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从夜郎国谈起—贵州的疆域沿革·唐、宋的“羁糜”政策与“贵州”的名称由来

从三国到隋，中央政权对今天贵州地区虽设置郡县，但郡县长官一般只领有治所附近地区，广大的乡村仍控制在各族首领手中。到唐代，地方官制分道、州两级，今贵州地区大多为黔中道属范围。黔中道以下的州分两种：一种由政府直接控制户籍、田亩，州刺史也由中央直接任命，称之“经制州”或“正州”;另一种则任用地方土酋为刺史，其内部事务政府很少过问，称之“羁糜州”或“边州”。今贵州地区，乌江以北大多为“经制州”，乌江以南大多为“羁糜州”。唐、宋统治者对边疆地区设置“羁糜州”的目的是，在自身力量尚达不到的地区，利用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而民族首领因归附朝廷，其统治也得到了一定保障。因此唐盛时，贵州羁糜州数量曾达五十个。羁糜政策的推行，安定了边疆地区，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入，对当地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唐宋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将今贵州地区作为惩罚罪臣、流放囚犯的地方。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就因入永王璘幕府而得罪朝廷，被谪夜郎。公元757年他由浔阳(今九江)监狱启程，一路上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夜郎天外愁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等等。李白究竟有没有到过夜郎或中途遇赦而返，是文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夜郎即今贵州地区被人们认作是离中原万里之遥的“荒谷”，是令人愁、令人老的“蛮瘴之地”则是无疑的。除李白外，史书上还记载了曾官宰相的第五琦被流到夷州(今凤冈西北)，开元间进士柳芳被流徙黔中(今四川彭水，含贵州沿河一带)。还有一些官员被贬或排挤到贵州，如陇右节度史皇甫惟明被贬为播州(今遵义)太守;秦州刺史韦伦被贬务川尉;御史中丞毛若虚被贬为牂州宾化(今福泉一带)尉;河中尹赵惠伯被贬惠州多田(今思南东北)尉等等。这些中原士人或官员被流贬到贵州，对他们本人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他们的来到，加强了中原与贵州的联系，对今天贵州地区文化的发展未必是件坏事。据《云溪友议》说，当时贵州“凡溪乌呼吸文字，皆同秦汉之音”，反映了在中原先进文化影响下，贵州地区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均与内地无异。

宋代以路代道，贵州大部属夔州道，也设“正州”及“边州”即“羁糜州”，羁糜州数量大致同于唐代。宋代在贵州建置史上还有一件大事值得一提。北宋太祖开宝七年(974)矩州(大致在今贵州西部)土著首领普贵以所领矩州归顺，土语“矩”与“贵”同音，朝廷敕书称“惟尔贵州，远古要荒”，“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记载。宋徽宗宣和元年(119)，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田佑恭受朝廷加“贵州防御使”衔。“矩州”由此称“贵州”，贵州开始作为行政区划名称。

唐、宋时期，贵州地区除正州、边州的设置外，在贵州西部与大理国接界地方还有一些独立或半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较著名的有罗殿国、罗氏鬼国(牂柯国)、于矢部、乌撒部等等。他们有时归顺唐、宋中央朝廷，受册封，有时投向大理国，但都与中央政权保持贸易关系，罗殿国的良马在当时就很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