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经学的兴起和兴盛

古“六经”经过孔子的一番整理，传给了弟子们。孔子殁后，“六经”主要在孔门弟子和再传、数传弟子间得以传播。清初朱彝尊《经义考》认为：“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

孔子弟子传经者中，比较杰出的是子夏。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词，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撰定也。”洪迈的说法，有些是值得怀疑的，比如认为《公羊》、《榖梁》同为子夏所传，就不大可信。但也至少可以说明子夏在传经方面的贡献。

荀况则是战国时最杰出的传经者。汉应劭《风俗通义》指出：“孙卿善为《诗》、《书》、《礼》、《易》、《春秋》。”荀子传授的经典，据清人汪中 《荀子通论》和近人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等著作，有《诗》、《春秋》、《礼》，还可能有《易》、《春秋公羊传》。荀子还善于吸收经典中的说教，阐述自己的主张，在“经”的名义下，发挥自己的思想，这实际上开了董仲舒以下义理派经师的先河。

秦时，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的经书遭受了空前的厄运。汉兴，儒生们开始了恢复经书的工作。秦火中受害最大的是《尚书》，秦亡后，原秦博士官济南人伏生将藏至墙壁内的简册取出，有几十篇朽了。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用汉朝通行的隶书(今文)写出，教于齐鲁之间。《礼》经只有《士礼》十七篇，汉初有高堂生能传。汉初传《易》的有齐人田何。传《诗》的则有鲁人申公传《鲁诗》，齐人辕固生传《齐诗》，燕人韩婴传《韩诗》。《春秋公羊传》则有董仲舒、胡母生传之。这些传授的儒家经典，都是用“今文”记录，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也都是立的今文博士。终西汉一朝，是今文经学大行。

西汉经师传承，讲究严守师法家法。从学者对老师有关经文音义、注释、训诂的解说，只能遵循，不能有所改变。关于师法和家法，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论述道：“或谓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师法家法，名可互施。然学必先有所师，而后能成一家之言。若论其审，则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其间微有不同。今以《汉书·儒林传》证之，凡言某经有某氏之学者，大抵皆指师法，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学者，大抵皆指家法。” 当时的家法很盛行，以《礼》为例，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而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今文学派主要治经方式是章句，本指训释、理解文义而分章断句。起初章句之学注重以义理说经，比较简赅。后来越来越流于碎屑烦琐。今文经学治经思想是讲究“微言大义”以便于儒生根据统治者的需要加以发挥。

在经学史上，义理一派似乎更被统治者所倚赖和重视。两汉时期今文经学一直是官学，理学自宋至清一直被统治者所推崇。究其原因，盖义理一派更能在儒家经典的框架内灵活地吸收一些其他学派的说法，加以消纳，适应时代需要，创立一套能为统治者服务的理论。这一传统自董仲舒就开始了。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最著名的大师，儒家发展史上的重要大儒。但他的儒学已不是纯粹的孔子意义上的儒学，而是杂凑了阴阳五行学说，还夹杂了法家一些观点，以 《公羊》为蓝本和依据，借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把自己的思想以“《春秋》之道”“《春秋》之义”“《春秋》之法”的形式，著书立说。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春秋繁露》、《天人三策》等。

董仲舒生活在西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空前强大和统一，他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要求出发，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他还提出了“天人感应说”。他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危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他一方面奉劝统治者对人民施一些“宽政”，另一方面又把君权神圣化，所谓“天子受命于天”。他还提出了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伦理学说，以维护封建秩序。董仲舒的这些理论是很适合封建统治者口味的，儒术得以独尊，实赖董仲舒之力焉。

西汉中期有一件学术大事，即石渠会议。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异同，由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宣帝亲自称制临决。这次会议完成了一百五十五篇“石渠议奏”，包括《尚书》、《礼》、《春秋》、《论语》议奏和五经杂议。随后宣帝下令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春秋榖梁》博士，加上石渠会议前增立的施氏《易》、孟氏《易》，宣帝黄龙元年，博士的名额共有十二位。

在今文经流行的同时，还有周秦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经典传世。据传来源有三：(一)武帝末鲁共王刘余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二)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征得先秦古籍 《周官》、《尚书》、《礼》、《礼记》等。(三) 民间献书。

西汉时今文经学人多势众，又是官学，相比之下，古文经学就势单力薄了。西汉一朝于古文经有力的只有孔安国等少数人。《汉书·儒林传》载：“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今古文经主要分歧是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不同。今文经派认为“六经”经过孔子制作，是托古改制的书，视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尊孔子为素王。古文经派认为孔子传“六经”述而不作，“六经”是古代史料，视孔子为史学家。今文经多讲“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古文经则注重训诂考证，政治上比较保守。

西汉末年，刘歆官中垒校尉，在府库整理群书。他认为“六经”经过战国战乱，已有散失，特别是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汉书·刘歆传》)。至于汉兴除挟书之律“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今文凭口耳相传，已“朽析散绝”，而古文经得自孔壁，较为可信，可补今文经的残缺。建议设置《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博士。刘歆的建议，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从此揭开了纵贯东汉，清代又起的今古文之争的序幕。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愤怒地指责反对者“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同上引)。王莽执政，因为古文经的复古倾向，得到想托古改制的王莽重视，古文经一度立博士。但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王莽的覆败，古文经博士亦废。

光武中兴以后，今古文又掀起了第二次论争高潮。争论的起因是尚书令韩歆上疏欲立古文经《费氏易》、《左氏春秋》为博士。争论的结果是《左氏春秋》设立博士，但不久又废。

第三次今古文经派争论是章帝继位不久，争论的双方首领是古文经师贾逵，今文经师李育。这次论争的结果导致了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今文学家居多，但也有贾逵、班固等著名经古文家。会议讲议五经异同，一连讲了几个月。章帝亲临裁决，会议的直接成果是由班固记录撰定的《白虎通》一书。

《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主构成，同时融会了各家学说的合集。书中的基本观点同董仲舒《春秋繁露》差不多。宣扬“天人合一”，强调君权神授，正式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政治伦理原则。书中大量引用纬书作论据，合神学、经学于一炉。这次会议以后，今古文经学在一些方面有合流的趋势。

大凡事物之理，皆不出盛极而衰，途穷则变。这一辩证原理也贯穿二千年经学发展史的始终。今文、古文经学此伏彼起如此，玄学、理学异军突起亦如此。西汉一朝，今文经大盛，时至东汉，它仍然是统治者扶持的官方学派。这不但不能挽救它的衰微，而且加速了它走向荒诞和迂腐。今文章句之学，越到后来越变得烦琐空疏，有的解说动辄百万余言，废话连篇。为迎合东汉统治者的意旨，今文经学附会谶纬，迷信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古文经学昌盛起来了。

东汉涌现出了不少古文经学大师，他们大都博通群经，笃实严谨，在我国训诂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贾逵，从刘歆受 《左氏春秋》，兼习 《国语》、《周官》，又受 《古文尚书》于涂恽，学 《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他于今文经学亦有涉览，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兼通五家《榖梁》。汉章帝雅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他很器重贾逵的才学，先后两次诏他入北宫白虎，南宫云台讲学。在这儿，他与今文家李育进行辩难，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贾逵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万余言。

郑众，从父郑兴受《左氏春秋》，明《三统历》，兼通《易》、《诗》。作《春秋难记条例》，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后汉书·儒林传》又记其传《周官经》、《毛诗》、《费氏易》，《后汉书·马融传》记其注《左氏春秋》。

马融，从挚恂受学，博通经籍，《后汉书·马融传》载：“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传异同说》，注 《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等。马融治经，已有兼采古今经各家经说的倾向。

许慎，少博学经籍，当时人称赞他“五经无双许叔重”。撰《五经异义》、《说文解字》十四篇。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魏晋年间，杜预 《春秋经传解》行世之前，一直为经学者所习。

东汉唯一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是何休。何休是董仲舒的四传弟子，精研六经。何休在东汉末年党锢祸起的情况下，“屡陈忠言”。在受到宦官集团排挤后，怀着“补敝起废”的企图，整理和解诂《公羊》，博采诸家，择善而从，撰《公羊解诂》，阐述他强化君权，提倡孝道，选贤任能的思想。另有 《公羊墨守》、《左传膏育》、《榖梁废疾》，申《公羊》，斥《左传》、《榖梁》。

东汉后期的古文经学大师，所以取得卓著成就，往往在于他们是一代通儒。他们能突破古文经师家法的门户之见，吸收今文家学派的一些合理成分。这说明，今古经文学在进行斗争的同时，还有融合的倾向。到了东汉末年，属于古文经学派的大师郑玄终能兼采今古文所长，成为一个集大成者。

郑玄少在大学受学，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可见郑玄既学习今文经学，也学习古文经学。后来，“山东无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辞别马融后，“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郑玄的著述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遍注群经，二是混淆家法。著《驳五经异义》以驳许慎，又著《发墨守》、《起废疾》、《针膏肓》以驳何休。郑玄之学，最精于《三礼》，著述凡百余万言。

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后汉书·郑玄传》这样评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相互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世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学兴起后，“世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魏博士张融说：“玄注渊深广博，两汉四百余年，未有伟于玄者。”范晔也说：“郑玄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后汉书·郑玄传》)从此，延续了二百多年的经今古文之争平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