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始修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在这以前，司马光已编写《历年图》，将战国至五代期间的历史编成年表，又于治平元年修编《通志》，将战国至秦一段的8卷进呈英宗，这是《通鉴》最早的样本。英宗阅后，命他继续完成，并开置书局资助。当初该书称为《论次历代君臣事迹》，次年初神宗即位，赐名《资治通鉴》。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谓云：“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这个记叙大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此时司马光担任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王安石施行新法之后，司马光便离开朝廷，先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后判西京御史台、提举嵩山崇福宫，居住洛阳长达15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主要从事《通鉴》一书的编撰修订。至元丰七年(1084)，《通鉴》正式修成，前后持续19年，这也正是司马光学问成熟的高峰之期。

司马光之修《通鉴》，其目的十分明确：“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就是将历史上的善恶及君人之道汇集一起，供执政者参考借鉴，神宗赐名《资治通鉴》亦属此意。这种做法，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相传孔子编订《春秋》，就是以此褒贬时政，影响当时政治的发展走向。胡三省在上引《序》文中所说：“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讫《文侯之命》而系之秦，鲁《春秋》则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通鉴》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司马光继承了这个传统，用他编写的巨著，告诉人君接受历史的经验，吸取历史的教训，其用意不可谓不深刻。历史为现实服务，这是司马光写作的动机和意图。

关于《通鉴》的编撰，除司马光之外，尚有刘恕、刘攽、范祖禹及司马康等人。他们都是以助手的身份协助司马光撰修这部巨帙的。刘恕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人，35岁时参与《通鉴》修撰工作;其人博闻强记，精专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得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宋史·刘恕传》)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喻)人，与兄同登科第，任州县官20年之久，后为国子监直讲、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外出，《宋史》卷三一九本传说他“博记能文章”，专长汉史，是《后汉书》专家。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幼孤，其叔祖范镇抚育如己子。登进士甲科，“智识明敏，好学能文”(《司马温公文集》卷四五《荐范祖禹状》)，著有《唐鉴》一书。司马康系司马光之子，他参与《通鉴》编纂一书的文字检审，时年只有17岁。这几位助手的分工，胡三省认为刘攽负责汉代的撰写，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范祖禹以唐朝为主。但清人全祖望根据司马光写给范祖禹一信，认为刘攽实际撰写两汉至南北朝，范祖禹负责唐朝，刘恕则单独编著五代部分，并据此反对胡三省之说。(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经今人辨证，大体上认为胡说为确，全祖望之说基本上是司马光早期收集资料、撰写长编阶段的想法。

《通鉴》一书编纂的程序，基本上经过作丛目、修长编、删改定稿三个阶段。倘若将所有环节一并计入，则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书上下断限问题。《通鉴》的上限选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是因为是年周天子任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标志着周王朝的衰落。从前引胡三省《序》而言，司马光修《通鉴》，本意实是承续《春秋左传》。其下限选定在后周显德六年(959)，止于五代，从他早期编写的《历年图》来看，其断限即是如此，可知司马光不想涉入北宋史事。今人柴德赓认为宋朝是司马光生活的朝代，有许多牵涉到皇家是非曲直的关键问题无从定断或妄下结语，所以止于五代之末。好在司马光有《涑水记闻》专述当代史事，算是补救《通鉴》缺宋史之憾(柴德赓：《关于〈资治通鉴〉》，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第二，收集资料，分析排比。这一阶段重点是做长编工作。其程序，先是将各种文献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排列，编成丛目;再对史料进行选择和整理，从文字上加工润色，遇到相互抵触或矛盾歧异之处，便考订说明，最后汇为长编。前面所云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所做的工作，即属于这一类。长编撰写的份量相当大，据说仅唐朝一代就有六百多卷，司马光死后，洛阳尚有两间屋子残稿，多半都是长编底本。

第三，删削长编，加工定稿。这实际上是对史料选择与取舍问题。其主要工作由司马光一人独力承担。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说：“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这说明司马光对刘恕、刘攽和范祖禹所编的资料系列还要进行一番精心的加工考订，删繁就简，修改整治，考其异同。其工作量之大，仅从上面所记唐代六百多卷便可得知。据他在给友人宋次道的信中透露的信息，他到洛阳后已历八载，专心修书，每3日删整1卷长编，至今已完成唐代部分二百余卷，仅到中期大历末年，须经3年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更废时日。

由于《通鉴》是为皇帝执政提供帮助的，故历朝政治史就构成了全书的中心内容。司马光极力褒扬那种对国家和君主忠孝不贰的人物或事件;而对于丑恶腐败的人或事，他也无情地予以揭露，借以提醒执政者吸取教训。在政治史中，军事和战争方面的记载又占有大量篇幅。战争是政治的集中表现，《春秋》所记国之大事乃在戎与祀，战争在古代社会的政治运筹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司马光之写战争，既是秉承史学修纂的传统，也是对历史记叙的实际反映。《通鉴》一书贯穿历朝历代，故涉及的战争种类有涉外征战，也有内部纷争;有与外族兵戎相见，也有政权内部互扰;还有相当多的篇幅描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通鉴》在这方面叙述得十分详细，文笔生动。交战之前双方的军力布置、作战计划乃至激战过程、胜败影响等等，都尽可能详尽地交待清楚。此外，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内容，《通鉴》也拨出部分篇幅给予记载。但是与政治军事相比则要少得多，南宋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所整理的239件大事，与经济有关的只是2件，可见《通鉴》记述经济的内容并不完整，一般附于政治之下，且分散不一。对于文学、思想、宗教、艺术及社会民俗等方面，限于体例，选入的甚为少见。

第四，《通鉴》附具《考异》。《考异》计三十卷，这是司马光做学问高出别人的地方。《通鉴》包括的时代达千年以上，所遇问题层出不穷，在处理文献资料记载问题上，经常出现同事异说、异事同说、一事诸说以及各种史料纷歧不一的记载，尤其是魏晋以后，一件事情记载的情况甚至截然相反，矛盾牴牾。对于这些问题，司马光采取慎重态度，不轻易妄下定断，或盲从任何一说，他经过勘别研究，选择比较可信者入选《通鉴》，而对于其他诸说，则不象时人惯常的弃置不理，将它们逐一收集，排列而成，另撰《通鉴考异》，以备诸说。其态度之严谨、处事之缜密，于此可见一斑，司马光之成史学大家，工作认真负责应视为其成功之秘诀之一。《考异》对于后世研究《通鉴》及其所涵盖的先朝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古代史籍多已湮没散佚，《考异》或存一二，虽无完本，但亦可略补佚失缺憾，尤于今日学术研究，意义更加显著。应该说这是司马光对中国史学的一个贡献。

第五，《通鉴》编排的目录。《通鉴目录》与《通鉴考异》构成姊妹篇，为阅读《通鉴》所不可或缺者，其关系至密，自不待言。司马光在《通鉴目录自序》中说：“编年之书，杂记众国之事，参差不齐，今仿司马迁《年表》，年经而国纬之，列于下方。又叙事之体，太简则首尾不可得而详，太烦则义理汨没而难知，今撮新书精要之语散于其间，以为目录云。”《通鉴》篇幅浩巨，时跨久远，加之编年体史书固有的缺陷，都足以促使司马光必须另行编定一部《目录》。他将纪年、朔闰、天象节气以及历朝帝王庙号、名讳、年号、年月等项内容按照先后时代的顺序有机地排列一体，构成一部星历帝纪综合编年表，同时又用它去整齐诸国之事，以年为经，以国为纬，统一时代。它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为纪传和编年体无法替代的作用，即可避开分裂时代各国自为正朔的嫌疑。在《通鉴》中，他采用一朝年号，附以其他相应年号，所选取年号，目的是“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纪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司马温公文集》卷六一《答郭纯长官书》)《通鉴目录》所采用的年表体例，在一定程度上将司马光不辨正闰的思想付诸实践，尽管如此，后人特别是南宋人仍旧批评他将三国时代采用曹魏年号而置南方蜀汉于不顾，批评者所处的位置偏居江南，这与他们各自的环境及心境具有密切关系，虽可以理解，但并不客观，也欠公允。司马光比较合理地解决了《目录》与《通鉴》正文互相配合的问题，他在年表下标出了每段史事所见的卷次，以之与事要、纪年相配合，这种方法突破了目录的功能范围，有学者赞誉他开创了史书主题索引法。《通鉴目录》系单独成书，三十卷，篇幅为正文的六分之一，不失为一部简明扼要的政治通史著作。

第六，《通鉴》备载史评和史论。这是《资治通鉴》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中置论或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自古已有，例如《左传》有所谓的“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后汉书》有“论曰”等等。《通鉴》的史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司马光自己所发的议论，一般贯以“臣光曰”三字;另一类是他人所议又被司马光引用移植者。后人对《通鉴》一书出现的评论具体数目统计各有不同，清人伍耀光《司马温公通鉴论》统计总数为181篇;柴德赓统计为186篇，其中“臣光曰”102篇，前人论评84篇;陈光崇统计成213篇，其中“臣光曰”116篇，前人论97篇。据宋衍申较新的统计，则总数为218篇，“臣光曰”为119篇，前人论99篇，一项史事下有两“论”者计11处，两“论”之中有一“臣光曰”者6处，这样在全书中就共有206项史事下附有史论(宋衍申：《〈资治通鉴〉究竟附有多少“史论”?》，载《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议论的多为有关治乱之机，即所谓为君之道、事君之道，积极为当朝的政治服务。其思想体系、对人物事件的评价，都贯穿了作者编书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观点，“臣光曰”构成了《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光所评论的，大都是比较重要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同时对书中记载又兼具总结意义。在史论中，司马光颇重视规谏和告诫，强调君明臣直，知人善任，信赏必罚。“臣光曰”及其它评论，对当时政权及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经验总结，有许多不乏真知灼见，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也有不少保守消极的思想甚至毒素，今人在阅读时应予以充分注意，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进行分析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