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漂泊与寻根·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当第三代新儒家紧紧抱着儒学传统在现代中国文化中孤独、寂寞、凄苦地漂泊浪迹时，西方人却发现正在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灵魂只能在一个物化的世界中到处游荡彷徨，无所适从，无家可归。而西方人在自己的文化中苦苦寻觅，仍找不到一丝希望之光，于是把眼光投向西方以外的文化，当这种眼光投射到东方时，顿时与现代新儒家接契了。新儒家有心栽花，但应者廖廖，儒学在现代中国寂寞凄凉;而无意插柳，却声和影从，儒学在西方世界容光焕发。虽是无意插柳，实却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却不是张灏所说的“将对普遍性问题的关切与对传统的关切溶为一体”，而是在传统的关切中包涵有对普遍性问题的关切。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人生哲学，人类在任何境况中都不能不对人生问题进行思考，这种思考既具有不同背景下的特殊性，也具有人类共同的普遍性。现代新儒家所认同的宋明心性之学和孔孟精神，其思想内容正是“生命的学问”，人安身立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虽是为中国人讲的，但不妨对人类的普遍意义。现代新儒家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讲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站在普遍主义、超文化的立场将自身关系于自己的过去文化。因而儒学这枝红杏出墙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西方来看，现代人类的命运面临着困境，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的基督教信仰动摇解体分崩离析，尼采说“上帝死了”，第一个感受到信仰丧失后人将面对严重的精神危机，沉沦于虚无、自我失落和迷惘。而科学技术进步、现代化、工业化带来社会物质发达和人的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人和自然的对立把人自身推到一个孤立的境地。两次世界大战更使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发生疑虑和失望，一大批思想家、文化批评者乃对西方文明进行深入的反省，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指出西方没落了。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也发生转向，理性主义导致了非理性主义的反动，科学主义激起了人文主义的兴起。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新托马斯主义、哲学人类学大行于世，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了深刻的批判;实证主义是欧洲科学的危机，更是欧洲人性的危机，“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工业化导致人的物化、异化、非个性化、非精神化和文化的商业化、庸俗化、颓废化。现代人的心理焦虑、人际关系紧张、存在迷失、心灵空虚、精神分裂，更引起西方思想家普遍忧虑，胡塞尔、狄尔泰、舍勒、怀特海等人再次提出价值和意义问题，什么是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生存的意义等又占据了哲学思考的中心。现代西方人的文化危机和精神漂泊在现代西方文学、艺术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价值失落、道德虚无，人无所适从，颓废、荒诞、焦虑、物化、迷惘……社会、人和人的心灵都呈现为无根、飘浮和迷忽的状态。漂泊必激起寻根，六十年代“寻根意识”越来越强烈，导致了开始于美国并迅速遍及全球的文化寻根。这也激起了海外华裔学者的文化认同感，同时为了改变自身的生存境况，他们与第三代新儒家相呼应，向西方介绍鼓吹中国文化和儒学。西方学者发现他们正在探讨而又困扰不解的问题，东方文化早已高明地解决了，于是欢欢喜喜地引进中国的生命智慧，并按他们的需要来理解儒学和中国文化，而张灏对新儒家的发现实际上代表了现代西方人的眼光。

从新儒家来看，一开始紧抱儒学的生命的学问，或道德的形上学，是要抵制西方文化，因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科学技术自由民主的强大优势前，一无所长，只有用中国的精神文明以胜西方的物质文明，“中国他无见长，惟有哲学比于西人独为知本”(熊十力《十力语要》第四卷)。“如果中学指天人性命之学，指精神文明，而西学则指声光电化船坚炮利之学，指物质文明而言，则天人性命之形而上学，理论上应必然的为声光电化等形而下学之体。而物质文明理论亦应必然的为精神文明之用。”(贺麟《文化与人生》)“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物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序”)到唐君毅、牟宗三，则要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争得一席之地，使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敬意和同情的了解，从而承认中国文化的存在和独特价值，所以他们一方面鼓吹中国文化的普遍永恒价值和世界意义，“中国文化问题，具有世界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与世界》);一方面指出西方文化的缺陷，大量引用斯宾格勒、索洛肯、尼采、存在主义批评西方文化的观点，说明西方已趋于没落，以此回击中国之批评儒学者，既然西方都已做了场科学破产的梦，转而学习东方，中国就更要坚守自己的传统。与梁漱溟、熊十力等否认西方有形上学不同，唐君毅、牟宗三等承认西方有哲学，但生命的学问却付诸阙如或不如中国。唐君毅认为西方人文主义有缺陷，不健全不圆融，人文思想的主流在中国;牟宗三认为西方文化表现为“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是知性主体，以知识为中心，但没有好的人生哲学，中国文化表现为“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是道德理性，是生命的心性之学，即道德的形上学;徐复观认为中西人文主义是不同的，西方强调人的知性、科学的一面，强调人的物质世界的意义，而中国则重视人的仁性、道德的一面，重视人的心灵世界的意义，只有中国文化才揭示了人的存在价值根源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即人心中。所以西方文化要克服其缺陷，“完成其自身精神思想之升进”，成就人生的完美，就必须学习东方之人生智慧。

第三代新儒家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短处正是中国文化之长，西方文明的缺陷正是中国生命的智慧所在，因此更加宣讲和突出儒家安身立命之学;同时，新儒家本身即是对科学主义的反动，加上台湾现代化也在实际上产生了中国社会和人由于科技理性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物化、价值失落、道德沦丧等问题，新儒家的传统关切就因现实思考而加强。正是六十年代后，新儒家与世界文化思潮契合起来，由于传统的丧失，存在的焦虑、心灵的空虚、现代化的危机导致了人的精神漂泊，迫使人再一次返回到传统之中，寻找自我，追求人文精神和道德的理想主义。第三代新儒家进入第二个阶段后，学术重心由第一阶段的“开新”和“外王”，又转向“返本”和“内圣”方面，其内在原因即在此。“中国人文精神之返本，是为开新之根据，且可有所贡献于西方世界”(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人类面临的问题原本相似，人类精神亦能相通，所以牟宗三主张用道德的理想主义对治时代之病，弘扬孔孟之文化生命和德慧生命，树立价值主体的心性之学，以救西方之自毁;也为人类提示一新方向。徐复观所论具体而精当：“使传统文化再生于行为世界之中，有其可能吗? 由我这些年来研究所得的结论，敢肯定的答复，有其可能。但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是我们要在个人、社会、政治等现实生活中，发现有了什么缺憾;而这种缺憾，正在妨碍了人性的上进，妨碍了共同的发展，恰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可以弥补这些缺憾的启示与方法，此时中国文化，便会在行为世界中再生，而成为现代人的一股力量。中国文化，只能在现代人的生活需要中，才能再生于行为世界中。”(《徐复观文录》(二))现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不正存在着妨碍人性的上进之缺憾吗? 而中国文化和儒学不正有弥补这些缺憾的仁性、道德之学吗? 而要使人性得到全面完善的发展，“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说，一方面应该接受西方文化，以造成足够支持仁的文化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应该由对于自己文化的虔诚，以启迪，恢复自己的人性，使自己能成其为人。更以此而诱导世界，使世界得中国复性的仁的文化的启迪，而在现代欧洲文化中，加入融和安定的因素，以造出更适合于人类自己的文化”(同上)。这样，第三代新儒家就为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和全人类找到了共同的精神家园。

最后，我们借唐君毅的话对本节作一归结：

“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