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史略·起源: 从史前至西周

天文学起源之探讨与中国文明之起源问题密不可分。在中国文明西源说者看来，中国天文学无疑是伴“西”而来的。但即使承认中国文明系独立发生，仍可认为其天文学知识是从别处输入的。早在本世纪初，日人阪岛忠夫与新城新藏之间就此问题进行了激烈论战，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前者持西源说，后者持本土论，最后都不了了之。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大型商代祭祀坑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罕见文物似乎支持中国文明西源说，至少也是某一西来民族与土著的结合。郭沫若曾将十二辰、十二次、二十八宿的名称与神秘不可解的十二岁之名从文字、图形、语文、字源、发音等方面加以比较和考释，发现上古中国天文学与巴比伦颇有渊源。

以往的比较研究绝大部分都是采用传统的人文科学方法。在五十年代关于古巴比伦天文学的较全面的资料出版后，才得以进行更扎实、深入的数理天文学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几点中巴同源学者难以解释的事实：巴比伦至迟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很可能在公元前500年甚至更早就已能准确地处理太阳周年视运动不均匀性，而中国天学家直到公元600年才首次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对行星运动也是如此。而这两者在古代中国天学中的重要性在前面的论述中已得到说明。天球坐标系的使用上也表现出不同。如古代中国一直使用赤道坐标，并分周天为度，与西方的黄道、360度体系迥然不同。月运动方面，中国重视“朔”而巴比伦则重视“朏”;交食周期的处理也处在不同背景之中，从现有史料来看，中国人掌握十九年七闰周期较西方早，其意义也不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目前已有证据之下，将巴比伦天文学与古代中国天文学视为两个独立起源的体系，较为稳妥。但同时，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天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过巴比伦的影响，而这似乎已是公元六世纪的事了。

《尚书·尧典》中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期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载。从中我们看到，早在上古时我国已有专门观察天象的官员;能以观测鸟、火、虚、昴这四颗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定出二分二至; 有了每年366天并以闰月来调整的阴阳历，可能已会使用原始的圭表及漏刻。

相传为夏朝“历法”，保存于《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般被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它主要根据天象、物候等自然现象来定季节和月份，记有一些月份昏旦伏见南中的星象，并指明了初昏时斗柄的方向和时令的关系。虽然记载的天象比较混杂，时代有早有迟，但确实保留了一些较古的材料。

从分析已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辞得知，殷代使用阴阳合历：太阳记年，太阴记月，用闰月来调整季节;年有平闰，月有大小，干支记日延续至今，平年十二月，闰年十三月;已有测定分至的知识，岁首已基本固定，季节和月名有基本固定的关系;以新月为一月之名;闰月置年终，只有春秋而无四季;年、月的开始，闰月的设置都不是预先推算的，而是据观测决定。卜辞中还保存了诸如日、月食，恒星新星等有价值的天象记录。

据《周礼》可知，周朝的天学事务已有了详细的分工，恒、流、彗、孛的出没，日、月、五星行度和漏刻报时等各有专司。考察西周金文中经常出现的“初吉、既生霸、既死霸、既望”四种名称，可知当时已注意月相的变化。西周仍施行岁末置闰之法。而《诗·小雅》中记载日食时朔日的出现说明中国历法很可能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将月首从新月改到朔日，同时，二十八宿星名已部分出现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