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制·书院兴衰及其原因的研究·北宋初的著名书院

唐末五代数十年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文教衰敝，读书士子无由显身，大多穷居草野，隐居读书讲学。宋既统一海内，乱世渐平，民生安定，文风日起，读书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国家也需要大批治术人才。但是，当时朝廷尚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也无充足的实力发展教育。书院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读书士子的就学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一般士子倾心于创建书院，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赞助。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最早揭示了宋初书院兴起的盛况及其原因，指出：“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也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都说明宋初书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形成了一批著名的书院。

宋初著名的书院究竟有哪几所，历来说法不一。李才栋在《白鹿洞书院史略》一书中，对“四大书院”之说作了专门考证。

最早提出宋初四书院之说者为范成大。他于乾道九年 (1173) 游衡山，瞻仰石鼓书院。在《衡山记》中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石鼓、岳麓。”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中，作为举例，列出石鼓、岳麓、白鹿洞三所。

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明确提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指白鹿洞)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袁燮在《四明教授厅续壁记》中说：“由建隆以来，迄于康定，独有所谓书院者，若白鹿洞、岳麓、嵩阳、茅山之类是也。其卓然为师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戚同文，应天府书院，即睢阳书院)、泰山之孙氏(孙复，泰山书院)、海陵之胡氏(胡瑗、胡安定，后建有安定书院)、徂徕之石氏(石介，徂徕书院)，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竟提到八所书院。

王应麟在《玉海》中记“宋朝四书院”称：“宋有戚氏，鲁有孙、石二氏，各有道德，为人师。”又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列于四书院题下，且引吕祖谦《鹿洞书院记》语作证。在白鹿洞书院条目内记“至道三年八月，南康建昌县洪文抚于居所雷湖创书舍集学者”，“江州陈氏义居，至道初遣内侍裴愈就赐御书”。在岳麓书院条目内记：“书院南风雩亭之下，别建湘西精舍”，“开禧中建南岳书院”，“衡州石鼓山有书院”。按《玉海》所载，宋初书院有十二所。

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称：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并以西京嵩阳书院、江宁府茅山书院附载，指出二者“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但同书《职官考》中则称，宋初四书院为白鹿、嵩阳、岳麓、应天府。又称“此四书院之外，又有茅山书院”。

嘉靖间吴世良为鹅湖书院题诗，注中称：“天下四大书院： 嵩阳、岳麓、白鹿洞、鹅湖。”

卢松《黎川书院记》，又将嵩阳、岳麓、鹿洞、东林称为宋时四大书院。

全祖望在《答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中对四书院或四大书院之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订，将天下四大书院分为北宋四大书院和南宋四大书院。就北宋四大书院，顾及范成大、吕祖谦、王应麟、马端临诸说后称： 石鼓“未几改为州学，则其为书院不久”。孙复之泰山、石介之徂徕“较之睢阳、白鹿、嵩阳则稍晚出”。“金山当是茅山”，“其后无闻”，故又承《玉海》之说，以嵩阳、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为宋初四大书院。

近世学者在古人研究基础上又有新见。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据《文献通考》和《玉海》称：“宋初海内大书院实有六：石鼓、白鹿、应天、嵩阳、岳麓、茅山是也。”陈东原《中国教育史》亦从盛说，称“宋初的书院，著名实有六个，皆起私人之创建”。陈登原《国史旧闻》中说：“所谓四大书院，毋宁为八大书院。石鼓一也，白鹿二也，龙门三也，嵩阳四也，岳麓五也，应天六也，徂徕、金山七也、八也。”

当代学者也多采六书院或八书院之说。如陈元晖等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府、石鼓、嵩阳、茅山为宋初六大书院。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也以此六大书院为宋初著名书院。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于上述六大书院之外，又补华林、雷塘二书院，为八大著名书院。

事实上，北宋初的书院远不只四所、六所、八所或十二所，言其著名者，一是考虑到其在当时的状况，二是考虑其对后世影响及其在书院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无论哪种说法，都证明宋初书院已呈现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