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老子崇尚“无为”的自然主义，鼓吹“无为而治”，因此，鄙薄“有为”的人定法，抨击儒家所维护的“礼治”、法家所提倡的“法治”。认为他们都未能把握自然无为的本性，是舍本逐末，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势必不能合于天道，徒然造作，戕害社会，非但无助于改变人类境况，反而会加重危局。因为无论“礼治”“法治”，都缺乏根据，就像对一个病人，施以不正确的治疗方法，即使有一时的效用，终究无法治愈永久的病根。所以，他认为儒、墨、法的救世方法，无异于给病态社会开出一剂错误的“良药”。
他指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忠、孝等“礼治”原则，是失去了道的社会家族不和、尔虞我诈、秩序混乱等病态的反映。因为，正是在大道废弃之后，才有了仁义；智慧出现，从而有了诈伪；正因为父子、兄弟、夫妇之间陷于纠纷，才有所谓孝慈；国家混乱，君主昏庸，才有所谓忠臣。同时他又指出，人类社会是从乱到乱，每况愈下，表现在治理根据上，“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即天下大乱是失去了自然之道的必然结果，而礼是忠信淡薄的集中说明，是一切祸乱的根源。所以，儒家仍只在礼上寻找出路，实在是蒸沙千载，成饭无期。
他认为，墨家将天下大乱归于人与人不相爱，是找错了乱世的根源。其根源在于统治者过分搜刮民财和过分奢靡，世道人心，尤其是统治者完全受制于外物的缚累，妄自造作。对于墨家提出的救治办法，他也不以为然。墨家强调“兼爱”出于“天志”，他则认为“天地不仁”，天没有意志，更不会有“兼爱”之心。墨家强调“尚贤使能”，他则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总之，在他看来，当时最需要的是“无为而治”。
另外，在他看来，法家强调公布成文法，要求官民一体严格遵守，务求以严刑峻法，期法治之必成，仍然是有违自然之道的人为之道，是欲治反乱的倒行逆施。所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凡依照人之道所制定的法令越彰明，人民就越陷入困境，盗贼也就越多；或者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时即使施以严刑峻法，也无济于事。因此，法治非但不能因顺自然，整顿秩序，反而可能成为宰制人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