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韩学·古代申韩学研究及其主要著作·古代申韩学研究
中国古代申韩学研究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其一，法律观。申韩学以“法”为其研究对象和显著标志，商鞅给“法”下定义说：“法者，国家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商君书·开塞》);韩非作了补充：“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他们将法与礼严格区分开来，使法专指以赏刑为中心内容，由君主和官府颁布的成文形式，确定人的财产地位，全体臣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申韩学者还对法律的本质、起源与作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圣人别贵贱，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商君书·君臣》)，“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商君书·壹言》)，揭示了法的本质具有强制性、公平性、等级性、客观性和社会性，指出法的起源与国家一样，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必然产物。法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定分止争”和“兴功惧暴”两个方面，这正如商鞅所言：“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商君书·定分》)，“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 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商君书·开塞》)。
其二，“法治”学说。“以法治国”的“法治”是申韩学的核心。先秦法家人物依据“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认为仁义礼教已无济于事，“以力服人”的强权法律才有强大威力。因此，针对儒家家族伦理制度的“礼治”，提出了君主专制的“法治”。诚然，这种“法治”是打引号的法治，是匍伏于君主权力之下的“法治”，其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治。在推行“法治”的方法上，他们强调制定适合国情民意、简明易行的法规;执法过程中严格依法办事，专任法律;广泛运用赏罚，驱民耕战;实行法、术、势三结合，不断巩固封建中央专制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