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学·引言

过去人们对甲骨文感到很神秘，觉得它高深莫测。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我国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普及，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对它已经不陌生，知道甲骨文是从商代开始传下来的古老文字。但若问甲骨学是什么学问，它与我国传统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很多人就茫然了。下面就让我们先从这个问题谈起。

甲骨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被王懿荣发现后，经学者研究知道这是一种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或记事文字。甲骨学则是以这种出自古遗址的龟甲兽骨上的占卜和记事文字为研究对象，探讨它所蕴含的各种社会信息的一门学问。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这个名称还未流行开来，一般都以“甲骨文字”或“甲骨文”相称。由于当时人们只见到河南省安阳西“洹水南，殷虚上”出甲骨，其文字又多是契刻的，而且对文字记录的内容了解得也不够全面，于是许多学者都根据各自理解的侧重点命名，又提出 “龟甲”、“龟甲文”、“契”、“殷契”、“刻文”、“贞卜文字”、“卜辞”、“殷虚卜辞”、“殷虚书契”、“商简”等名称。这些名称既不统一，又不能包容该学科研究对象的诸要素，正如董作宾评说这些名称的优劣时所说：“商简之名，当然不能成立，卜辞难以赅括其他记事文字，范围太小;殷虚因出土有文字之物不限于甲骨，范围太大;称契称刻的遗了书;称龟称甲的遗了骨，都不算完备。”(《甲骨学五十年》，台北大陆杂志社，1955年)特别是现在甲骨已不限于安阳殷墟一地出土，时代也不仅仅属于商代晚期，上至商代二里冈期，下迄西周都有甲骨发现。这就从书刻材料、文字内容和时代的上下限表明，上述诸名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概括不了研究对象的性质和任务，唯有甲骨学这个名称能体现出这门学科的基本特征。四十年代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出版后，甲骨学这个名称逐渐被学者接受并采纳，从此以甲骨学命名的这门学科算是真正确立起来了。

甲骨学与国学的关系 甲骨文自发现至今刚满95年，甲骨学的确立更晚，说明它比其他国学门类年轻得多。然而研究对象却是最古老者之一，可供学者借鉴的文献极端匮乏，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学者犹如在荆棘丛生的荒原上开辟前进的道路，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不足一个世纪期间，经历几代学者的刻苦钻研和探索，从辨认文字到通读文句，以及揭示甲骨文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已从4000多甲骨文字中释出1000余个单字，自第一部甲骨书问世至今已有各种甲骨学和商史专著论文6000种左右。研究成果涉及到甲骨学本身和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体可归纳为：文字考释、卜法、文例和文法、断代、庙号世系、礼制、刑法和军事、方国地理、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畜牧和田猎、手工业和商业交通、天文历法、宗教祭祀等领域，足以表明出土的10万片以上甲骨贮存的历史信息是一座商代档案库。正因为这座宝库的信息量大，不仅我国一批学者终生探索甲骨学的奥秘，而且也吸引着许多日本和欧美的学者致力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因而，它是一门颇具世界性的学科，或谓“当世的显学”。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或侧面研究甲骨学和它所透露出来的文明社会的各种现象，力求为构筑中华文明史提供最直接准确的资料，如许多学者先后通过对时代相同或相近卜辞的系统整理和论证，可以再现文献记载模糊或失载的重大历史事件，充实3000多年前古代史的内容。又如根据甲骨文记录的雨量和动物种类的多少，探讨出中原地区气候古今的变化等等。这些利用甲骨文再发现的史事，是传世文献无法胜任的。就文辞的长短而言，虽然不能与殷商的“典册”相提并论，但也有数十字乃至上百字的长文，《合集》6057、36511、137 (正反文辞相接)分别为54字、67字、93字的刻辞，《合集》36481牛骨记事刻辞原为170余字的长文，“记的是帝乙帝辛时打仗俘虏的卒帅车马盾矢和用俘首祭祀祖先的事情”(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出版，1951年)。类似的刻辞完全可以与西周时期的中篇铜器铭文相匹，而十几万片甲骨文记录的“国之大事”第一手资料，其内容的丰富程度不亚于《尚书》等先秦典籍。若把这样的宝库真正开发出来，恐怕孔子在世也不会再慨叹文献不足了，他所说的“周因于殷礼”也就可以找到更可靠的实证。卜辞中对于商人先公(成汤以前的祖先)的祭祀也相当多，更可以弥补传说时代材料的短缺，西周甲骨关于先周和西周早期史实的记载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甲骨不仅是研究先商和商代史的基础资料，而且也是研究继商而起的西周社会的珍贵史料，同时也是考察商周文化史不可多得的出土文献。将这样的学科列入国学门类确是当之无愧的，它既是国学门中的小弟弟，又是研究最古老出土文献的学科，当今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进程中。

甲骨学的确立 甲骨学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来，是与一批开掘新史料来源的学者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分析甲骨学早期发展史时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唐兰：《天琅阁甲骨文存》自序，1939年，北京辅仁大学出版) 这是对甲骨学发展史上著名的四个人物公允的评价，抓住了四个人对甲骨学贡献的各自特点。这 “四堂”是指罗振玉号雪堂(1866—1940年)，王国维号观堂 (1877—1927年)，董作宾字彦堂(1895—1963年)，郭沫若号鼎堂 (1892—1978年)。四个人由于接触甲骨实际的情况有别，故他们先后对甲骨学作出的贡献也就各有不同。雪堂是怎样“导夫先路”的，另外“三堂”知道得最清楚。王国维在总结《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里，论述甲骨出土后“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其后郭沫若也持类似观点，他说：“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属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他“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即使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自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后来董作宾讲述甲骨学发展史时，说王国维从事甲骨学研究是受罗氏的启迪，故董得出结论：“严格来讲，甲骨学能建立起来，得有今日，实出于罗氏一人之力。”这些评价一致认为罗振玉是建立甲骨学的第一人，他为甲骨学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王国维是“继罗振玉而致力研究甲骨文有重大贡献”的学者(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大陆杂志社，1955年)，他在罗氏的影响和提挈下从事甲骨金文、汉简和古史的研究，在甲骨学上开断代研究和断片缀合之先，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的成绩斐然，故郭沫若说：“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证了他们的讹传。”(《十批判书》中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他的研究方法较乾嘉和疑古学派高明之处，在于将古文献与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古器物相结合，谓之“二重证据法”。这种方法开创了史学研究的一代新风，影响深远，郭沫若说他是“新史学的开山”。这也就是唐兰所分析的“观堂继以考史”。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名字紧紧与甲骨学草创时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们切磋学术，在甲骨文字考释和古史研究上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郭沫若极为推崇，提出“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决非过论”的评论。并进一步指明：“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自序》)。从此学术界就把罗王开创的学术事业称为“罗王之学”。

董作宾对甲骨学的突出贡献诚如唐氏所云，是“区其时代”。董氏能够“区其时代”，是因为他亲自在小屯村发掘，获得两万余片甲骨。根据他对这些科学发掘品的观察和整理，1935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按着称谓、贞人、坑位等十项标准，将甲骨分为五期，理出甲骨文的发展序列。这个成就在甲骨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甲骨的分期断代奠定了基础。郭沫若在评论此文时说：“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果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中的《后记》，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董氏这一成就将甲骨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即科学整理和研究的时代。五种祭祀(即周祭) 卜辞的发现和祭祀规律的提出，也是他的一大贡献，为以后学者对周祭卜辞的研究和提高铺垫了路基。郭沫若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研究领域甚广，甲骨学是其中之一。大体他与董氏同时从事甲骨学研究，但他没有董氏安阳殷墟发掘的机会，而是个人孤悬海外独自钻研，却也发现卜辞中“贞人”对甲骨断代的意义，并且对董氏的《断代例》有所补充，还摸索出五种祭祀刻辞的端倪，同时还在文字考释、卜法、辞例契刻规律、缀合和残辞互补，以及沁阳田猎区的考定等方面都领先于董氏，许多见解至今仍为后学所遵从和称道。利用卜辞研究商代史更是董氏所不及。

经过“四堂”的开拓，甲骨学这块原本荆棘丛生的原野，被开垦成肥沃的园田，并已取得播种后的丰硕成果。罗王是甲骨学草创时期的奠基者，郭董则是转向系统科学整理和研究时期的巨匠。由于他们先后对甲骨学作出巨大贡献，才使这个崭新的学科初步建立起来。当然，甲骨学的建立也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取得的成绩分不开。继“四堂”之后成长起来的几代学者，对前辈学术成果的修正、发展和创新，正在催促着甲骨学繁荣时期的到来。

甲骨学研究分期 甲骨学确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甲骨的来源方式和研究的深度及广度而言，胡厚宣和其他学者一般将其分为前后两期，每期又分前后两段。前50年以安阳殷墟科学发掘为界线，头30年出土的甲骨均为私人挖掘，自1899年至1928年春先后九次私掘，得约十万片甲骨(一说八万余片)，分别为国内外收藏家所得。国内主要收藏者有王懿荣、王襄、刘鹗、罗振玉、刘体智等，国外有美国方法敛、英国库寿龄、德国威尔茨和卫礼贤、日本林泰辅、加拿大明义士等，其中以明义士收藏最多，号称五万片，实际只有三万余片。而这一阶段的研究者以罗振玉和王国维为代表，各家著作140余种，可视作甲骨学的起步阶段，或称草创时期。后20年为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发展阶段，出土甲骨主要为史语所自1928年秋至1937年夏的15次发掘所得，其次是前河南省博物馆的发掘品，两者合计27000余片。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倍增，除“四堂”之中的董彦堂和郭鼎堂二位巨匠之外，还有容庚、商承祚、吴其昌、刘朝阳、孙海波、朱芳圃、于省吾、唐兰、杨树达、胡厚宣、张政烺、陈梦家等200余人。研究的范围比草创时期扩大，从文字考释、文例解读、卜辞断代、年历考证，到历史问题陈述等等，各种著作683种。这一阶段甲骨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以对科学发掘品的研究带动整个学科的前进，研究方法更为严密和科学化，对传世品的研究也纳入了科学化的轨道，所以称为甲骨学的发展阶段。

甲骨学发展的后40多年以1956年为分界线，亦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虽然未见殷墟科学发掘品出土，但其他地区有少量零星甲骨问世，尤以郑州商代二里冈期和陕西长安县沣西及山西洪赵县的西周甲骨最引人瞩目，将甲骨的时限由商代晚期向上下延伸数百年。与此同时，前期国内许多收藏家的甲骨陆续交国家有关部门保管，便于研究者观摩和使用。此阶段的研究人员除前期后段成长起来的专家之外，又涌现出以李学勤、裘锡圭、姚孝遂等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新出版各种论著430余种。这个阶段以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内容和总结前期研究成果为特点，似可称为甲骨学深入发展阶段。该期后段殷墟又有两次重大甲骨发现，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4500余片，1991年花园庄发掘出有字甲骨579片。这些甲骨均是在更为严格的田野考古技术指导下的发掘品，科学性更精确，为这个阶段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和分组研究确立了标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为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简称《合集》)汇集了国内外已出版的甲骨资料，为国内外研究提供极大方便，正在推动着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诸多地点西周甲骨的出土是此期后段另一重大发现，陕西周原遗址的岐山凤雏村宗庙建筑基址的大坑中见到289片契刻文字的甲骨，扶风齐家村手工业作坊和平民居住遗址亦有9片带字甲骨，北京昌平白浮周墓也有刻字龟甲。这些甲骨的发现和研究，促使甲骨学形成一个分支，即西周甲骨学从萌芽到确立。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甲骨学研究也展开国内和国际间的交流，先后成立古文字学会和殷商文化学会，连续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这一时期研究成果迅速增长，截止1987年出版专著近50部，论文发表1000余篇，还有不定期刊物和各种专门性的论文集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代从事甲骨学研究的青年，现在已成为本学科的带头人，又有一批新的青年学者成长起来，呈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大趋势，显示甲骨学正在蒸蒸日上的景象。胡厚宣先生把甲骨学所处的这种新的发展机遇称作开放阶段。

下面我们本着甲骨学发展的阶段性，把这门学科从草创、确立到成为显学的历史进程，分作不同的专题作简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