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绝对无为，否定仁义礼法

老子认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无论儒墨均不得要领，都没有从更深远的角度探求人类遭遇的根源。儒家指认周礼的破坏导致社会的变乱，批评贵族的贪欲和越礼，只是在人类已有的规则里翻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墨家则将阶层分化看作问题的关键，欲求一种弥合来改变现状。这些都是隔雾看花，无法弄清问题的根本。他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类背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不能循道而行，却自以为是，任意胡为，不知常而妄作。所以他主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即要求各归其本，其本则在于遵循“道”。

“道”则以“无为”为根本特征，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和本体，“有”只是“无”的一种表现。同时，“有”的出现又往往是对万物本性的破坏，因而应该返朴归真，变“有”为“无”。所以，“无”就是“道”。而“无”在社会人事方面的要求和表现就是“无为”。他认为，当时天下的乱源在于争“有”，如要达到由乱趋治，则必须“无为而治”。他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许多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例如，百姓饥贫的原因是在上者征税严苛，盗贼泛滥的原因是法令的纷杂，百姓的贪婪是由于财富的存在，虚伪欺诈的产生在于智慧的出现，国家的混乱是由于制度与工具的改进。而这些导致混乱的有争、有欲、有智、食税、法令等都属于有为。因此，要恢复社会的稳定，求得大治，就必须变“有为”为“无为”。

综观《老子》全书，作为政治原则的“无为而治”主要是指“为无为”和“无为而无不治”。“为无为”是治国之道，指统治方法，要求统治者无所作为，无为本身也是一种为，并非绝对的消极观望；主要在于顺应自然而为，不能背离自然而强为。在老子看来，这是统治者应紧守的法度，否则将导致造作多歧，徒为变乱。“无为而无不治”是统治效果，即只有用“无为”的方法才能达到统治的目的，“无为”只是一种手段，治理国家才是目的。“无为”是因顺天道的，故治理国家亦须随顺天道而行，不能随顺统治者的私欲，妄加雕琢，所以“无为”才是见素抱朴、返朴归真的通途，达到大治的本源。

因而，根据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强调世情人道“柔弱胜刚强”的规律，老子告诫统治者不要自恃刚强，横征暴敛，强加宰割。指出如果这样，久而久之，自己的地位将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甚至落个“强梁者不得其死”的下场。所以，他认为要想稳定社会秩序，统治者就要经常处于柔弱的地位，“知其雄，守其雌”，“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这样，就可以退为进，“以其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为了维持社会常态，避免混乱，老子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尽力做到少私寡欲，因为“祸莫大于不知足”。从这种认识出发，老子对于统治者和一般民众分别提出不同的要求。对统治者，老子虽然极力通过天道来矫正人道、世道，但仍然未放弃统治者的社会主导地位，在试图用天道限制统治者行为的同时，依然突出统治者的社会引导功能，要求统治者“去甚、去奢、去泰”，即不要走极端，不要有奢望，不要好大喜功，要保持清净无为，“复归于朴”。强调“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指出天下神器，不可执无为有。

对一般民众，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并且进一步要求“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以便“民复孝慈”“盗贼无有”。看似欲推翻一切精神、物质生活，实则不过是想顺道而行，改变现有的病态社会，共趋于他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据此，老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主张：（1）反对厚敛，主张薄税。他认为繁多的赋税造成了百姓的饥贫，“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批评那些极尽奢靡生活的贵族，丰食美衣、轻车肥马与强盗无异。（2）反对暴政苛刑，主张减少刑罚。他认为百姓并不怕死，用死来恐吓是没有作用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用严厉的行政管制或者刑罚镇压手段，并不能有效地制止犯罪。相反，法规禁令越多，触犯法令的越多，盗贼越是泛滥。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和平稳定。指出战争造成土地荒芜，民众死亡，无异于一场灾难。因此，他把兵称为“不祥之器”，认为“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主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