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学·辞赋研究概述·现当代赋论

五四运动一声春雷，震撼神州大地。狂飙式的“五四”精神也给我国传统的赋学带来了新鲜血液。

第一，开拓了辞赋研究的新领域。由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看到了辞赋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学者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指导，从政治、哲学、文化的广阔背景上来研究辞赋，指出辞赋的繁荣，赋家赋作的思想艺术与整个哲学、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使这种研究摆脱了封建阶级的偏见而具有更深刻的科学性。此外，或从审美的角度，探讨辞赋的美学特征，赋作家的审美观念与审美趣味，不同赋作的美学内涵; 或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辞赋与民间习俗，民间文学的密切关系;或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赋作家的创作心理对辞赋创作的影响，从而使辞赋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

第二，促进了赋学著作由评点式、资料性向系统性、理论性方向发展。由于西方思维方式的输入，逐渐改变了中国人线性的直觉的思维方式，而向多维的理性的方向转换，使赋论著作也向科学的系统性与理论的深刻性与严密性方向发展，出现了很富有理论深度的专著与论文。它们或探寻辞赋的渊源，或研究辞赋的流变，或探讨辞赋的美学特征，或分析赋作家的创作心理，对赋史，或作断代的剖析，或作整体的研讨。这些著作论文，对辞赋作了多角度的探讨，揭开了辞赋研究新的一页。

现当代辞赋研究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

1919年—1949年，为新赋学的开创期;

1950年—1979年，为新赋学的沉寂期;

1980年—现在，为新赋学的繁荣期。

1919年—1949年，是西方各种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期，也是新赋学兴起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赋学论著大都能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采用新的观点，因而对传统赋学有所突破。这时，据有关资料统计，除专门研究屈原的论文专著外，有专门研究赋的论文近四十篇，专著三部，即陈去病《辞赋学纲要》、金秬香《汉代辞赋之发展》、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这些著作对赋的特点渊源及赋家赋作作了论述。其特点为，它改变了旧赋学著作那种评点式语录式的写法，而是结构严谨论证严密的有完整体系的著作，并注意从新的角度来研究辞赋。如金秬香《汉代辞赋之发展》分析汉赋发达的原因乃是“关乎时序”、“关乎地土”、“关乎政治”、“关乎风尚”;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分析汉赋的形成有政治的影响，贵族的提倡，道家思想的影响，与其他学问——经学、文字学、诗歌——的关系和著作的风气。这就从广阔背景上指出了汉赋繁荣的因素——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影响。特别陶秋英以民俗学的观点，肯定骚赋源于楚民歌，跟《诗经》是完全不相干的南方文学系统。这更是对骚赋研究的重大突破。

可见，新赋学一开始就露出了茁壮的苗头。

1950年—1979年，这三十年是我国极左路线统治的时期。反映在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则是较普遍的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看待传统文学，认为只有反映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和反抗斗争才是民主性精华，其他题材则大都被视为封建性糟粕。赋就更被斥之为贵族文学、宫廷文学，几乎是异口同声地一片排斥之声。三十年间在大陆，除了二十余篇研究宋玉与汉赋的论文之外，专著一部也没有。这些论文也是斥之者多，客观评价者少。这是现当代辞赋研究的沉寂期。

1980年—现在，是我国思想大解放的时期，也是辞赋研究最繁荣的时期。发表的单篇论文有几百篇，出版的专著有：姜书阁《先秦赋原论》、《汉赋通义》，马积高师《赋史》，龚克昌《汉赋研究》，高光复《赋史述略》、《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述论》，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万光治《汉赋通论》，叶幼明《辞赋通论》，章沧授《汉赋美学》，康金声《汉赋纵横》，陈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等十余部。其参加研究的人数之多，其涉及的研究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这个时期辞赋研究的突出成就表现在：

第一，对辞赋发展的历史作了全面研究。马积高师《赋史》就全面地论述了我国从先秦到近代辞赋发展演变的历史，其史料之丰富，见解之精辟，都是无与伦比的。首先，它理清了辞赋的源流。它指出，辞赋形成的途径有三，即由楚歌演变而来的骚体赋，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的诗体赋，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说辞演变而来的文赋。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诗体赋骚体赋变化不大，而文赋则又演变出汉大赋、魏晋六朝骈赋、唐宋律赋与新文赋。这样来察类定义，就做到了源清而流朗，类正而义确。其次，《赋史》从辞赋的思想艺术成就考察，指出唐赋是我国辞赋发展的高峰;同时，《赋史》还不满足于赋史本身的叙述，还从文学史甚至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辞赋的发展演变，揭示出辞赋的发展与文学史、文化史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因此《赋史》是一部开创性著作，为古典文学研究填补了空白。此外，高光复《赋史述略》，叶幼明《辞赋通论》都勾画了我国辞赋发展的轮廓和轨迹。

第二，对汉赋作了深入全面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对汉大赋的评价。龚克昌《汉赋研究》率先指出：汉大赋浸透着强烈的时代感，蕴藏着的是“大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是时代精神的大发扬”。这就充分肯定了汉大赋的成就。同时，汉大赋“忽视讽谏”，要求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把“注意力着重放在发展艺术形式上”，以期“更符合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把鲁迅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提前了几百年。这对汉赋的讽谏问题也提出了崭新的见解。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除评论了汉赋的历史地位与功过之外，指出“汉赋其实是南方文学复兴并入主中原文坛的产物”，是完全不同于北方周诗的南方文学的发展;强调汉赋的特质是“唯美文学之潮”，是“文学的审美地位被重新确认”。万光治《汉赋通论》则联系广阔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发展的背景，对汉赋的体裁、发展、艺术和存佚作了全面研究，表现了横向纵向探索的宏观目光。章沧授《汉赋美学》则对汉赋的美学特征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其次，李生龙《论两汉的贤人失志之赋》一文则对汉代贤人失志之赋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及历史意义作了系统研究。这表明对汉赋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崭新的角度肯定了汉赋的地位。

第三，揭开了魏晋六朝辞赋研究的序幕。这个时期，研究魏晋六朝辞赋的成果，除数十篇论文之外，有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和高光复《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述论》，对魏晋六朝辞赋作了全面的介绍。而其划时代的著作则是陈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傅璇琮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这本书“有许多吸引人的段落和论点”，“有不少精彩处”。而杰出成就在“两方面的考察：一种是历史的考察，纵向的是上溯赋体的起源”，“横向的则是社会生活、时代思潮给予赋的影响”;“另一种是把赋真正作文学而加以美学的考察，使得这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层次”。这个时期辞赋的研究当然还有待深入，但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遗憾的是唐以后辞赋的研究，至今还基本上是一片处女地，发表的研究论文寥寥无几，专著更是一部也没有。

第四，对赋学史的研究亦已拉开序幕。叶幼明《辞赋通论》第一次对汉代至现当代及港台海外的辞赋研究状况描述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已是一部简明的赋学史。紧接着有徐志啸的《历代赋论集要》、高光复的《历代赋论选》，较系统地介绍了自汉代至清代的赋论著作、文章及史料中辑录出来的有代表性的赋论资料，为人们研究赋学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接着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更较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了我国历代及港台海外的辞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叶幼明还辑录校点了《赋话丛编》，收集历代赋论著作二十余种，正在“待价而沽”。赋论著作的介绍和赋学史的研究，不久的将来也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这十几年，辞赋研究的盛况是空前的，其研究成果的丰富也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