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文化·世界屋脊的信仰·总论佛本

藏族地区所崇信的佛教被称为“藏传佛教”，亦俗称为“喇嘛教”。究其根源，当属佛教中的大乘佛教。它是在佛教和本教进行长期斗争、吸收、接近、融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又明显有别于印度及其他地方的佛教。其中最具特点的是对地方政治、经济的参与而形成的众多教派以及活佛转世制度、显密兼修等。这既有外来因素，又深受本教影响。

佛教兴起于公元前5世纪，其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教从一开始就以其灵魂转世、“三法印”、“四圣谛”等佛教学说赢得了印度统治阶级即奴隶主阶级的欢迎，成为他们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佛教在印度从兴起到公元10世纪，经过了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从显宗到显密两宗的发展过程。其中，佛教从公元前5世纪兴起到公元1世纪的五百年间是小乘佛教发展时期，从公元1世纪以后，出现了大乘佛教，在小乘佛教中只有显宗而无密宗，大乘佛教则显密都有。

大乘佛教兴起后，释迦牟尼由人变成了神，同时，对佛和菩萨的崇拜仪式、寺庙的建立，极乐世界和地狱的说法等等，也随之兴起。大乘佛教中有两个重要的派别，一是中观论，一是唯识论。其中，中观论成为后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教义之源，而萨迦派则是以唯识论作为其教义的基础。到了公元6世纪时，封建制在印度形成，印度教在当时的印度社会逐渐占上风，佛教在印度的势力从6世纪后走向下坡。公元7世纪时佛教传入吐蕃，从此佛教在西藏得到传播和弘扬，形成了藏传佛教。而在印度到13世纪初伊斯兰教统治印度社会以后，佛教就失去了它的作用。

佛教在传入西藏以前，古代藏族社会中信仰原始宗教——本教。它发源于古代的象雄(今阿里南部)和巴基斯坦、伊朗一带。本教沿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传播于整个藏族地区。本教祖师被称为辛饶米沃切。本教有自己的神祗。有天神“赞”、地上神“年”、地下神“鲁”等。本教也有自己的祭祀和葬仪活动。在祭祀活动中，要宰杀牲口甚至杀人来祭祀天地，这种仪式是佛教所不允许的，佛教禁止杀生。佛教在与本教的斗争中，在形式上有利地吸收了本教的这种仪式，只是不杀活的牲口，而用牛羊偶像等来替代杀牲献祭。本教的葬仪习俗是用石片作棺材，用蓝绸子包裹尸体放在“雍仲”(卐)形的位置上，举行盛大吊唁仪式。本教的宗教建筑只有一个简单的祭坛，后来在和佛教接触乃至融合以后，才出现了本教寺院。本教的宗教活动主要由本教师主持。有称之为“准”、“德吾”、“先”的本教师，在作法时以鼓为主要法器，这也影响到后来的藏传佛教，鼓也成为佛教的重要法器之一。本教在佛教传入吐蕃前后，一直在吐蕃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直到公元8世纪中叶，佛教在吐蕃兴起以后，本教势力被逐渐削弱，并取代了本教的统治地位。

公元7世纪，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当时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与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联姻，这两位公主分别带了一尊佛像到吐蕃，标志着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传入西藏。由于松赞干布及其历代赞普出于政治需要采取扬佛抑本、建立寺庙、翻译佛经等措施，使佛教在王室有了一席之地，为在藏族社会传法打下了基础。但是，佛教的介入，自然地要与本教发生矛盾和斗争。松赞干布死后，从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佛本斗争激烈，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禁佛运动。9世纪中叶朗达玛即吐蕃最后一代赞普的禁佛运动，使佛教的发展受到很大破坏，几乎被禁绝，成为藏传佛教史上的“灭法期”或“黑暗时代”。在朗达玛灭法以前，佛教在王室得到倡导，发展佛教是松赞干布以来历代吐蕃赞普的共同特点，其中，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对佛教的发展贡献重大，被尊称为“三大法王”。特别是赤松德赞(755—789年在位)面对第一次禁佛运动以后，极力倡导佛教，他的主要功绩是从印度请来了佛教大师寂护和莲花生，建立了西藏佛教史上第一个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并有七名吐蕃贵族青年同寂护出家，史称“七觉士”，并且翻译了大量佛经，初步建立起了藏传佛教“佛、法、僧”一体的制度。此后，从赤松德赞到赤热巴巾的近百年间，历代赞普采取签订“兴佛证盟”誓约、制订“七户养僧”制度、设置“钵阐布”僧人官职，和流放崇本大臣等一系列行政手段，崇佛抑本。在赤热巴巾(即赤祖德赞，815—838年在位)时，佛教得到强行发展其重要标志和条件之一，就是进行了藏文文字规范化运动。此举克服了在译经时经常出现翻译名词不一致等各种混乱现象，也提高了译经水平。这时，经律论三藏主要显密佛典已被翻译厘定为藏文，并整理编辑出《丹噶目录》《钦浦目录》《旁塘目录》三种藏译佛典目录，为编纂藏文大藏经奠定了基础。尽管佛教一直得到王室扶持，但这时的佛教并未被握有重权的贵戚朝臣所接纳，也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基础，本教仍拥有吐蕃的广大臣民，而且，这时的佛教仍然带有浓厚的外来文化的色彩，未能完成社会化民族化的转变，因此，一次高于一次的兴佛措施引发了本教信徒们的极大愤怒，最后导致朗达玛的“灭法”应是很自然的事情。

藏传佛教以朗达玛时的“灭法”运动划线，在此之前的佛教称为“前弘期”;从公元10世纪后期，佛教又由阿里地区和康区开始兴盛起来，这以后的发展称为“后弘期”。朗达玛的“灭法”，使大量佛教徒被驱散，长期被迫从事地下活动，佛教逐渐取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从10世纪初，正在兴起的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急需以佛教作为宗教的支持以巩固和扩张自己的政权，同时，重又兴起的佛教也需要各地方势力给予政治、经济上的帮助，以发展自己的教派。这样的互相依存、相互要求和促进，致使佛教发展迅速，从11世纪到13世纪初期，在藏族地区形成了众多的佛教教派，这也是佛、本二教在长期的斗争和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佛教——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教派众多，但主要教派有宁玛、噶举、萨迦和格鲁派(俗称红教、白教、花教和黄教)，被誉为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宁玛派自诩为8世纪莲花生大师嫡传，所习经典以旧译密教典籍为主，实际是早期传入的密教吸收大量本教形式和内容的一大教派。噶举派一开始就有两个传承，即香巴噶举和达波噶举。达波噶举又分四大支系(即帕竹、拔戎、蔡巴和噶玛噶举)、八小支系(即由帕竹噶举分出的止贡巴、达垄巴、主巴、雅桑巴、卓浦巴、修色巴、耶巴和玛仓巴)。噶玛噶举派是各派中最早使用活佛转世制度的一派，与元、明、清三朝中央政权都有密切联系，明朝曾赐该派教主以“大宝法王”称号。萨迦派以后藏的萨迦寺为中心，该派著名人物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都是为西藏归入祖国版图做出贡献的杰出代表。萨迦派在元王朝支持下，建立了萨迦地方政权，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的混乱局面。明朝还曾赐予该派教主“大乘法王”的称号。到了15世纪初，宗喀巴针对宗教时弊，进行改革，得到社会各界拥护，格鲁派(黄教)应运而生。宗喀巴(1357—1419)经过对各教派教义的学习研究，以噶丹派(该派源于阿底峡大师)的教义为宗，集各派之大成，建立了新的一套系统。1409年甘丹寺的建立标志着格鲁派(黄教)的诞生，同年，他在拉萨发起“默朗钦莫”祈愿大法会(即传召大会)。随后相继建立了哲蚌寺、色拉寺(与甘丹寺合称拉萨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黄教四大寺院的建立，使黄教寺院集团势力迅速形成。黄教从一开始形成就明显地不同于其他教派，经济上保持着强大的独立，宗教上实行严格的僧侣制度，政治上广泛地获得各地方势力以至明朝中央政权的支持，明朝曾赐该派首领以“大慈法王”的封号。黄教在明末清初(公元1642年)取得西藏的统治地位以后，又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黄教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在清代顺治和康熙年间正式受封。即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喇嘛”，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由此，提高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宗教地位。至今达赖已传十四世、班禅已传十一世。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出现，一般地说，是基于对教理的见、行、修的认识的差异，更是由于各个时期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促成。各个教派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分割不开，和统治阶级存在互相依存的关系。这是藏传佛教萌发、形成和发展的一千多年来的一个历史现象。正因为如此，西藏佛教即藏传佛教有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远在吐蕃时期，吐蕃赞普就扶持佛教，曾起用高僧为执政大臣，开了佛教干预政治的先河。公元1260年，萨迦派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尊为国师，受委托统领乌思藏十三万户，管理军民。14世纪中叶，噶举派帕竹系又继之建立政权。格鲁派(黄教)兴起以后，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及时与满族统治者建立联系，导致清廷入关后的扶持，后受托管理西藏政权。于是，“政教合一”制度才逐渐发展完备起来。格鲁派(黄教)掌权以后，原西藏地方政府重要会议例由三大寺堪布多名出席，占参加会议者的压倒多数，掌握了很大的发言权，因此，不难理解，佛教势力在整个藏族历史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之大了。

佛教传入藏族地区以后，在同本教的长期斗争和融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最独特的色彩是它创造了举世无双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活佛转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