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谈·翦伯赞

《翦伯赞》：翦伯赞(1898-1968)，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维吾尔族，湖南桃源人，曾在长沙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任教。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回国后研究史学和历史哲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回长沙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常务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1943年和1946年分别出版《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为我国最早用马列主义观点阐述的中国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央民委委员等职。“文革” 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著有《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遗诗》等。

“在史学方面则很不明确” ——致周扬的一封未刊信

1963年9月24日，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就当时反修防修大背景下史学研究问题，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送上一封信。信中主要谈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谈了对史学研究如何配合当前政治斗争的困惑。信中说： “关于如何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在文学和哲学方面也许比较明确，在史学方面则很不明确。”对“从中国史上找出一些人物把他们当作修正主义者或把他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比附”，把宋教仁当作“议会迷”，甚至把“向戎弭兵说成是和平主义”的情况，表示忧虑，感到“怎样进行这个斗争，是急待明确的一个问题”。因而他才向周扬写信反映情况并阐述自己的观点。

信中所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对 《李秀成自述》 那场政治公案的看法。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判定李秀成是叛徒，“认贼作父”。此文一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翦伯赞认为：“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在国内外的名声都很大，作为历史上的农民出身的农民革命领袖，评价应当慎重，应当看主流，看大节。是‘伪降’ ? ‘真降’ ?还是‘争取曾国藩共同反抗外国侵略’?都不要轻易做结论。”他对戚本禹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的态度十分反感。

为了能让专家学者对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意见，周扬在一次召集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各个研究所负责人汇报会议上，专门要求与会者事先读一下戚文，以后找个时间开会议一议。于是，中宣部于9月14日召集会议，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与会者多数认为： 李秀成不同于曹操等一般历史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是民族英雄。他奋斗、革命一生。后被俘八天，有点动摇，最后还是被杀了。这样的人不能简单地定为叛徒。周扬同意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并提出一些“补救”方法。之后，便由北京史学界召开座谈会，翦伯赞在会上作了发言。他给周扬的这封信，就是在这个会议的前后写的，所谈问题与他的这次讲话相似。

这次会议后，很快写出了报道报送中宣部审查。中宣部又反复推敲、改定，大致肯定了李秀成的功绩，也指出其写自述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在中宣部审查这个报道稿之际，戚本禹已是惶惶不可终日，正在准备写检讨。而此时，形势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那个自称“流动哨兵”的江青，却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读了 《忠王李秀成自述》 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消息传出，中宣部审查过的报道稿只好停发。周扬无可奈何地说： “戚本禹文章不能驳，驳不了。”同时，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发布通令： 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也不要发表和演出。虽然有毛泽东批示在先，中宣部通令在后，翦伯赞仍不愿明言李秀成为叛徒。后人纪念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时，特意强调其“骨气”、“高风亮节”、“尤其可贵”这一点，由此也可见一斑。

翦伯赞致周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