么能不气出一场大病! “丰收成灾”，这是多么惨痛的情景!面对残酷的现实，云普叔有如大梦初醒： “真有抢谷的强盗啊!”反抗的怒火开始在他心中点燃。他隐约地了解了儿子立秋组织众人抗租斗争的原因。《丰收》以深厚的现实主义力量，形象地表现了农民丰收反而破产的严酷事实，从而揭示了“丰收成灾”的社会根源，即反动军阀地主官僚的巧取豪夺。这就比一般描写农民受灾破产具有更深刻的主题思想，更令人深思。
在《丰收》的续篇《火》里，觉醒后的云普叔主动参加了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当曹家垄群众向何八家冲去时，他敢于跑在最前面，敢于一口咬下老团丁的耳朵。可见农民与地主的对立，达到了何等尖锐的地步!可见贫农一旦觉醒，便是农村最革命的力量。作者还以强烈的爱憎感情，浓墨重彩地抒写了农民运动的怒潮，有如“疯狂了的大海”， “爆发了的火山”，势不可挡!叶紫在这里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的革命精神。
《丰收》与《火》合起来看，非常完整地勾画出一幅农民在苦难中挣扎、觉醒、抗争，乃至加入革命队伍的历史画卷，展示了武装斗争的光明前景，向贫苦农民指明了一条生路。
《杨七公公拜年》一文，写的是贫农杨七公公一家因“丰收成灾”，逃荒上海的遭遇：由于巡捕、警察的敲榨勒索，结果稻草被烧成灰烬，孙子病饿而死，儿子被捕判刑，杨七公公也在除夕之夜的爆竹、欢歌声中凄凉地死去。他们仍然逃不脱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的厄运。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告诉读者，天下乌鸦一般黑，逃离农村同样没有出路。只有团结起来反抗，才是穷人唯一的出路。
《电网外》以革命武装攻打长沙为背景，通过描写老农王伯伯遭受国民党军阀残害的故事，控诉了匪军对农民肆意抢劫、殴打、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滔天罪行。叶紫逼真地描绘团防兵用机关枪扫杀无辜群众的血淋淋大屠杀场面，并揭露了英日帝国主义势力参与镇压的罪行。作者又从正面描写了红军战士英勇善战，体恤群众，热心照护王伯伯的感人情景，与匪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爱憎十分鲜明。这样直接、大胆的暴露与歌颂，在三十年代文坛上，是罕见的，难怪《电网外》最初以《王伯伯》为题，发表在《文学新地》上，便很快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
与《电网外》同月完篇的《乡导》，也是一篇动人心魄的作品。英雄的母亲刘妈，所以伪扮向导，把反动军队引入红军的埋伏圈内，也因她同样有着“血海样的冤仇”：她的三个儿子惨死在匪军屠刀之下。
从《电网外》、《乡导》，到描写国民党士兵忍受不了伪军官残害农民的罪恶而起来反叛的故事《夜哨线》，不难看出，叶紫力图通过另一生活侧面的具体描写，进一步把“这是一个什么世界”，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让人们看清“世界整个儿都是吃人”的本质，从而挖掘出造成三十年代农民悲剧命运的另一个社会根源：国民党反动军队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对人民群众、人民革命血腥屠杀与镇压。而这往往也是驱使人民觉醒、反抗的直接动因之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在三十年代的农村，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叶紫作为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能够正视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斗争步步胜利这一主要现实。革命的责任感，驱使他不仅着力描写农民深重的灾难，揭露社会的黑暗，而且描写农民奋起反抗斗争。他们或投奔红军，或团结起来暴动，或与红军武装斗争密切配合，形成雷霆万钧之势，振撼着旧中国的大地，动摇了反动统治的根基。叶紫的《丰收》集，艺术地反映了大革命的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农民运动的高涨，老根据地和工农武装的扩大和发展，极大地鼓舞着人民的斗志，对推进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小说深刻的思想内容，只有靠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来体现，才具有撼人心灵的力量。《丰收》集里的人物，多数是形象鲜明、性格各异的“这一个”典型。
叶紫对农民悲苦的命运充满着深切的同情，小说中的一些人物，是他“流着泪写出来的。”因而，他能够从生活实际出发，忠实地按照生活发展的逻辑，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注意从农民共同的命运和不同的遭遇中，揭示人物的共性和个性，使人物更为真实，更富时代特点。
叶紫塑造的老一代农民形象最为成功。云普叔、王伯伯、杨七公公同属三十年代初期破产的老实农民。他们共同具有我国农民忠厚善良、勤劳俭朴，顽强坚韧等传统美德;但又由于绵延二千多年封建制度对人们思想的毒害，致使他们长期处于蒙昧的不觉悟的状态，有着各种因袭的精神重负：迷信守旧、相信命运，盲目幻想等等。云普叔吃苦耐劳，长于农事，相信靠自己的劳动能换取一个温饱。可是一生的苦难也使他变得麻木守旧。他惧怕天灾，迷信“关帝爷爷的灵签”， “镇日祈祷天晴”， “抬菩萨求雨”;惧怕地主的剥削，却看不清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身为奴隶而意识不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对反动势力存在幻想。他以为靠磕头、作揖、 “办打租饭”，便可以博取他们的怜悯。小说生动地反映出老一辈农民身上沉重的精神负担，以及造成这种负担的历史渊源。然而，云普叔毕竟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贫苦农民。叶紫把他放在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把笔触伸进他的内心深处，使他更富于时代色彩。他虽然相信命运，但又不完全顺从于命运的摆布，有着与命运抗争的顽强意志;虽然对地主阶级存在幻想，可又潜在着不满的情绪，意识到那是“一些极难看的面孔”;虽然怨恨儿子立秋不肯努力做功夫，而去和癞老大一起想什么反抗的“办法”，可他毕竟是经历过十五六年农民会的盛景，一旦幻想破灭，便迅速觉醒，看清了地主的“强盗”面貌和旧社会“吃人”的本质。他由对地主阶级的惧怕转为憎恨，进而迸发出强烈的反抗意识，这不仅与二十年代鲁迅笔下的闰土不同，就是与三十年代茅盾笔下的破产农民老通宝相比也大不一样。这并不奇怪。鲁迅、茅盾和叶紫，都是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各自把人物置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中，按照不同的经济地位、个人经历和遭遇去考察、塑造人物性格，因而，他们笔下的人物必然呈现不同的时代内容和不同的个性，但却显示了同样深刻的现实主义力量。
王伯伯有类似云普叔的生活道路和性格，但又有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个性差异。他处于自耕农的经济地位，有田园、瓦房，有家具、家畜，还有积攒的二十块银洋。他的自私落后、安分保守的思想比云普叔更浓重和顽固;他的觉醒历程也更曲折和痛苦。开始他听信谣言，认为红军成不了气候，“同长毛一样，造反哪，又没有真命天子。”他反对儿子投奔红军，因而更怨恨红军。当国民党匪军放火烧他的房屋，他曾大喊“老子总有一天要你们的命的!”红军营救了他，使他认识到红军是好人。可是当红军撤离时，他却舍不下田园和房屋，不愿跟红军走;以为还可以重过安心、太平的日子。直到目睹了儿媳孙子三人的惨死，才在这如雷击顶的灾难面前认清了罪恶的社会。然而他并没有立即想到革命，而是在他绝望地套上绳索准备自杀时，才猛然醒悟，终于放开大步，“朝着太阳的那边走去了!”叶紫步步揭示他的心理变化，较有说服力地反映出这一层农民思想转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呈现出与云普叔不同的色彩。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摒除了当时文坛存在的图解概念的简单化倾向，使他成为左翼文苑上一朵馥郁的奇葩。
杨七公公又属于另一类型的人物。与云普叔、王伯伯相比，他已是由家庭主力降为辅助劳力的老年人，又有几次去上海度过灾年的经历。他完全被旧思想习惯束缚，相信天命，安守本分，对身受的压迫，逆来顺受，毫不怨尤，安于“做稳奴隶”，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虽然儿子的反抗行为，时刻搅扰着他的心，但他固有的愚昧、软弱的性格，使他至死都无法摆脱旧的因袭的重负。叶紫“哀其不幸”，通过塑造他的悲剧性格，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意识的顽固性和危害性，从而显示了教育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给人深刻的启示。
刘妈是一个革命母亲的光辉形象。她的革命精神和阶级觉悟，比云普叔、王伯伯鲜明强烈得多。她敢与匪军斗智斗勇，使之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敌人屠刀面前，她坚贞不屈，微笑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乐观刚强的性格，强烈的爱憎感情，奇特的革命行动，使她闪耀出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辉，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这并不是作者随意的拔高。小说对她的不幸遭遇虽然没有展开来写，但是作者通过描写她的内心活动：她三个儿子的惨死、黄金洞三百多弟兄的被杀，这深仇大恨如何燃烧着她的心;她在极度痛苦时，不自觉地祈求“观音菩萨娘娘”等，巧妙地展现了她过去的生活道路和成为革命母亲的动因。这就使她更深地植根于生活的土壤，更加真实感人。
叶紫还较成功地塑造了青年一代的农民形象：立秋、福生等。他们大多与老一辈农民形象同时出现在作品里，形成鲜明的对比。开始，他们的思想行为得不到老一辈的了解和支持，相互间形成了代沟和冲突。这种矛盾，直到老一辈思想觉醒，才趋于统一，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丰收》中的立秋，在大革命失败后，有过“迷茫”的苦恼，但他能从积极方面去思考、探索农民的出路问题;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要求。他对田里不抱任何希望，采取消极的劳动态度，因而，在“做死了也捞不到自己一顿饱饭”，和“不做就没有吃的”的问题上，与父亲发生了分歧和冲突。他们一个清醒，一个糊涂;一个有自觉的阶级意识，一个蒙昧无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丰收之后，立秋坚决反对云普叔请“打租饭”，主张“自己收的谷子自己吃，不要纳给他们……什么捞什子租，借了也不要给他们还去。”但云普叔固执己见，反落得了可悲的结局。这就从反面，充分肯定了新一代生活道路的正确。叶紫用对比手法，描写两代人不同思想性格的冲突，深刻地揭示了新与旧、先进与保守思想的斗争，以及新生力量战胜守旧力量的社会发展动向，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收到了较真切动人的艺术效果。
叶紫笔下的青年农民形象，总的讲，不如老一辈农民形象丰满、充实，但他们仍有各自的特点。尤其是立秋的坦率正直，沉着刚毅，福生的执着倔强，给人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叶紫刻画人物形象，调用了多种艺术手法。他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注重“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把人物置于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的漩涡，在情节的发展中写人物的成长或转变的过程。《丰收》着重写出云普叔一家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有他们父子间的矛盾。各种矛盾随着情节的展开，步步发展，交错进行，从多侧面逐步揭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特点，把人物写得丰厚，有立体感。
叶紫善于描写人物的具体行动和支配这些行动的思想情绪，用省俭的笔墨，生动地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比如，他这样写立秋宣传抗租斗争：
“高鼻子大爹，笑什么?农民会你说不好吗?”
“好，杀你的头!你怕不怕?”
“怕什么啊!只要大家肯齐心，你没有看见江西吗?”
作者不仅写了立秋的行为，更写出农民会和井岗山红旗如何照亮着他年轻的心。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写，人物的精神面貌便升华到更加完美的境界。
叶紫还较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有意地深入到人物心灵的深处，去发掘和抒写人物多种复杂的感情、精神气质。这在《乡导》中表现较为突出。他真实细腻地描写刘妈的内心活动，写她如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面临大敌前的紧张、慌乱、惊喜、酸痛等复杂情感，使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在《丰收》集中，值得注意的还有真实动人的细节描写。由于作者对当时湖南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因此，他对人物性格、 环境场面、矛盾冲突的描写，能以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描写来体现。例如《电网外》通过“赈灾”老爷为慌报灾情，硬逼着王伯伯按手印的细节描写，把反动官府瞒上欺下，鱼肉人民的丑恶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正是这些生动的细节，使人物、故事更富有生活气息。
短篇小说篇幅短，更需要作家精心结构。叶紫善于根据表现人物性格、主题思想的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截取有典型意义的片断，结构故事。《丰收》基本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常用的截取生活纵切面的结构手法，概括了从春到秋的较长的生活历程，展开了农事的全场面，但作者又吸取了外国常用的截取横断面的结构手法，突出描写借粮、卖女、抗旱、抗洪、秋收、请打租饭等几个生活片断。即大体按照先后顺序，自始至终地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又不是平铺直叙，一览无余;正面描写最精彩的场面，把次要的放在背面，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这种结构有利于描写人物性格发展的历程，概括最丰富的社会内容。因此，茅盾曾称赞《丰收》“是一篇精心结构的佳作”。《丰收》集其他各篇的取材各有侧重。《乡导》截取的是刘妈生命历程最后的最光辉的生活断面。时间不到两天，全篇只有两个主要场面。小说从迫近高潮时开始，通过人物自然的回忆，悲壮气氛的渲染，交代出事件的原委，把复杂的前因后果描述得一清二楚。作品很少消极的介绍和解释，而是积极主动地把矛盾冲突一步紧一步地推进，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与《丰收》集各篇相比，这篇结构更谨严，内容更精要，更富有短篇小说结构的艺术特色。
叶紫虽然是带着“浑身的创痛和所见到的人类的不平”，流着泪进行写作的。然而，他的作品却没有丝毫忧伤、低沉和颓废的情绪。《丰收》的六个短篇，由于作者用朴素、通俗、自然的语言，交织地描写了农民的苦难与抗争，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因而字里行间充满着悲愤激越的战斗气息，形成了朴实鲜明、刚健、明快的色调。这与二十年代大多用忧伤、悲凉的笔调，描写农村凋蔽、农民苦难的作品迥然不同。作者在《丰收》自序里说： “这里面只有火样的热情，血和泪的现实的堆积，毛脚毛手。有时候，简直象欲亲自跳到作品里去和人家打架似的!”这极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战斗的艺术风格，概括了他的艺术个性。体现在作品里，便是那以血泪挣扎交织着火热战斗的画面和愤怒迸发出的革命激情，组成的高昂悲壮的战斗主旋律。这正是他的小说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 “风格就是人。”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活认识的不同，在作品中表现的艺术格调也就不同，这是很自然的。叶紫在直接描写云普叔一家春耕、抗旱和全村抗洪的劳动场景时，则着力于渲染劳动的紧张与痛苦，汗水渗和着血泪的悲剧气氛。这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活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叶紫的独特生活经历，使他深切感受到农民劳动的艰辛，尽管它寄托着农民求生的希望，但农民付出的血汗毕竟太多了，而结果往往又免不了饿饭。因此，他笔下的劳动场景、生活场面，较少出现欢快的气氛，即使写云普叔在丰收时的欢乐，也还搅和着失去女儿的苦涩。这一切与茅盾《春蚕》中劳动场景洋溢着紧张而又欢乐的气氛，有明显的差别。叶紫虽然也常常怀着美好的感情，描写家乡秀丽的山水田园，但也不如茅盾笔下江南水乡那样富于诗意。这表现了作家不同的艺术追求。
叶紫的《丰收》集，以深刻的主题，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作品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是作家有较充分的艺术准备和不平凡的生活经历的缘故。叶紫作品的题材都来自生活，而且大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生活。他说： “我现在的生活，全然不能由我支配。我精神上的债务太重了。我亲历了不知多少斗争的场面。……凡是参加这些搏斗中的人，都时刻在向我提出无声的倾诉，‘勒逼’我为他们写下些什么……”的确，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和情节，都有着生活原型。云普叔、立秋的生活原型就是他的亲表叔、表弟。所以《丰收》中熔铸了作者自己的苦难身世，倾注了作者真挚的感情，燃烧着作者爱与憎的火焰，有着坚实丰厚的生活基础。
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又不是自然主义的翻版。作家必须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概括。叶紫在这方面是下了功夫的。《丰收》集的成功，反映了作家概括生活、表现生活的卓越才能。鲁迅评价说：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的关系。” “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鲁迅的评价是中肯的。他既高度地概括了叶紫小说的艺术特色，又精辟地指出了叶紫小说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新的开拓与探索
《丰收》集的成功，没有使叶紫停步。他相继写出了中篇小说《星》、第二个短篇集《山村一夜》;在主题、题材、风格上作了新的开拓与探索。尽管作品的影响不及《丰收》，但却显示了作者新的进步。他是尽力地去实现鲁迅的希望的。
叶紫这期间的写作生活，更为艰难。他在《星》后记中说： “我的体力和生活条件都不够，每一次的尝试，都归失败了。我不能够一气地写下去;为了吃饭和病，我只能写一段，丢一下，写一段，又丢一下……然而，我不能停下笔来，放弃写作生活。”他的肺病日趋严重，几次写作不是在病中，便是在“大病之后”，一家人的吃穿，还得他去操劳奔波;他“没有余裕的功夫”，但又“刻苦的、辛勤的， 不断的”读书、钻研，努力充实自己。他以刚毅的意志，执着地在崎岖的道路上跋涉。自己吃着草，却挤出奶奉献给人民。
作者于1935年3月写出中篇小说《星》的初稿，1936年8月增补了第四章，12月出书。从初稿到完稿历时一年多，足见其中之甘苦。
叶紫曾准备用自己亲人的血泪“来对那时写下一部大的，纪念碑似的东西，”他积累了“一大堆材料”，《星》是割下其中的一部分材料写成的(《〈星〉后记》)。作品主人公梅春姐投进了他大姐、二姐和婶娘的影子，因而仍保留着前期作品已有的真情实感的特色。在这基础上，叶紫大胆尝试， 《星》又具有了新的艺术色彩。
《星》以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前后期为背景，描写农村妇女梅春姐个人婚姻的不幸，生活的变迁，思想的解放，生动地反映了大革命农民运动发展及其深远的影响。大革命前，梅春姐身受封建“四权”，特别受夫权直接的压迫，沦落为替丈夫“管理家务和陪伴泄欲的器具”，精神和肉体受到非人的摧残。当革命到来时，她由对生活的绝望，而毫无恐惧地走向革命，勇敢地挣脱“三从四德”的羁绊，爱上了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成为妇女运动的一名战士。大革命失败后，她相继失去爱人和儿子，重新落入夫权的魔掌，过着更“乌暗的生活”。当一切希望破灭后，她毅然离家出走。梅春姐曲折的生活道路，形象地反映了大革命在农村广泛深入的影响。连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也发动起来了，这就不难看出，革命运动已波及到农村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它不仅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而且荡涤着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不同程度地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梅春姐的命运随着农民运动兴和失起败而升沉，表明被压迫的妇女只有起来革命，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叶紫把妇女解放和整个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把妇女摆脱封建思想、特别是夫权的奴役，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拓展了题材领域，开掘了新的思想内容，这是一个可贵的收获。
叶紫对梅春姐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成功的。她有动人的容貌，美好的心灵，丰富的感情。她不甘受丈夫百般折磨，却安守本分，忠实地履行妻子的职责;怨恨丈夫，却渴望丈夫的爱情;感到绝望，但不愿被毁灭。夫权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薰染，使她有些蒙昧，但没有使她屈服。她在苦难生活的煎熬中，呻吟、愤懑、抗争、期待。作者把她个人爱情、婚姻、家庭悲剧的展开，与大革命运动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大胆描写她的爱情、母爱，以情感人，富有艺术魅力。
与梅春姐相对，便是她丈夫陈隆德、淫邪的农人老黄瓜，以及老一辈守旧的农民形象。他们身受封建主义精神奴役创伤的程度各不相同，表现形式和对社会的危害也有明显差异。作者有区别、有分寸地塑造这些形象。陈隆德凶狠残暴，一副虐待狂的嘴脸，还染有吃喝嫖赌等剥削阶级的恶习，作者对他更多的是无情的鞭挞;老黄瓜淫欲无耻，行为鄙俗，作者对他则施以辛辣的嘲讽;四公公等人的思想保守，看不惯新的变化，但对梅春姐的不幸，常抱同情和帮助的态度，作者对他们有褒有贬。农民身上落后的思想意识，是长期封建统治的结果，作者表现他们的被侵蚀、被毒害，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星》在艺术上有了新的进展。人物形象及其性格比以前繁复多了。主要人物梅春姐和陈隆德的生活道路、思想性格的发展，更曲折复杂;一些次要人物，虽然落墨不多，但都各有特点。作品对人物有了更为细腻的心理描写，更注意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使作品更富于抒情色彩和乡土气息。如第一章第三节描写梅春姐独守空房的情景：室内——打着呵欠似的洞黑的床铺，被子里遗留着丈夫的酒气，小柜中遗留着放洋钱和铜板的空位置……;室外：夜空下，挑逗性的“粗俗的情歌”和淫荡的“嘻笑”专为勾引她而来。这里作者创造了与人物内心情绪相一致的氛围，烘托出梅春姐“痛苦、悲哀、空虚、孤独”的心境和她想摆脱悲痛而又不能的内心矛盾，更加引起读者的同情。又如，描写村妇们在湖岸洗衣服，谈笑哄闹的同时，描写梅春姐强抑制被讥笑的屈辱，佯装快活的心理活动和外部动作，生动地勾画出一幅情景交融的湖南乡土风俗画。
《星》从思想到艺术都显示了叶紫敢于创新的精神。他能努力冲破个人已有的格局，大胆尝试，这是很可贵的。但《星》也有不足之处。如革命者黄的形象，虽然抓住他的特点，反复写他一双“星一般的眼睛”，并以“星”命题，有双关含义。可是黄的整个形象是不够鲜明的，尤其是对他与梅春姐的爱情，同居的生活，有些描写不够真实，对人物形象是有所损害的。但不能以瑕掩瑜。应该肯定， 《星》在反映妇女解放的主题上，塑造逐渐觉醒，走向革命的劳动妇女形象上，与当时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达到了新的高度，是左翼文学的一个新收获。过去对《星》有过一些不够公允的评论，应该随着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入，而得到纠正。
叶紫的第二个短篇集包括了《山村一夜》、《湖上》、《校长先生》、《电车上》、《偷莲》、《鱼》六个短篇小说，于1937年结集出版。
与《丰收》集比较， 《山村一夜》集的题材有了明显的扩大。虽然它仍以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农民苦难生活为主要内容，但又不限于此。作者概括的生活面由农村扩展到了城市。《校长先生》、《电车上》、《湖上》写了无钱买米下锅的穷教员、沦落为卖淫妇女的悲凄生活，以及电车上宗教徒的互相叫骂。从不同生活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和国民精神的被毒害，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揭露与鞭挞的作用。反映农村生活的一些小说，也选择了新的独特的角度。它们反映了作者对农村阶级斗争的不同感受和独到的见解。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同类题材雷同的毛病，写出了新意。
叶紫原来所形成的强烈的战斗风格，继续得到了体现。读着这一集中的作品，仍使人感到作者的热情好象要从字里行间满溢出来一样。如果说，叶紫前期的作品，比较侧重于热情的叙述，那么，这些作品除了保留这一特点外，作者又能为表现不同的思想内容，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手法，现出多样化的艺术特色。如《山村一夜》的沉郁、悲愤，《偷莲》、《鱼》的机智、风趣、幽默等等，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这个短篇集各篇的水平是不够整齐的。其中， 《山村一夜》是一篇分量较重的优秀作品。作者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娓娓叙谈，讲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新奇的故事：老实的长工汉生爹，受地主反动派的欺骗与愚弄，亲自告发了参加地下斗争的独生子， 白白把他送给敌人杀死，还被逼着叩头谢恩。作品愤怒地揭露了地主和国民党军队的阴险和狠毒，叛徒出卖革命的卑鄙无耻，严厉地鞭挞了汉生爹的愚蠢、懦弱和不觉悟;热情地歌颂农民群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坚持地下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阶段，叶紫把揭露敌人，教育农民的问题，突出强调出来，说明他的观察力是相当敏锐的。如果没有较强的党性和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是难以办到的。
叶紫采用叙述、抒情、剖白以及描写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把故事和人物抒写得相当感人肺腑。汉生爹的性情“可怜、愚蠢、懦弱，怕死怕得要命。他一世完全消磨在别人家的泥土上”，做了“三四十年长工”，养成“猪一般的性子，牛一般的力气”。人老了，完全没用了，便被地主赶出去，带着儿子“狗一样地住到一个草屋子里，没有半个人去怜惜他”。正因如此，他更把延续后代，养老送终等一切希望全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他生怕汉生出事，反被愚弄、蒙骗，以为只要汉生自首，便也能象地主少爷那样升官，结果上了当，不自觉地充当了反动派的帮凶。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人生悲剧!汉生爹落到这样可悲的结局，除了他本身软弱怯懦、愚蠢的性格外，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不觉悟。叶紫对他“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在旧中国的农村，象汉生爹这类农民，不是绝无仅有的，作者有必要向他们大喝一声!猛击一掌!
叶紫对叛徒曹德三的刻画，花费笔墨不多，却写得颇具特点。他起先投机革命，能说会道，显得很有教养;可一旦被捕，便叛变革命，出卖同志，活脱画出一个狡诈伪善、卑劣无耻的叛徒嘴脸。国民党反动派正是借用他的黑手来捕杀革命人民，他们是制造这一幕悲剧的凶手。作品对这一形象的刻画，没有脸谱化，因而更为真实可信。
作品对青年革命者汉生的描写，也没有落入窠臼。他和《丰收》中的立秋一样，对革命赤胆忠心，在阶级敌人面前，敢于“目无长官”， “咆哮公堂”，表现了革命者坚强不屈的精神。但他又不如立秋的成熟和老练。例如，他因父亲的愚昧、懦弱、上当受骗而痛苦，但又不愿用言词去责备他，始终没能正面开展父子间的思想斗争;又如，他对地主少爷曹德三的过分信任，都表现了他政治上天真幼稚的一面。这在当时一些青年革命者中，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教训，是有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的。
《山村一夜》虽然是用讲述的形式，再现故事情节和人物活动，但又不是旁观者纯客观的介绍。刘月桂公公，在作品中有着特殊的作用。他既担任讲述故事的任务，又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他有自己独特的性格。而有些方面，他又可以说是作者的化身。他那血泪的控诉，犀利的批判锋芒，不能不令人感到，这是作者强抑不住的激情在汹涌流荡。可以说，作者的个性，在这篇小说里体现得最直接、最强烈。
作者并不满足于完成讲故事的任务，他还致力于环境的描写，气氛的烘托，创造了与故事内容相一致的阴郁肃杀的氛围。通过情景交融的描写，增强了作品沉郁、悲痛的色彩。还应特别指出，故事虽然是悲伤的，但又不使人伤感、消沉。这不只是因为作品的结尾涂上了亮色，指明“前面是我们的路”，更因为作者对汉生等英雄人物的悲壮故事，倾注了热烈而真挚的感情，这正如小说中风雪袭击的破屋子里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给人以热力，以慰藉。
叶紫虽然是以小说创作成名的作家，但他也写了一些真切感人的散文。1936年，他亲自编定了《叶紫散文集》，收散文十六篇，曾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打好纸型，后因抗战爆发未能出版。他的散文大都是叙述他个人亲身的经历、见闻和感受的。《行军散记》、《行军掉队记》、《夜的进行曲》等，是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段生活的记实。《夜雨飘流的回忆》等则是写他逃亡长沙、南京时的一段遭遇。这些散文真情实感溢于言表，毫无掩饰地抒发了自己的爱憎，对黑暗社会、反动军队的抨击也是十分深刻、有力的。这正是叶紫散文的战斗性之所在。
叶紫的散文与他的小说一样，是很有艺术魅力的。他的散文多采用小说笔法，讲究情节构思，善于描绘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和场面，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读过他的《行军散记》，不会忘记这样一个细节：伪军官边假惺惺地斥骂士兵，边偷偷地弯下腰来，拾起士兵遗落的石榴，往马裤袋里面塞，还不住地安慰农夫们： “你们，只管放心，不要怕，我们是正式军队。我们，一向对老白姓都是秋毫无犯的!……”这一细节，采用白描手法，简洁而又生动地勾勒出伪军官虚伪无耻的本性，起了以小见大的作用。其他如《行军掉队》里贪生怕死的训练主任，《古渡头》里饱经沧桑的孤独的老船工等等，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如果说，叶紫小说中，常常倾泻出一种燃烧似的热情，那么，比起小说来，叶紫的散文更是以倾诉自己感情来打动读者的。这是因为散文这一文学样式更便于作者直抒胸臆。《岳阳楼》一文，叶紫则是通过“我”的情感变化，波澜起伏地抒发了对祖国锦绣江山的热爱，对造成民不聊生的黑暗统治的愤懑之情。叶紫的散文也善于描写环境，制造气氛。《夜雨飘流的回忆》，描写作者逃亡生活的片段，其中墓场一样的客房，风雨的袭击，摇曳的灯光，颤栗的叫卖声，牲口的悲鸣声，交织成一个凄凉阴森的暗夜，与作者刚失去亲人，又无处安身的破碎心灵相映衬，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这是一篇感染力很强的散文。
叶紫的多数散文与小说的界限很难分清，如果把它们划入小说园地，也未尝不可。又由于他的散文带有较浓的“自叙传”的色彩，所以研究叶紫，也不可忽视他的散文创作。
四、在贫病交迫中苦斗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许多文化人士纷纷走向内地;叶紫也只好离开上海回到湖南益阳养病，同时坚持地下抗日斗争和创作活动，度过了一生中最后两年的生活。这期间，叶紫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作品。但近年来， 由于研究者们的致力发掘和整理，叶紫于1939年2月1日至6月26日写的部分《日记》，得以和读者见面。叶紫的《日记》，内容十分丰富。它真实地记录了作家最后一段的生活旅程，生动地反映出作家光彩照人的崇高品格。这不仅为研究叶紫这段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它本身也是叶紫最后留下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叶紫回到故乡后，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微薄的稿酬收入和友人的接济，生活更加贫困。1939年2月2日记： “无论大风大雨，每天必命咏兰出去奔走生活，心中痛苦万状。”2月8日《致张天翼信》中又说： “一个月中，我曾断粮三次，几乎饿坏。”他身患重病，却穷得吃不饱饭，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有时甚至连寄信的钱也没有。穷困的生活，必然导致病情的急剧恶化。3月11日记： “这一个月中，大病几乎死去。”5月20日记： “声音经常是嘶哑的，身体已如纸扎人，仅仅几根骨头了。”6月25日记： “喉痛加重，濒于失音。胃病后肠亦大病……”这时叶紫爱人和他本人都意识到他的身体已临近垂危阶段。但叶紫始终能以刚强的意志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向困难斗争，向死神挑战。
对疾病，他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持久战”作为战略方针。3月29日《致张天翼信》中说： “……我的病是‘持久战’是‘最后胜利’论者，只宜不急不缓的长篇大作，决不宜于‘定期交货’的短篇……因病这东西活象日本鬼，他若再向我‘猛攻’一下，我便只能‘保存实力’，退后休息几天。等它停止进攻了，再来打一下‘游击’，一方面还要‘养精蓄锐，以备反攻。’”每遇病情恶化，痛苦难耐，性情暴躁时，他便再三告戒自己“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要安静，万不可躁。”无钱看不起病，他便“自力更生”，学会给自己开药方，随时分析病情加重的原因，制定养病的方案。面对疾病的折磨，死亡的威胁，他毫不畏惧： “……再加些病吧，我也只当你秋风。‘苦’我不怕! ‘死’我不怕!来吧!一切的魔难……”正是这种刚毅乐观的精神，才使他一次次闯过大病的难关。
对工作，叶紫6月24日记： “我关心着世界大局，担心着祖国的存亡，关心着中国的文化事业，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所负的伟大的时代的使命，文化人应尽的一切的责任……假如这是我的致死的原因，那真是‘死’而无怨。”由于这种忘我的革命责任感的驱使，叶紫始终没有放弃手中的笔。他在日记里，就记下了《邂逅》、《兄弟》、《病》等十个短篇小说腹稿的题目。而这时叶紫主要的精力则是用于考虑写作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2月2日记： “大长篇的材料，过去都被毁掉了，以后我应当慢慢地、象修行似的，一个一个字地，将他修筑起来。”在一分致邝达芳信的剪报里又说： “我每天工作3小时，上午7时半至9时，搜集整理大长篇(一百万字)材料。……下午3至4时写短篇或书信。晚间7时半至8时， 日记。”叶紫这时期的长短篇小说创作计划，并不是睡在病榻上凭空杜撰出来的，而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都是经过作家仔细观察和思索过的。如定第十篇小说题目《过年》时，写道： “今天过小年，据说，这几天兰溪挤人不通。乡下人一年千辛万苦，只有过年能勉强自己忘记几天生存的痛苦。假如综合各种类型的农民来写一篇过年的小说，我想一定很有味的。”我们现在虽然无从知道大长篇完成了多少，写了一些什么，但他的日记中反映了一点这方面的材料： “我必须用全力在我的作品里反对人类的‘报复欲’，刻划其罪恶而攻之，这也是我的重要工作之一。” “将日本强盗驱出中国——不是报复”等等。可以看出，这部长篇的思想内容，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过着贫病交迫生活的叶紫，始终站在现实斗争的行列，自觉地坚持抗日宣传工作。为了争取当地小学教师共同做一些对抗日有利的工作，他写了不少旧式诗词、对联，名为《倒车集》。以此取得了他们的信赖。此外，他还准备和九龄合写《战时农村诸问题材料和意见》， “题目是： (一)论滨湖各农村中的汉奸话。(二)改革农村兵役弊端的几个具体意见。(三)目前滨湖各县的耕种和食粮问题。(四)论战时农村的政治机构。(五)怎样着手战区农村的宣传工作。”从这些题目看，没有经过实地调查研究，是很难提出来的。这一时期，叶紫始终关心旧中国农民的命运，乐于同农民做知心朋友，与农民有较密切的往来。他不但学会给自己看病，还能热情为农民治病。这年2、3月间他自己“大病几乎死去，”而他就在这个月中，为农民“治小儿麻疹发斑，凡十人。危重万状而救治者，计三人。不治而死者，仅一人。”他准备“以几天的功夫来追记治麻经过，著一本《治麻经验谈》，通俗的，写出理由和医案。”他还打算写《穷人肺病疗养法》，以此来普及卫生知识。叶紫忧农民之所忧，全心为农民服务，得到了农民的喜爱和信任。这也就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本来叶紫完全有可能实现自己的一切创作计划。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此时叶紫的身体已是风吹残烛，朝不保夕，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矣!他那一个个富有魅力的题目，终于与他宝贵的生命一起溘然长逝了!
叶紫对祖国对人民一片赤诚，他的为人和处境，深得读者和朋友的敬佩与同情。当张天翼、邝达芳同志分别为他在报上发表了报告困难情况的信后，马上有许多朋友和读者纷纷给予资助。其中有四个不知名的女孩寄给他一元五角钱，还有一个同乡朋友捐款的同时，还附和了一首诗： “为家为国血方热，愁米愁柴志未灰，我亦送穷文欲作，天寒聊寄一枝梅”。 叶紫曾发表过一首诗： “早晨摸米看空桶，中午寻柴想劫灰。讨厌偏逢天大雨，不能山后探新梅。”这一切使叶紫深为感动，更大地增加了他与贫病作斗争的勇气。叶紫对自己要求极严。他病情那么严重，可刚收到一点资助，便立即告戒自己： “我的一生，过去未浪费过金钱，践踏过财物，今后的我，也应该永不浪费金钱。更应该不浪费时间!不浪费精力!”他就这样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在日记中写下了十二条“自箴”。
叶紫在日记开篇中写道： “人的心地，应该同雪一样的洁白，火一样的热情， 日月一样的光明、正大。”这正是叶紫高尚品格的生动写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作家，他那用血泪凝定的战斗篇章，他那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刚毅乐观，战斗不息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
1986年10月5日(旧历8月23日)是叶紫逝世四十七周年纪念日。在我国人民努力实现四化的今天，人们将会更加怀念他， 学习他。
愿叶紫的精神永驻!
注释
附录一 叶紫作品集目录:
《丰收》,初版于1935年,上海奴隶社印行。
《星》,初版于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山村一夜》,初版于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
《叶紫创作集》,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了叶紫全部小说及从未出版的《叶紫散文集》中选出的散文九篇。
《叶紫选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重印。内容基本上和创作集相同,只减少了《偷莲》和《鱼》两个短篇小说,增加了鲁迅为《丰收》写的序。
附录二 叶紫研究资料简目:
适夷《悼叶紫》,1939年12月1日《文艺阵地》4卷3号。
任钧《忆叶紫》,1940年6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第1卷第6期。
李健吾《叶紫的小说》,194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咀华二集》,又收在1983年3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健吾文学评论选》。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叶紫》,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以平《文学是战斗的——革命作家叶紫逝世20周年纪念》,《湖南文学》1959年8月号。
曾祖荫《叶紫小说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60年第2期。
张伯海《试论叶紫的反映农民问题的小说》,《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周宏兴《革命作家叶紫的一生》,《文汇报》1962年11月18日。
吴文辉《论叶紫》,《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3期。
黑婴《叶紫与〈无名文艺〉》,《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辑。
陈若海《叶紫生平琐记——访叶紫亲属和友人》,《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
鲍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慧星——试论叶紫〈丰收〉等小说的成就》,《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
谈晓岚《略谈叶紫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叶雪芬等《战斗的文学——论叶紫的创作》,《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彭树鑫《叶紫史料辨伪》,《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刘烜《叶紫的〈日记〉手稿》,《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叶雪芬《叶紫传略》,《芙蓉》创刊号,1980年1月。
陈若海《略论叶紫小说的创作特色》,《湘江文艺》1981年第6期。
侯树钦《试论叶紫小说〈星〉》,《山东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叶雪芬、舒其惠整理《叶紫日记(摘选)》,《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林植汉《叶紫创作简论》,《黄石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张衍芸《简论叶紫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宁夏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叶雪芬《叶紫史实考》,《文学评论丛刊》第15辑,1982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