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民国年间: 《史记》研究的转折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研究论文一百一十多篇，专著数十部，另外还有大量非专门性的文章和著作。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史学史方面的专著或教材，几乎都立专门章节对《史记》进行重点评论。在研究方法上，对《史记》的考订校注，依然继承了传统;对《史记》的评价，则引入了西方史学理论，提出了新见解，开辟了新领域。
《史记》的缺篇补续是个老问题。崔适《史记探源》指出，今本《史记》是经褚少孙补续和刘歆之徒的窜乱，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又有脱、衍、倒、改诸弊。共中通篇皆伪者有《文纪》、《武纪》等二十九篇，其余篇章中也有不少后人窜入的字句。他以康有为“刘歆窜乱《史记》说”作为辨伪的出发点，其持论之坚，否定今本非原文的数量之多，都是非常突出的。余嘉锡著《太史公书亡篇考》一书，坚信张晏之《史记》行世不久即“十篇有录无书”说。而今本十篇虽存，但除 《武纪》外，其余皆为后人补作。
司马迁的生卒年也是一大悬案，宋人王若虚和清人王鸣盛等已有考论。民国年间，王国维集中司马迁生平的资料，钩稽考订，撰成《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其卒年“绝不可考”。此论一出，便引发了一场学术讨论。梁启超、郑鹤声等人信从中元五年说。张惟骧则在《太史公疑年考》 中论证司马迁生年当为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李长之提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说。此说经郭沫若进一步论证而影响大增。
在《史记》校注方面，李笠撰《史记订补》一书，首先对《史记》诠注史作了评述，进而提出诠注《史记》的12例则。全书以阐释字义为主，比较前人得失短长，并参以己意，有一定参考价值。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以校注文字为主，在前人校注成就的基础上，旁搜别采，拾遗补缺，其用功之深巨，材料之详实，尤为突出。王骏图、王骏观的《史记旧注评议》以考订旧注为主，除订正三家注外，兼及明清学者的考辨之作。王氏兄弟博稽详考，辨史公本义，核诸家得失，多有独知之见。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在中国刊行后，鲁先实特撰《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对其提出系统批评，谓有体例未精、校勘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法疵谬、多所剿窃、去取不明七大失误。鲁氏学识渊博，熟知前人研究《史记》的成果，因而书中征引繁富，持论有据。但他斥泷川之书“千疮百孔，绝无半简可存”，未免失之偏颇。
这一时期的《史记》评论变化较大，出现了许多新观点。
首先，许多学者以近代西方史学作参照，以历史学和史学发展史的高度重新审视《史记》的价值及学术地位。如梁启超从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角度品评《史记》，认为它在体例、内容、写作方法和历史观念上有诸多 “创造”，因而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中国历史研究法》)。刘剑横把《史记》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史学家著作的历史”，因为只有《史记》才开始“显示其对于史事的理解与批判作用”(《历史学ABC》)。翦伯赞也说： “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中国史纲》第二卷)。
其次，在评价《史记》的着眼点上，不少人突破了传统论题的局限，开始从《史记》的内容特点和历史观念，乃至历史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评价。如梁启超称司马迁“常有国民思想”(《中国史界革命案》)，又说：“《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翦伯赞、蔡尚思、施章、朱希祖等人也认为《史记》是一部“具有社会性的大众生活的历史”。李长之分析说：“司马迁的历史实在已由广度而更走入深度。……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七章)对司马迁历史观的讨论，杨启高认为中国历史观分为天神之思想、天神与人类之思想、人类之思想三个发展时期，《史记》“通古今之变”重于“究天人之际”，应属第三期(《史学通论》)。方壮猷说司马迁自称作史之抱负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知司马迁作书之本意，实有一种历史哲学存焉”(《中国史学概要》)。关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梁启超试图用西方经济学说阐释 《史记·货殖列传》，认为有不少西方的富国学说 “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潘吟阁进一步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认为：司马迁“以自然主义笼罩一切经济主义，无论何种经济最新学说，都不能出其范围”(《史记货殖传新诠·编者弁言》)。
再次，关于《史记》的文学成就，虽有不少学者继续走传统老路，但也有一批学者在思考《史记》的性质是史学还是文学。有些学者特别看重《史记》的文学色彩，如郭沫若、施章、胡怀琛等人都曾把《史记》视为历史小说，唐兰则称：“司马迁天生是一个文章家，他做一篇列传，只是做一篇文章，而没有想做信史。……所以《史记》里的记事十之二三是不可尽信的”(《古史辨》第六册《老子时代新考》)。另一些学者认为《史记》文史兼备，如李大钊认为司马迁生活于文史相通的年代，所以既善于写史，又长于文学。谭正璧也说： “《史记》一书，不但在史学上是空前杰作，就在文学上也有极大的价值”(《中国文学史大纲》第四章)。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 (《汉文学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