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
如前所述，先秦儒家主张礼治，但从未完全排除法律的作用，而是以法律服务于礼治。同样，注重道德教化，反对“不教而杀”，也从未排斥法律制裁和刑杀。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先秦儒家注重教化，反对“不教而杀”，就是行使的第二种职能，而当其不能奏效时，儒家也同样毫不犹豫地主张第一种职能。只是二者比较上，更强调第二种职能罢了。“德”与“刑”互相结合，相辅为用，才是其“德治”的全体。
孔子不反对“义刑义杀”。上述《荀子·宥坐》所载的他那段话说得很明白，统治者尽了自己“先教”的责任之后，对教而不化者，完全可以“刑即”，这就是所谓“义刑义杀”。又据《荀子·儒效》载：“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孔子要做司寇，饮羊上市欺诈买主的沈犹氏归于本分，公慎氏休其淫妻，胡作非为的慎溃氏畏惧而迁走，买卖牛马不虚定高价，可谓政绩斐然。其中虽有溢美之词，但仍说明了一定的情况。而至于此，绝不是荀子所说的“孝弟以化之”所能达到的。司寇手中的执法行刑之权，才真正起着关键作用。而且，作为鲁国最高的司法官，不履行执掌刑政的职责，教而不杀，是难以置信的。事实上，“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以为不可，孔子说，“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并引历史上的事例为此辩护。可见，孔子对于危害统治的危险人物，是坚决主杀的，并付诸实践。孔子针对郑国镇压“盗贼”所说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对儒家“德治”整体的概括。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猛相济，“德”与“刑”两手交替使用，乃是“德治”的神髓。
孟子非常强调“德治”，“仁政”是其思想核心，他除上述思想外，还提出慎刑少杀的主张：“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又：“杀一无罪非仁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而“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所以，“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要慎刑杀。并由此而主张只能由司法官吏执法：“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孰可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而“罪人不拏”的思想，则是对反对“不教而杀”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孟子不但没有排斥刑杀，而且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强调法律的必要性。他还认为存在“不待教而诛者”，对此，无须教化，也可诛杀。教而不化，当然更可杀。仍然是“德”与“刑”相辅为用。
荀子作为儒法合流的先行者，“隆礼”而又“重法”，在强调“德化”的同时，非常强调法律和刑罚的作用，明确提出：“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他批判地吸取了法家的一些观点，是对儒家法律思想的重大发展。
荀子不仅反对“不教而诛”，而且明确提出反对“教而不诛”。荀子指出礼义教化不是万能的，“天下之英”的尧舜是“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但是朱、象这些“嵬琐”之徒“独不化”，礼义教化不起作用，对这种人不能“教而不诛”。他说：“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属（厉，励）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险）而百姓不一。”“不教而诛”固然有弊，“教而不诛”又何尝无害？“教”与“诛”是不能偏废的。又，“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教而不诛”“惠暴而宽贼”，当然是不合理的。而且，荀子认为存在着抗拒教化，敢于反抗，须“不待教而诛”的“元恶”和“奸人之雄”。如果对比“教而不诛”，反而走向教化目的的反面。刑杀是绝对必要的，所谓“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
荀子不但主张充分发挥刑赏的作用，做到“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而且提出“赏必当功，刑必称罪”的思想。他说：“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悔；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诚通。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刑不称罪，赏不当功，是无法实现刑赏作用的。他对此给予一种解释：“凡爵列、官职、庆赏、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也。”赏与功，罚与罪是一种对等报偿关系，不能失称，“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为“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赏僭”与“刑滥”均走向赏与刑各自目的的反面，不僭不滥当然才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幸而过”的两种情况下，荀子主张“宁僭勿滥”，认为这相对“刑滥”要好一些。这是荀子儒家本色的一个体现，“刑”的作用毕竟是次要于“德”的。而从上述赏必当功，刑必称罪原则出发，荀子反对“以世举贤”和“以族论罪”，否则“虽欲无乱，得乎哉？”反对“以世举贤”，反映了新兴统治集团的政治要求，而反对“以族论罪”则是反对“不教而杀”和对“罪人不拏”思想的发展。这一思想比主张“族诛”的法家无疑是进步的，但后世的统治者从来也没有放弃“株连”，以刑罚的残酷来维护统治。这更反映出荀子提出这一思想的难能可贵和价值。
荀子甚至不反对重刑。他批驳“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的观点，指出“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刑罚不但必要，而且轻重需随时制宜：“治则刑重，乱则刑轻。”并不反对重刑。这虽然与法家“重刑轻罪”，“以刑去刑”的观点不同，仍受他提出的“刑称罪”原则的制约，但与孔孟的重德轻刑相去甚远了。
总之，儒家都主张“德”与“刑”两手并用。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儒家总是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刑者德之辅”是西汉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概括总结，道出了儒家法律思想最基本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