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学·富国学发展的深化——宋明时期·丘濬的富国思想

在明代，丘濬的经济思想最为丰富。他的富国思想大多承袭前人旧说，但对前此的富国论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综合，构建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这是其特点。他的富国思想集中反映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

丘濬的财富观是很传统的，他是重本论者，认为财富的主要形态是农产品。他说：“所谓生生之具，稼穑、树艺、牧畜三者而已”(《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以下凡自本书只注明卷数)，“农以业稼，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为重焉”(同上)。他认为在生产财富的天、地、人三要素中，人的作用是最重要。“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卷二一)，但“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卷二七)。土地为另一个重要因素：“民之所以为生产者，田宅也。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卷一四)。丘濬进一步指出，仅有田宅不不够，还必须明确田宅的产权，他认为明确的产权也是财富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之树蓄，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聚矣”(卷一)。这样明确地将产权同理财联系起来，确是新的见解。教育、工商业在养民富民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养民之政：设学校、明伦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货财，以利其用;足衣食，益盖藏，以厚其生”(卷一)。重视教育即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儒家富国论的一个传统的观点，虽然这种传统偏于伦理和品德的培养而非技术和能力的提高，但对于经济增长仍然是有意义的。至于作什器，通货财的工商业，那就更不用说了。

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丘濬和大多数富国论者一样认为富民是富国的基础。他说：“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途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 (卷二○)。丘濬第一次将理财明确地区分为“理民之财”和“为国理财”两方面，这是很有意义的。“现民之财”实质上就是生民之财，就是富民，是广义的理财。丘濬所说的“理财之道”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一含义，也就是发展经济，增加货财。而“为国理财”则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充实府库，是狭义的理财。这个问题，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辩论中已经提出来了，司马光把任何理财都说成“头会箕敛”他所说的是狭义的理财，王安石把理财说成是资之天地以富天下，是广义的理财即生财。直到丘濬才在概念上区分清楚了。正因此，丘濬才将《大学》“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称为“万世理财之大法”(卷二○)，他承认发展生产乃是富国富民的基础。丘濬的富民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富者”作有力的辩护上。他说：“富家巨室，小民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富者，非独小民所赖之，而国家亦将有赖焉”(卷一三)。所以丘濬坚决反对抑兼并，他自从授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私有制就出现了，“有资者可以买，有势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垦。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这种情况，“久已成俗，一旦欲骤而革之，难矣”(卷一四)。他称“限田之义，均田之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终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卷一四)。他反对抑制富商大贾，说：“虽曰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然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致甚贵。”因此，他坚决反对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市易等农工商业政策，说：“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批评刘晏 “知利国之利，不知利民之大利”(均见卷二五)。主张发展私营工商业，“盐、茶之类，弛其禁可也”，盐“任民自煮”，酒“使人民自为之”，政府只须“度其所卖之多寡以定其税”(卷三○)，但货币铸造和发行权则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不能交给私人。那样，将不利于富国 (卷二六)。

他肯定市场在富国中具有重要作用，说：“市者，商贾之事也”，“民之于食货，有此则无彼……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中而相交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足则国用有余矣”(卷二五)。他主张对市场不加干涉，令“民自为市”。说市场能使“民用足而国有余”，这是丘濬的新见解。

丘濬对财富增长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财富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人口成为富国和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他说：“天下之土地有限，人民之生息无穷”(卷五三)“生齿日繁，地力不足以给人食”(卷一○六)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