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学·孙子兵学研究述略·中国古代对孙子兵学的研究

中国古代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可以分为战国秦汉阶段，唐宋阶段，明清阶段。

1.广泛传播和系统整理《孙子兵法》的战国秦汉阶段

战国时代，《孙子兵法》就已广泛流传。《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历史资料表明：在战国时期成书的著名兵书《尉缭子》、《孙膑兵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沿袭《孙子》的理论，甚至直接引用《孙子》 的文字。

其后，在西汉时期兵学典籍经历了三次编订，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

(1)“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所用，定著三十五家。”

(2)“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

(3) “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我们今天看到的传世的《孙子》，其书名、篇名、篇次当为任宏、刘向排定无疑，此即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的《七略》，而《七略》又是刘歆承其父刘向的《别录》而来，这一线索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西汉时期对《孙子》所做的重要工作。

东汉时期，《孙子》的传播和影响仍不逊于西汉，在《后汉书》的《冯异传》、《杨赐传》、《皇甫嵩传》、《袁绍传》以及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等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大量征引《孙子》的记载。特别是东汉末年曹操对《孙子》的传承发展更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他还曾著有兵书多种，注释古兵书多种，见于《补三国艺文志》的就有：《魏武帝太公阴谋解三卷》、《兵法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三卷》、《续孙子兵法三卷》、《兵法一卷》、《孙子注一卷》、《司马法注》等，遗憾的是这些兵书大部分已失传，唯有《孙子注》保留在《十一家注孙子》之中，流传至今。曹操是第一个对《孙子》进行注解的人，为后代注解《孙子》开了先河，唐宋以后注家蜂起，不能说与曹操无关。注解之风的兴起，也为《孙子》在后世各代的流传创造了条件。

2.全面阐发和高度重视《孙子兵法》的唐宋阶段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标志着对《孙子兵法》的若干军事命题进入全面分析的阶段，从而为宋代孙子兵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于汝波《宋代孙子学论述》认为仁宗中期以前，是孙子学发展的萧条时期。这一时期有关《孙子》研究的成果极少。仁宗中期至神宗期，为孙子学的复兴时期。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命修大型军事专著《武经总要》，庆历三年(1043年)建立武学，社会上对兵书的研究也渐趋热烈。《郡斋读书志》说：“元昊即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王皙注孙子三卷》)可知孙子研究在这一时期已相当兴盛。至神宗时，诏令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校定《孙子》等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号“武经七书”，同时，重办武学; 以“七书”试士。“七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孙子》实际居“武经”之首。这使《孙子》研究更趋兴旺。可能在此时或更早，《孙子》被译成西夏文。现存西夏文《孙子》残本据说为曹操、李筌、杜牧三家注本(王民信《西夏文孙子兵法》，台湾《书目季刊》第15卷第2期)。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孙子兵法》译本。

北宋末至南宋亡，为孙子学以应用研究为主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事不断，加之印刷术的进步，有关孙子的书刊刻甚多，大都是为时而作。如张栻刊印《杜牧注孙子》，乃是因“夷虏盗据神州”，取“牧当时之意”(《南轩集·跋孙子》)。王彦著《武经龟鉴·孙子》，以历代事例阐释《孙子》中的军事原则，目的在于使将官领悟《孙子》精义，以用于战争指导。故孝宗“令选择兵官，各赐一本”(《续资治通鉴》卷一四○)。陈直中所撰《孙子发微》，也是着眼于实际应用。这一时期的孙子学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整个社会对《孙子》研究的重视。多数著作因战乱等原因而佚失。史籍所见宋代有关《孙子》的主要著作近二十种，论文十多篇。在版本校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建树。这时期《武经》本《孙子》和《十家孙子会注》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学、乃至对中国兵学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外注解讲义，多有发明，在宋代注解《孙子》的十余家中，成就较大者当推梅尧臣、张预、郑友贤、施子美。他们的注解代表了宋代研究孙子的水平，现分别简介如下：

《梅圣俞注孙子》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有梅注484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数量仅次于张预。其注重视探究《孙子》本义，时能纠谬补遗，言简语粹，甚为精彩。欧阳修对其注释评价甚高，认为当与曹操、杜牧、陈皞“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于吾圣俞多焉”(《居士集》卷四十三《孙子后序》)。

《张预注孙子》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有张注530条，是十一家中注释条数最多者。其注主要特点是：①注意研究《孙子》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单是孤立地注解其某些字、词，②对《孙子》一些词、句的训解多有新见。③征引史例贴切精练。另外，还在注中引录了较多的孙子佚文和诸葛亮、李靖等人的言论，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 此书的突出成就是从哲学的高度考察、阐发《孙子》本旨，把它视如“儒者之《易》”，故常能发诸家之未发。其次，《遗说》是在努力融会贯通《孙子》整体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其具体观点的，故有高屋建瓴之势。另外，《遗说》关于校勘《孙子》本文的有些意见也值得重视。

《施氏七书讲义》，在我国流传不广，学术界对之评价亦不高。但它在日本却多次刊刻，传播甚广。《讲义》征引大量宋以前史例，以例释义，所选事例大多贴切，能启人意智，从而将《孙子》的一些抽象理论形象化，通俗化。应当指出的是，此书更注重对前人成果的总结，着眼于实际运用，这是孙子军事思想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从军事应用学的角度衡量，它应得到更适当的评价。

于汝波还认为宋代的研究方法和著述方式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兵书合刻】将几种不同的兵法合刻为一书，大概在宋初就已经出现。《太平御览》所引书目中有《兵法七书》即是。此书已不可见。目前所见最早的《孙子》与其他兵书的合刻本是《武经七书》。

【分类辑编】《武经总要》前集卷一至卷十五大量引用《孙子》之文，各节内容多是结合新的经验分条阐发《孙子》的军事原则。后集“故事卷”中所设子目多以《孙子》之语为题，如《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师》、《多方以误之》等，然后举例铨释，体例仿《通典·兵典》而有所发展。

【集注汇解】这也是宋人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种著述形式，在《十家注》问世之前，已有几种《孙子》集注本，但规模都比较小，编纂体例已不可见。到了宋代，注家有所增加，也有不少新的创见，为《十家注》的编辑准备了条件。此书对《孙子》分句、段注解，将十一家的意见相对集中在一起，便于读者研究比较，有很强的集成性和实用性。

【评述人物】何去非撰《何博士备论》是我国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书中多以《孙子》思想为准则评论古人得失，在阐发、宣传《孙子》思想方面具有形象、生动、深刻等特点。张预的《百将传》则是最早的军事人物传评集。《郡斋读书志》说：“预观历代将兵者所以成败，莫不与孙武书相符契，因择良将得百人，集其传成一书，而以武之兵法题其后”(《何博士备论》卷十四 《百将传十卷》)，可知阐发《孙子》思想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

另外，《虎钤经》注意系统阐发《孙子》思想，侧重研究如何实现《孙子》提出原则的方法问题，注意了对操作性理论的探讨，也是值得肯定的。

3.成果丰硕，再掀高潮的明清阶段

季德源《明代〈孙子〉研究概说》指出，明代的孙子兵学研究伴随着中国古代兵学的勃兴，再次掀起高潮。

据初步调查统计，载有《孙子》的各种明刊《武经七书》约有三十来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刘寅《武经直解》、何守法音注《武经七书二十八卷》、李贽《七书参同》、王守仁《新镌武经七书七种》、周光镐《武经考注》、黄献臣《武经开宗》等。研究《孙子》的专著有二十多种，著名的有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陈珂、陈天策《孙武子断注》、郭良翰《孙武子会解》、郑灵《孙武子十三篇本义》等。明代选刻的历代诸子书中也多数将《孙子》一书选入。

明代对《孙子》的研究除注外，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如评、标题、批点、直解、备旨、参同、引类、辑录与浅说等。

评：评论、评价性文字，有卷首总评、卷尾总评、篇后评、眉评、文间旁批性评。评论的内容主要有评论《孙子》一书论兵之得失、孙子兵法之旨要、孙武其人用兵之得失、《孙子》一书的地位与价值、前人论《孙子》之当否及《孙子》语言文字之精妙等。

标题：《孙子》标题有两种，一是《武经七书》中对《孙子》所作标题。如王守仁批、胡宗宪参评、孙元化标题、茅震东考订刻印的《新镌标题武经七书》，赵光裕的《新镌武经标题正义》，谢弘仪的《武经七书集注标题》，臧应骥的《新镌武经标题佐义》等;一是科举考试中有关《孙子》的策题，以及参加武科考试的武士子策题答卷。明代著名抗倭将领俞大猷是孙子学家赵本学的得意门生，嘉靖乙未科会试第五名，其会试策论“安国全军之道”被收入《正气堂集》。在该集卷二还有一篇《上兵伐谋论》，也是《孙子》策论之一。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他的著作选集《止止堂集》中，专门辑录了孙子等武经七书策题。

批点：批，指批语，与评是一回事;点，指点解。它与讲义和直解那种全面的解释不同，是对《孙子》要点的指明或解释。

辑录：将《孙子》十三篇原文，按照作者全书设置的具体类目，摘章采句，依类归宗，以便读者检阅。如《诸子玄言》、《诸子奇赏》、《诸子汇函》、《诸子拔萃》、《诸子类隽》等。

参：一义参同。引证相同的论述与相关的事例作参考。一义合参，合并诸说以供参考，与参同的意思差不多。

直解：以通俗语言解释《孙子》原文含义，有直截了当加以解说之意。

季德源认为，明代孙子兵学研究表现出三个主要的新特点。

一是贯穿于教育之中——《孙子》与武学、武科

明代，武学与武科考试走向制度化。例如，刘拱辰的《武经直解》就是为卫所武学生编写的军事教科书。明代在应付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孙子策题，如“令民与上同意”、“上兵伐谋”、“安国全军之道”等。这些策问要求结合实际作出回答，学以致用。

二是立足于实用——务真求实、不尚空谈

在这方面，戚继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练兵实纪》与《纪效新书》在理论上闪烁着孙子光辉，同时又有他自己的风格，就是他能结合新的形势与特点，研究新问题，而且能把高深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

三是着眼于创新——破除旧的思维框框，开辟新的局面

例如关于拙速巧久问题。《孙子》有一句名言：“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俞大猷在《正气堂馀集》卷四《洗海近事》及《正气堂续集》卷四 《杂文》有《拙速解》上、下这两篇文章专论。认为战国时期，诸侯纷争，作战惟速，不嫌其拙;而今天下统一，堂堂正正地打仗，十围五攻，讲究巧而不嫌其迟了。或者拙速，或者巧久，要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得其宜。

对于清代孙子兵学的研究状况，皮明勇在《清代孙子学述论》中指出，清代孙子学上承宋明，继续居于兵家显学地位。大致说来，清初顺、康、雍三朝为第一发展阶段; 清中期的乾隆至道光初年为第二发展阶段;鸦片战争以后至清朝灭亡为第三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清初的武闱孙子学。它是以武科应试服务为其主要目的。据统计，顺、康、雍三朝共计有四十一种关于《孙子》的著作刊刻行世，其中三十种属于武科应试读本，占据绝对的多数。

在清初孙子学中，能够摆脱武闱读物的套路、主要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孙子》的，只有谢文洊、邓廷罗、郑端、郑达等数家。谢文洊著《兵法类案》，取《孙子》十三篇之要语为纲，如“主孰有道”、“将孰有能”、“能而示之不能”等语皆为其所取。每纲之下复取历代名将名君之言论实事为目。通观全书，所选之纲综括了《孙子》的主要思想，所列之目则多历代治军用兵之精华。

清初孙子学著作真正表现出一定理论水平的是邓廷罗的《孙子集注》、《兵镜或问》和《兵镜备考》三书。其中《孙子集注》侧重于对十三篇文句的注解，虽亦引前代注家之言，但更重视自己的发挥。特别是各篇末后之总论，尤见作者研讨之心得。《兵镜备考》则将十三篇比作“治病之方”，将历代帝王将相之战功言论视为 “名医之案”。他广征博引，要以“案”证 “方”，以 “案” 论 “方”，借以发掘 《孙子》的兵学精义。《兵镜或问》对《孙子》以及中国古代兵学中的31对常用范畴分别进行论述。这些范畴既有关于战争观的，如“王霸”、“天人”等;也有关于指挥之道的，如 “奇正”、“虚实”、“强弱”和“主客”等。综而观之，邓氏三书乃自成一个体系，将对《孙子》的史的论证与理论的阐释密切结合在一起，在清代曾先后六次刊印，影响甚广。但在校勘上，邓氏将《作战》与《谋攻》两篇位置互移，又将《九变》篇改为《军变》篇，且对《九变》、《九地》两篇中的文句多有窜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殊嫌窜乱旧文”。因此，从总体上看，清初的孙子学水平是不高的，有价值的东西较少，而共同的缺陷却很明显。

第二阶段，以考据见长的清中期孙子学。清中期乾、嘉两朝至道光初年，成书或刊印的二十多种孙子学著作中，有六种仍属武闱读物。其中有四种出自张权时一人之手，只有一种为艾钦的《武闱三子详解》。它们在形式和内容上皆因袭清初同类作品，缺乏新意。

与此同时，不少有关《孙子》的著作将读者对象转向武闱之外，或在穷乡俗儒之中寻求读者，或为清军将领提供服务。由于新的读者群或财力不丰，或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这些作品大都篇幅很短，就是《孙子》十三篇正文有的亦只是节录。这类作品在这个时期计有近十种。其中比较典型的，如任兆麟在《任氏述记》中选辑的《孙子》，包括计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和九地篇中各数段文字，偶有双行夹注;再如徐经所辑著的《孙吴子兵法》，将《孙子》与《吴子》的有关内容分类节录，共得十二目。

真正代表清中期孙子学水平的是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考据学者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考据。当时在孙星衍的周围集结了包括毕以珣、洪颐煊、吴人骥等学者，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孙子研究中心。受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他们从大量的古代典籍之中广泛地搜集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进行细致的考订。尤其是孙星衍，以孙子的后人自称，对这种研究工作怀有很高的热情。针对有关孙子其人其书的许多疑点，这一阶段的不少学者还展开了争鸣。虽然意见分歧很大，但学者们依据史料说话，敢于与不同意见进行交锋的学术态度却是极其可贵的。正因为如此，清中叶的孙子考据学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

清中期孙子考据学作品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前后共二十多篇。其中毕以珣的《孙子叙录》一文，长达万余字，是对历代孙子学零星文献的总汇，为后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些论文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下列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孙子》一书的作者及其生平。二是关于《孙子》一书的成书时间。三是关于《孙子》的篇数和内容。四是对《孙子》十三篇的文字校订和注释。五是对《孙子》佚文的辑录。六是对《孙子》兵学的评价。

清中期孙子考据学不仅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出现了集大成性的专著，这就是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孙子十家注》于嘉庆二年(1797)初刊之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与重视，至民国年间先后共刊印近30次，创下了历代孙子学著作刊印次数的最高纪录。它不仅成为宋《孙子十一家注》至清代以后最主要的流传版本，而且改变了宋以后《孙子》主要靠《武经七书》本流传的格局。它使《孙子》正文与各家经典注文配套流传，有利于世人加深对 《孙子》的理解，对促进孙子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孙子十家注》也有明显的缺陷。其误校 《孙子》正文及各家注文的现象不少，尤其在刊刻方面出现重大疏忽，以致将大段注文整页漏刻。

第三阶段，晚清孙子学的休眠与再造。清代孙子学在进入晚清之后，由于近代西方兵学的冲击，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休眠时期。在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既乏新的著作，又少有价值的论文。这一时期刊印的为数不多的《孙子》多系节录本。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虽被各省官书局多次重印，但对原刊本中的重大刊印错误都未予纠正。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孙子学著作为左枢的《魏武帝注孙子左笺》。该书除了对曹操的注文进行删改外，又以“笺曰”的形式发表左氏自己的见解，共约四十条，其中颇有独到之心得。如谓“先夺其所爱”，乃指“冲其中坚”，使敌军急救主将，则必乱而败。

甲午战争前后，休眠的孙子学开始复苏。这种复苏虽然姗姗来迟，但与孙子学的再造联系在一起，因而表现出较强烈的时代气息。光绪十年(1884)，杨琪光自刊 《百子辨证》，其中《读孙子》一文指出：《孙子》十三篇诚为胜兵之术，“倘不济以盈盈武库之兵械，如邱如阜之粮糈，亦必不能战胜攻取”。杨氏主张用谋应与强本并重，否则不战而先自馁，必致为敌所乘。

光绪二十六年 (1900)，顾福棠自刊 《孙子集解》，这是晚清第一部开始用新思想研究《孙子》的专著。顾氏以《孙子十家注》为底本，剪各家注文之繁芜，而取其义之精者，更多附以己见。其突破前人之处甚多，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孙子》的注解与近代军事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如注《计》篇中之“阴阳”、“寒暑”，即论及近代枪炮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的瞄准误差问题，以及风力对弹道的影响等。二是列举欧美战例以印证《孙子》的理论。其中有拿破仑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等。全书数十次引用这些战例，且颇为得体，标志着对《孙子》的研究开始与对世界军事史的研究相结合;三是对历代《孙子》校释中的一些疑点、难点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将“守其所不攻”校改为“守其所未攻”，谓在敌人未发动攻击之前便设防固守。此为长期争论的问题，但争论者不言“不攻”，即言“必攻”，顾氏讲“未攻”，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无疑，顾福棠的《孙子集解》是一部开拓性的孙子学著作，对促进孙子学与近代兵学的融合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清末还有一部类似的著作，这就是黄巩的《孙子集注》。他注《孙子》，首重其大旨，专注于其精神，主张将《孙子》的理论与西方近代战法结合起来。他认为，如果真正实行了二者有机的结合，神而解之，必能更有出于西法之上者。可以说，这是对晚清东西方兵学结合问题的高层次思考，尽管还只是初步的，却是很有意义的。

在清末孙子学复苏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校勘文章。其中有叶大庄的《偕寒堂校书记》，于鬯的《香草续校书》，俞樾的《诸子平议补录》，彭蕴章的《读孙子书后》，孙诒让的《札迻》等。这些校释不少能广征博引，推敲精审，受到后来学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