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学·唐诗学的酝酿期(唐五代)
唐诗的研究，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了。唐人不仅是唐诗的创作者，也是最早的研究家。他们是怎样进行这件工作的呢?归纳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是选诗，二是品藻，三是述事。这也就是唐诗学的最原始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大家知道，选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传统，也是一时代文学创作繁荣发达的标志。作品数量多了，质量高了，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来诵习与揣摩，于是便有了“选”的需要。而选本并不等于作品的简单录写，在取舍之间，它必然要体现出选家的眼光和读者群的口味，其中就含有一定的批评成分，这样一来，“选学”又成了文学批评的特殊形式。
唐代诗歌创作盛况空前，唐人选唐诗的风气也盛极一时。仅文献记载上有关唐人选编唐诗的本子，就有八九十种之多(参看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和宋人公私书目)。编选的年份起自唐初，迄于晚唐五代，历朝皆有，代不绝书。选诗的范围有专选一时期诗作的，如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有只录一地区作品的，如殷璠《丹阳集》、刘松《宜阳集》;有保存某一流派诗的，如元结《箧中集》;有收取某一类别诗的，如佚名《朝英集》录饯送诗，柳玄《同题集》录省试诗;有采集一类作者诗篇的，如崔融《珠英学士集》选武后时预修《三教珠英》诸学士的诗，蔡省凤《瑶池新咏》录妇女诗;有编选一种体裁诗作的，如佚名《三舍人集》专收绝句，倪宥《文章龟鉴》专取律诗;当然也有通选唐代诗歌的，如顾陶《唐诗类选》——可谓应有尽有，洋洋大观。至于编排的体例，则或以人为序，或以类相从，或同题唱和相属，或不同体裁分列，有的在选篇之下还附以诗人小传或评语，也是形态各别，花色繁多。
透过这些纷繁的表象，我们似可把这一时期的“选学”区别为两个相关联的阶段，即唐中叶以前和晚唐以后。大体说来，唐中叶以前的选本侧重于选取唐诗发展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流派的作品，收录面较单一，缺少综贯的手眼和会通的心胸。如今存《翰林学士集》残卷专收贞观时期唐太宗君臣的唱和诗，反映着唐初几十年间宫廷诗的概貌; 佚名的 《搜玉小集》杂采王、杨、卢、骆、陈、杜、沈、宋诸家的篇什，更多地显示出高宗、武后时诗风转变的痕迹;殷璠《河岳英灵集》标举“风骨”与“声律”兼备的宗旨，体现了典型的盛唐气象; 元结 《箧中集》揭示“雅正”的主张，代表着沈千运、孟云卿一派追求古淡的趣尚;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鼓吹“理致清新”，实以“大历十才子”为楷模;令狐楚《元和御览诗》则又以供奉皇帝消闲遣兴为目的，所录皆新制的“研艳短章”(毛晋《御览诗跋》)。这些选本都属于唐诗演进时期的产物，它们只提供诗歌进展中某一侧面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仅不足为病，倒正可借此窥见唐诗自身流动变化的活生生的印迹。
进入晚唐以后，随着诗歌创作高潮的过去，唐诗发展的总轮廓逐渐显现出来了，于是选诗也开始走向了综合。编成于宣宗大中年间的顾陶《唐诗类选》，便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部综合性选本。此书虽已亡佚，而根据《文苑英华》著录的顾陶序文来看，所选范围“始自有唐，迄于近殁，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为二十卷”，确是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唐诗合选。序文中还分别就古、近二体列举了代表作家三十人的名字 (后序中又补充述及选编者同时代的作家十数人)，特别提到“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鲜明地举起了宗尚李白、杜甫的旗帜。这一切表明，唐代“选学”确已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唐诗的综合研究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稍后，唐末韦庄撰成《又玄集》，录一百四十余家诗三百首，五代韦縠编选《才调集》，录诗千首，虽去取各有好尚异同，也都属于通括各朝的诗选。这可以说是唐人研究唐诗的一个首要的方面。
与“选学”同步进行的，便是唐人品评唐诗的活动。品评的方式也有多种多样。有结合选诗开展评论，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各在诗人名下附以评语，概述其诗歌成就与风格特点，时或摘赏名篇佳句。有通过记事作出评论，如唐人笔记中载录贺知章称叹李白《蜀道难》，号为“谪仙”(见孟棨《本事诗》)，又顾况激赏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为之延誉(见张固《幽闲鼓吹》)，例子甚多。有谈论诗法时涉及诗篇，如唐中叶以后流行的各种《诗格》、《诗式》，常引唐人诗句作为讲明法式的例证。有凭借序跋、书信等形式直接对诗人诗作发表意见，如白居易《新乐府序》是诗人对自己作品的诠释，而他的《与元九书》则还就李白、杜甫在内的其他作家开展了广泛的评论。更有一种唐人首创的文学批评形式，就是论诗诗的写作，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韩愈的《调张籍》《荐士》等，都是以诗歌创作来从事诗歌批评，寓逻辑思维于艺术形象之中，也开启了后世研究唐诗的重要传统。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来，唐人对唐诗的各种论评，大多针对某个具体现象而发，尚缺少总体性的论断。研讨中有时涉及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如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里高度赞扬陈子昂变革齐梁颓风的功绩，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总结了盛唐诗歌重视“风骨”与“兴象”的经验，白居易《与元九书》倡导“风雅比兴”的论诗纲领，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标示“搜奇抉怪，雕镂文字”的创作用心。这些议论显然已超越了一般品藻的范围，上升到诗歌理论的高度，对我们认识唐诗的质性及其流衍变化有帮助。但就其本身而言，则还属于唐诗发展中的局部性问题，而不能作为全局性的概括。
试图对唐诗加以全盘考察的动向，也只能萌生于晚唐以后。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中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注意，现将原文引述如下：
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次之。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这段文字自然十分简略，谈到的作家也不算多，甚至还存在着后人所批评的 “论中晚唐人，殊乖公允”(许印芳《与王驾评诗书跋》)的毛病。尽管如此，它却是现今所能见到的唐人对唐诗的发展历史作出系统归纳的第一篇文献，在短短的篇幅中，要言不烦地综括了各时期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家和基本风貌，反映出唐诗的盛衰起伏。正如明胡应麟所指出：“唐人评骘当代诗人，自为意见，挂一漏万，未有克举其全者。唯图此论，撷重概轻，繇巨约细，品藻不过十数公，而初、盛、中、晚肯綮悉投，名胜略尽。后人综核万端，其大旨不能易也。”(《诗薮》外编卷四)称誉未免过当，而把司空图的这段言论视作对唐诗进行总结性评论的发端，还是恰如其分的。此外，唐末张为撰《诗人主客图》，对唐诗(主要是中晚唐诗)的流派作了初步的分析;齐己《风骚旨格》、徐衍《风骚要式》一类书风行于晚唐五代间，汇集了唐人作诗的法式技巧;司空图另有《二十四诗品》问世，探讨了诗歌作品的多种风格和意境。它们的出现，其实是从不同的方面构成了对唐诗的总结。当然，这样的总结多半还停留于现象的整理，尚未能从明确的理论观念上来把握唐诗的实质及其流变，以致唐诗学的建设也仍然处在明而未融的不成熟的境地。
选诗与品诗以外，记述诗人的事迹和诗作的本事，也是唐诗研究的不可忽视的方面。唐人述事有两大类型：一是给诗人正式立传，体现在墓志、碑文、行状、传记诸种文体中;另一是载录遗文佚事，拾掇趣语琐谈，散见于各种笔记和杂文之间。前一方面材料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它经常成为后人考索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的第一手依据。而后一方面的材料则近于小说家言，往往流传附会，虚实杂糅，难以全然凭信。但只要我们肯下一番披沙拣金的工夫，仍可从中找到大量珍贵的史料。例如《隋唐嘉话》载武后夺东方虬锦袍转赐宋之问的故事，就生动地反映了唐初宫廷内部文学活动活跃开展的风气。《集异记》录王之涣等人旗亭画壁的传说，充分证明了唐代文人诗与妓乐之间的密切联系。而《鉴戒录》记述杜荀鹤写《时世行》讽刺朱温的本事，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诗篇的写作背景，还显示了诗人思想性格发展的一个侧面。这些都是研究唐诗时的必要参考。还要看到，唐人笔记在内容上原很庞杂，并非单纯为诗歌记事。而到了晚唐，孟棨撰成《本事诗》一书，专一汇集有关诗歌创作的本事资料，五代时尚有人续作。这在笔记文发展上是一种创体，它把唐人述事明诗的传统发扬光大了，直接导宋人诗话之先河。我们认晚唐五代为唐诗研究进入初步总结的阶段，这也可算作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