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关于徐霞客的研究·精神风貌研究

徐霞客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在明后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状况息息相关。早在四十年代初，竺可桢就撰写《徐霞客之时代》(载《地理学家徐霞客》)一文，提出“霞客生当明之季世，何以能独具中西文化之所长，欲探求其理，则不得不审察霞客之时代”。他认为，徐霞客深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朝在野均能守正不阿的东林党人对他的熏陶，二是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带入的西洋科学对他的浸染。1949年后，时代背景问题更受重视。任美锷率先提出，徐霞客开辟了有系统的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与他所处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时代精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徐霞客游记〉选释》，载《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秦子卿认为，徐霞客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是封建社会渐趋没落，朝政腐败，人心思变，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新的矛盾，市民阶层扩大，科学技术发展，新的生产力强烈要求突破旧的桎梏，时代的要求启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除旧创新，经世致用，在正直有为之士中蔚成风气，徐霞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简论徐霞客及其游记》)。徐兆奎指出，徐霞客的家乡南直隶江阴县是属于“东南财赋地”的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必须深化和广化，先进的人们提出了务实学、求真知与经世致用等主张，《徐霞客游记》应该看作是时代的产物和实践的产物(《地理学家徐霞客与其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2卷4期，1983年)。王维屏认为，徐霞客的思想渊源有三，一是家庭教育，二是东林党人的支持，三是西洋文化的影响(《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思想渊源及其精神的现实意义》，载《徐霞客研究文集》)。唐锡仁等认为，徐霞客从事地理考察的背景，一是徐霞客对腐败政治怀有不满，因而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不应科举，不入仕途，走上地理考察之路，二是明中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给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徐霞客不自觉地适应了时代要求，并作出卓越贡献，二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学术思想渐趋解放，出现了实学思潮，徐霞客在地理学领域适应这一思潮，开创了新学风(《徐霞客从事地理考察的时代背景》，载《徐霞客研究文集》;《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第一章)。

关于徐霞客的精神风貌，也颇引人注目。周宁霞高度赞扬了徐霞客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身许之山水——徐霞客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文汇报》 1982年8月16日)。龙震球认为，他的爱国精神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献身于旅游事业的信念和决心，二是有奇必览、遇险必探的进取精神，三是热爱祖国、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的情怀，四是热爱名胜古迹，关心民生疾苦(《徐霞客〈楚游日记〉纵横谈》，《零陵师专学报》1985年2期)。陈桥驿提出，徐霞客的精神首先是他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山河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次是他献身科学、尊重实践的精神(《论“徐学”研究及其发展》)。江牧岳号召，一是要学习徐霞客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愚公精神，二是要学习徐霞客求真、求实、求严的科学精神，三是要学习徐霞客热爱祖国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纪念徐霞客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2期)。

蒋明宏等人对徐霞客的思想根源和精神风貌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认为徐霞客的思想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不拘格式、务实求真的思想突破，对世儒泥经典、务八股经学投以鄙夷，二是“人与梅花一样清”的道德追求，蔑视社会勾心斗角之风、追名逐利之习，三是忧国忧民、济世建勋的政治理想。徐霞客的思想也有个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少年 (19岁以前) 阶段，虽对舆地奇书有浓厚兴趣，但在奇书与经书、兴趣与科举等矛盾中，其思想中的务实求真、清高脱俗层次尚未取得支配地位，只是到了应试不得志，父亲病故，才有了一个转折; 二是壮年(49岁以前) 阶段，虽弃科名而慕山水，但其思想矛盾还处在厌弃尘俗、访游名山的水平，直到母亲去世，社会危机加剧，43岁又结识黄道周，才发生重大突破，确立了献身地理考察之志;三是暮年(49岁以后)阶段，此时思想最成熟，务实求真、忧国忧民、清风高节皆集中表现出来，而其思想矛盾也深刻化、悲壮化了(《略论徐霞客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徐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蒋明宏还对徐霞客与陶渊明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有不同特点，在形式上一是开放的，一是封闭的，在精神上一是豪壮的，一是伤感的，在实践上一是孤独的，一是合流的，在个人与社会、功利与道德、济世与避世之间，陶渊明采取牺牲一端而用“天命”相弥补的办法，徐霞客则走了一条折衷的道路，更富有积极性和进取性(《徐霞客与陶渊明处世方式之比较》，《社会科学》1990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