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三大民系人文风貌·福佬民系文化

(1) 福佬民系与潮州方言

所谓“福佬”，其实是由“福建佬”转化而来。潮州地区，在先秦时本属闽越，与福建南部山水相连，民情风俗相通，语言也相差无几。《舆地纪胜》说：“有广南福建之语”，“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福佬”之名主要有两大含义：一是语言相通，同属闽南方言;二是历次中原移民中的一部分，由江浙经福建进入，再加上原已定居福建南部的部分移民因种种原因再次迁徙至潮州地区：人们因此而在习惯上称之为“福佬”。近现代以来学术界也因之命名为福佬民系。现今广东其他民系的人们对操潮州方言的人士，或直称为潮州人，或则按习惯称为福佬。就是潮州地区的福佬人，也往往自称为福佬，称自己的方言为福语。

福佬民系是从福建辗转进入潮州地区的中原人和从中原直接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原人与当地闽越族人、南越族人经长期融合而构成的广东三大民系之一。其成型的大致时间至今在学术界仍有分歧。笔者认为成型于两晋两朝时期较为恰切。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持的看法。

福佬民系使用的闽南方言，以潮州方音为标准音。故又称为潮州话;在近代汕头市崛起后，也有称为潮汕话或汕头话的。福佬民系人口主要集中在粤东沿海地区和潮汕平原，覆盖面积包括纯潮州话地区的十二个县市和部分潮州话地区的三个县，人口共约1000万左右(不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地区的福佬人)。

(2) 古老而年轻的潮汕平原

福佬民系居民聚居的地区，是以韩江三角洲为主体形成的大片平原沃土和环绕周遭的丘陵台地，即现今称为潮汕地区的潮汕平原，是岭南的第二大冲积平原和岭南及广东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自古至今，这块平原仍在不断地向海洋推进扩展。现在的潮州市，在唐代中期还是一个濒海的城市。韩愈贬为潮州刺史时(819)，在《城吏》一诗中描绘的景致是：“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可是，现在的潮州市已远离大海。而作为粤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汕头市，在二百年前还只是茫茫大海中的小岛。这正是既有较大河流，又濒临海洋的冲积平原的特点。

韩江是贯穿整个潮汕平原的广东第二大河，古称员水。唐代时因多鳄鱼为患，俗称鳄溪、恶溪。后韩愈还为此而作了著名的《祭鳄鱼文》，希望能赶走鳄鱼。人民为纪念韩愈为民除害的事迹，将员水(鳄溪、恶溪)改称为韩江。韩江由源出福建的汀江和源出广东陆丰、紫金交接处的梅江汇合而成，全长四百多公里，穿越潮汕平原，经潮州古城，在汕头市与澄海市之间出海。此外，还有榕江、练江等，与韩江多条支流构成密如蛛网的水系，具有航运交通，水利灌溉的优越条件，加上沿海的优良港湾，自唐代中后期，便在开发较迟的劣势下迅速发展，成为农贸兼备的富庶地区。

现在辟为经济特区的粤东名城汕头，位于韩江三角洲南缘，按韩愈诗中所说，当时尚未出现。因这一带海域正处于地震带内，古代地震频繁，海底不断抬升，加上韩江夹带大量沙土淤积，至宋元之际始现陆地，明代以后逐渐有渔民搭些简易棚屋暂作棲身，直至鸦片战争前夕，还只是一个简陋的渔村。公元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与英法侵略者订立《天津条约》，汕头被强行开辟为通商口岸。一方面汕头饱受外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屈辱，另一方面也因得海外贸易和科学文化思潮的浸润而发展成为华南仅次于广州，但却年轻得多的港口城市。

与此相反，潮州市却是个古老的城市。据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和文化遗迹证实：在四千年以前，这里便已有人类活动和聚居。当时人们已用兽、鱼骨制造了各种生产、生活工具，沿海的沙丘遗址和贝丘遗址，反映了当时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人群以渔猎捕捞为生的生产生活状况，其社会生活发展水平，与珠江三角洲居民大致上处于同等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潮州地区是闽越族人聚居的古南越地区之一。秦统一岭南后，划入南海郡，初置揭阳县、史定为县令。至东晋成帝咸和元年(326)，分南海郡一部分增设东官郡的同时，将郡属揭阳县拆分为海阳(今潮州市)、潮阳、海宁、绥安四县;隋开皇九年(589)始置潮州，州治海阳亦更名潮州，是取潮汐绕州，往返不绝之义。明清两朝设置潮州府。唐代是今潮州市古代文化开始繁荣的重要起点，至宋代而兴盛，明清时达到鼎盛之势，文化灿烂，声名远扬。

在这块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人民勤劳俭朴，刻苦自励。自韩愈为潮州刺史后，兴利除弊，兴办学校，改变了“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的蒙昧落后状态，人们争相以读书为荣，文风渐盛，历代人才辈出，是一处文化素质较高的地区。

(3) 活跃的商贸活动和强烈的商品意识

自唐宋以来，潮州地区的国内外贸易开始发展，清代，潮州已是岭南粤东的重要商埠。沿海和海外贸易规模相当大。据乾隆《潮州府志》形容：潮州城“商贾辐辏，海船云集”，“自省会(指广州)外，潮郡为大”，“他郡县皆不及”。著称一时的“广东帮商人”，主要就是“广州帮”和“潮州帮”的合称。潮州帮商人在国内的生意做得很大，在康熙、雍正年间，潮州帮商人足迹遍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大江南北各地，到乾隆时，更进而拓展到天津、北京、山西、山东等黄河上下。不少大商人，在三四月间乘南风将本土所产的大量蔗糖从海道北运苏州、天津出售后，购回大量棉花、布匹，于秋后乘北风再沿海道运至岭南各地销售，范围遍及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一来一往，获取巨额利润。稍有本钱的人都争相效仿，因而发家致富的颇不乏人。海外贸易也极为活跃。不少潮州帮商人，将潮州地区的名牌产品瓷器和丝织刺绣运至今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销售，再运回当地的香料、珠宝等贵重商品、获利更丰厚。其中不少人还在泰国等地设立商号，开拓海外市场，因此现今东南亚各国，福佬华侨和华人都占有相当数量。

商贸的发达兴旺，使得为商贸服务的各行各业也因之兴盛。到清代乾隆时，潮州城已有非农业人口十万户。

商贸发达，培养了福佬人的商品意识和开拓精神;对外贸易的结果，也使福佬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受益，造就了福佬人广纳兼容的文化性格。因此，福佬人以善于经商，很有经济头脑，富于创业精神，勇于冒险，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而又善于吸纳中外文化成果以丰富自身而著称。这种以由商贸的兴旺发达培育而成的强烈商品意识为动力的性格气质，成为福佬人的一种颇具优势的文化潜质。在当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福佬人显得特别活跃，在商贸经济的参与中表现出色;在港澳和海外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企业家，而且对祖国和乡梓颇有贡献。崛起于80年代末的潮州菜，名驰海外，其奥秘就在于能融集粤、闽、东南亚饮食精华于一身。这一切都绝非偶然。

(4) 丰富多采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

瓷器与刺绣，是潮州物质文化的两朵奇花，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是主要的出口工艺美术品。

潮州瓷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唐高宗时便已远销至欧洲、埃及等地，在欧亚非三洲享有盛名。发展至现代，潮州瓷器以枫溪为主要基地，已形成完整的工艺体系。是广东产量第一、产值第二的大批量生产的工艺制品。被誉为“南国瓷乡”的枫溪，所生产的瓷器，造型精美，瓷质洁润，风格清新素雅。被列为国宝的“春色大花篮”，1982年在西德展出时，令外国人赞为绝品，是“薄如纸，细如丝，永不凋谢的鲜花。”

潮州刺绣，是全国四大名绣(苏、湘、蜀、粤)中粤绣的一个重要流派，也是历史悠久的工艺产品。现潮州市内开元寺保存的神幔、幢幡宝盖等丝绣品，还是一千三百多年前唐代的潮绣遗物，足以说明其高超的质量和工艺水平。据清乾隆《潮州府志》记述：潮州妇女大都精于纺织刺绣。女孩子到十岁左右，做母亲的便指导着准备嫁衣，所以自幼便开始学习纺织刺绣，至成年待嫁时，大都学得一手好刺绣技术。潮州精于刺绣的，不仅是妇女，还有专业的男性刺绣工匠。《岭南丛述》就曾记载：“清代，粤绣工人多是广州、潮州等人，特别是潮州绣工为上，皆男子为之，精于女工，为其他省市所罕见。”清末，南京曾举行过一次全国工艺大赛会，参加比赛的刺绣工匠颇多，其中有二十四名潮州男工匠竟荣获“绣花状元”，成为一时佳话。时至今日，潮绣有了更大的发展，绣品畅销世界各地，声誉卓著。

岭南有俗谚说：“到广不到潮，枉走此一遭。”意思是说，只到广州，不去潮州，等于白到广东一趟。因为潮州的人文风情和古文化别具一格，实在值得亲临观赏。

潮州开元古寺，是唐代敕造的十大州郡的十座开元寺之一，始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是粤东佛教第一古刹。外观庄严宏伟、有着鲜明的潮州建筑风格。寺内多珍藏：有唐代潮州丝绣神幔、幢幡宝盖;有清雍正十一年刻印，乾隆御赐的《大藏经》一千六百七十种，共七千二百三十二卷;还有北京政和四年，由潮州工匠铸造的大铜钟和元至政六年潮州工匠铸造的铜锣，云板，明末雕制的金木雕千佛塔等，至今保存完好，是潮州古代文化成果的历史见证。

流经潮州市的韩江上，飞架着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启闭式石桥——广济桥，堪称世界古代造桥史上的奇迹。广济桥始建于南宋道乾六年(1170)，全长五百米，横跨水深流急的韩江两岸。江岸东西两头，各建有二十四个巨大高耸的石桥墩。桥面一式用每块重达数千斤的巨型长石铺砌，宽约四米。桥的中段由四十八艘梭形大木船连结成浮桥，与两边石桥连成整体。浮桥可以自由开合，便于船只通过，遇特大洪水，还可拆卸保全。因工程难度极大，似非人力可为，故此民间长期流传着此桥为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一夜之间建成，故俗名湘子桥。湘子桥的“湘桥春涨”是潮州八景中的著名景点，又是我国古代四大石建名桥之一(其余三桥为：北京卢沟桥、河北赵州桥、福建泉州洛阳桥)。

潮州市城西的西湖，是宋代命名的天下三十六个西湖之一。面积虽不大，但背靠峰岩突兀、奇景迭出的低矮山峦，湖水碧绿、平静如镜，景致纤巧秀丽。自唐代辟建以来，便不乏名士骚客慕名来游，留下众多的墨迹和摩崖石刻。文体兼有诗、词、文、告、记、题;书法总括真、行、草、隶、篆。既是珍贵的艺术遗迹，又是研究潮州历史文化和书法、石刻艺术难得的资料。

福佬民系文化，又是岭南民俗文化的重要群落，民俗文化内涵丰富，颇与广府人、客家人不同。就以日常三餐来说，就颇具特色。一般潮州农民，都以稀饭混红薯为主食。顿顿如此以为乐，若无稀饭红薯，反而感到不足。潮州稀饭是一种极稠的粥，不同于广府人的稀粥，潮州人称之为“糜”。所以潮州人把“吃饭”叫作“吃糜”。“糜”甚至可上宴席，对白米干饭反而不那么看重。农民吃糜的习俗颇具风情。每当吃饭时候，男性农民多数不愿与家人围桌共食。他们用大碗盛上满碗的糜，用五指托着，手心里放一小碟“咸杂”(小菜)，施施然走出各自的家门，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或蹲或坐在地上，边吃边闲聊，显得悠闲自在，无拘无束。

福佬风情可谓千姿百态，既处处体现着传统的小农气质和神韵，又有岭南浓郁的地方风采，更富于海洋文化气息;既与中原移民后裔的客家风情大异其趣，又与广府民系的独特风情相互辉映，构成岭南沿海两大文化风情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