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学·汉代的《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东汉 《今文尚书》 没落《古文尚书》 兴起
东汉王朝仍扶植《今文尚书》，三家今文照旧立于学官，黜古文不立。汉章帝时还仿石渠阁会议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全力排斥古文家说，编成《白虎通义》，成为白伏生、夏侯始昌、董仲舒以来以阴阳五行说为指导的今文经学思想的大总汇，由国家进一步树立为官定正统思想的学说。
但今文经学日趋暮气沉沉，《后汉书·儒林传》说：“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总散，学舍颓败。”今文经学完全腐败了。加上今文经学本身已不足为危机四伏的汉王朝经济和政治问题找到出路，却利用帝王对图谶的重视，把自己经学的神学化方面更向恶性发展，编造出许多庸俗、浅薄、虚妄、迷信的谶纬，使阴阳五行说笼罩下的西汉今文学，进一步沉沦为更愚妄的谶纬笼罩下的东汉今文学，自然失去了较有正常头脑的人对它的信念，招致那些怀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儒家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反感，何况东汉出现了好几位有学问有识力的古文经学家，相比之下，今文经学者虽仍据守着官学地位，但作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起领导作用的一门经学，已无可挽回地趋于没落了。
今文经学没落，古文经学日益兴起，虽始终未获立于学官，但终于在学术上树立起自己的地位。计东汉 《古文尚书》家约可分下列三个系统：
(1) 涂恽、刘歆门徒所传系统。《汉书·儒林传》载了一个西汉古文传授系统，那是假的，由东汉古文家攀附编造的。因西汉无古文传授，所攀附的始祖孔安国是今文博士，他所传门徒及其后代孔延年、孔霸、孔光也都是今文博士。那攀附的系统最后一代王璜、涂恽则确以《古文尚书》与刘歆同仕王莽贵显。所以这一传授系统实际当从涂恽本人及刘歆弟子开始(刘歆本人是今文夏侯氏学派)。他们传的应是有逸十六篇的孔壁本。《汉书·儒林传》及《后汉书》有关学者传载：涂恽传桑钦、贾徽，徽传其子贾逵。又刘歆则传贾徽、郑兴、桓谭，与郑兴同学者卫宏。兴又传其子郑众。与贾逵同郡之马融同治古文。传至郑玄宣称所传习的是“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之本，即孔壁本。但实际卫、贾、马、郑所传的是下文另一系统杜林本，而非孔壁有逸十六篇之本。
(2)未言传授系统的个别古文家。《后汉书·儒林传》载盖豫授周防《古文尚书》，防撰《尚书杂记》。此书与《后汉书·张楷传》载楷撰《尚书注》、《荀爽传》载爽撰《尚书正经》、《刘陶传》载陶撰《中文尚书》，为东汉时《古文尚书》四部著作。另有出于涂恽系成于杜林系的贾逵撰《论三家〈尚书〉与古文同异》。又周盘、刘祐、孙期诸人传及度尚传的章怀注皆言诸人治《古文尚书》，谢承《后汉书》亦载董春从王君度受《古文尚书》。这些人都不详其与涂恽系或杜林系的关系如何，亦不知其传习本是刘歆所倡逸十六篇之孔壁本还是杜林所传廿九篇之漆书本。
(3)杜林所传漆书古文本系统。东汉至魏晋传习的《古文尚书》实际是这一本子，它是唯一传下来的《尚书》本。不仅西汉《今文尚书》原本没有传下来，西汉五次古文本也都没有传下来。《后汉书·杜林传》载：“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这就叫“杜林漆书古文本”，是从河西走廊得到的。他的本子叫“古文”，可是没有古文逸十六篇，而只有同于今文篇次的二十九篇。由杜林原所得漆书古文只一卷，可知他必是根据这一卷漆书的字体，用来改写当时所能见到的《尚书》即今文二十九篇的各篇，才凑成杜林本古文二十九篇的。他的门人卫宏为之作 《训旨》，徐巡作 《音》，贾逵作 《训》，马融作《传》，融再传二弟子卢植作《章句》，郑玄作《注》。玄虽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之说，略及谶纬，被誉为“集大成”。这一系统的古文就是这二十九篇，但是他们却说成是孔壁本。许慎《说文》 中所录古文说是“孔子壁中书”。其实许在东汉中期，不可能看到西汉中期以前的孔氏本，而且他所著录的古文都没有越出二十九篇之外，没有逸十六篇的痕迹，可知他所据的实即是从其师贾逵所习的杜林本。他随同这派古文家都看成是孔壁本，可能也有意标榜，实际只是杜林按照古文字体将今文本加以改写成的古文本 (其中有一卷是原流传至西州的真古文本)。既称孔壁本，按刘向 《别录》载孔壁本古文五十八篇，桓谭《新论》亦云 “《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廿九篇析成三十四篇，十六篇析成廿四篇)。故马、郑亦沿用此数。郑玄《叙赞》并说：“后又亡一篇，故五十七。”马融《书叙》亦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表明他们只注了廿九篇。其实廿九篇是他们手中的真正篇数，“五十八篇”则是他们攀附孔壁本的虚有的篇数。(不过郑玄曾引用过逸十六篇中的《胤征》、《伊训》两篇，注过《典宝》一篇)。
古文家的传、注，与今文家的既宣扬神学又漫无边际的空虚繁琐显有不同，他们在宣扬二帝(尧舜)三王(禹、汤、文武)圣道王功思想指导之下，能多做文字训诂及制度名物等的解释，力倡周公孔子的传“先王仁义正道”正统儒学，力排方士的谶纬谬说，因此获有识者尊信，终于取代了今文三家在这一门经学中的统治地位。
古文与今文两派传注解释即所谓“经说”彼此不同，许慎《五经异义》和郑玄的《驳五经异义》作了较详细的记载考论，可以看到汉代今古文两家经说主要的歧异。同时两家在经文的文字语句方面也有很大的歧异，而且今文三家彼此原已有不少歧异，故汉末刻《熹平石经》来统一其文字(用“校记”保存了其异文)。魏正始间夏将古文刻成石经，并列古文、篆书、隶书三体，称《三体石经》。其中“古文”，系据魏初邯郸淳所写《古文尚书》，用东汉末所说的“科斗文”，即想象的“丰中锐末”的形体写的，根本不是先秦真的古文体，反映了汉末至魏这一“古文尚书” 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