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文化·史学·早期滇云史学
在云南历史上，自汉代中央王朝开始经营西南夷到元代建立云南行省的一千四百余年时间里，是中央王朝统治在云南逐步深入，云南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云南文化从蒙昧走向文明，从逐渐接受中原先进文化到发展起既融合中原先进文化，又具有云南鲜明地方特色的滇云文化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滇云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1) 《哀牢传》《永昌郡传》《南中八郡传》《南中志》
这几部已经散佚了的云南史书是最早专门记载云南地方历史的专书，也是云南史学发展的最早代表作。
《哀牢传》其书已佚。该书是迄今所知的云南最早的一部方志。卷数不详，东汉杨终撰。杨终，字子山，成都人，杨终作《哀牢传》是在东汉明帝时期。东汉明帝时期是云南哀牢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十六)。于是东汉王朝在哀牢地设永昌郡。杨终作《哀牢传》正是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则此《哀牢传》之作应与哀牢王内属及东汉置永昌郡有关，或上距此时不远，是为提供哀牢的背景材料而作，其材料来源“传闻依倚”(王充《论衡·佚文篇》)，根据当时的哀牢人传说写成的。《哀牢传》一书在隋唐时已佚，惟唐李贤注《后汉书》引有一条，或亦系转引自他书。后世各书所引均出此。至今是书虽仅剩一条，但却是研究云南哀牢族人的重要史料，九隆以后的哀牢世系，各书都不曾记载，幸赖此书得以保存。
《永昌郡传》卷数不详，魏晋佚名撰。是一部年代较早的云南地方史。据方国瑜先生考证，其成书应在蜀汉建兴三年(225)至西晋太安二年(303)之间，历代史籍目录并未著录。是书虽名为《永昌郡传》，但记载不限于永昌一郡，包括了当时南中七郡，书中对云南境内各地的山川土宜、民俗风习等描绘得极为细致，特别是记述了当时南中各民族的分布及其社会经济情况，给予研究西南夷各族历史，提供了他书所不经见的珍贵材料。而这必须是对云南进行过深入考察的人才写得出来。但在叙述中作者经常使用侮辱、诬蔑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反映了作者怀着强烈的民族偏见，而又热衷于搜集离奇传闻的特点。
《南中八郡志》卷数不详，为晋佚名撰。此书是晋代西南地区以及交州(今越南)的一部地方志书。隋唐《经籍志》《艺文志》都未曾著录，大约很早就已亡佚。此书曾被很多书籍引用过，从内容上看主要记载的是南方方物，有动物、植物、矿产及与云南相邻的骠国的生活材料，是研究西南地区物产风土的较早资料。
《南中志》卷数不详，为晋人魏完撰，从内容上看，此书当与《南中八郡传》一样，是一部反映西南地区风物的专书，但因此书在隋唐时已佚，故难于作出正确的判断。
(2) 《白古通记》
《白古通记》是一部纪录南诏大理史事的地方民族史籍。是书久佚，自明代杨慎删正为《滇载记》。《滇载记》“载九隆世族及张、蒙、郑、赵、杨、段、高七氏名号，起灭颠末，盖取《白古通玄峰年运志》而删正之为纪云”(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四《艺文志》)。此乃从《白古通记》抽出历年史事为书，并非《白古通》全书。又《白古因由》一书也来自《白古通》，所记为观音十八化，都为神怪奇异之事。是故《白古通》记载有历代云南统治家族史事，又杂有神怪传说。
《白古通记》在云南史学和文化史发展进程中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史籍：其一，《白古通记》是一部用白文写成的史籍。薛承教《滇略序》说：“俗有《白古通记》诸籍，皆以臆创之文字，传其蛮之方音，学士大夫鲜能通之，询之里闾之民，千百不一二谙也。”可知《白古通记》非汉字汉语写成。《滇载记跋》也称：“《白古通玄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意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由是而知《白古通记》原来是用白文写作，后译为汉语。在白族形成的南诏时期以汉字记白语，以汉文汉字为白文白字的特殊文字通行于民间，并常用白文写作。如樊绰《云南志》卷2载：“高黎贡山谣”：“囊中络赂绝”，原注“络赂，财之名也。”这就是用白文所写的诗文。这种文字的特点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意”。这一现象反映了白族形成时期，白族文化既大量借用和吸收汉族文化，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民族语言的独立性，中原汉族文化的渗入与当地民族文化冲突的特性。其二，《白古通记》一书的记载语多涉及神怪。杨慎称其“意兼众教”，谢肇淛《滇略·俗略》也说：“什九皆载佛教神僧灵迹，诡谲可厌，亦足见当时之风尚已。”南诏、大理时期，佛教密宗盛行，时洱海一带白族家家有佛堂，设科取士也都出于“师僧”。今传大理时期的石刻，撰文者往往自称“儒释”。《白古通记》多神怪之语，正是当时白族社会文化在史学上的反映。
(3) 樊绰与《云南志》
唐人樊绰所撰《云南志》十卷，是现在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唐代有关云南地区史的专著，是研究南诏时期云南各民族历史的重要典籍。
樊绰的身世不详，据诸书记载，知道他在咸通三年(862)曾随安南经略使蔡袭到过安南，次年二月，安南城被南诏攻破，“蔡袭阖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绰取袭印，走渡江”(《新唐书·南诏传》)。其后，又任夔州都督府长史。唐朝后期，南诏多次侵扰安南，蔡袭出任安南经略使，目的在于防御南诏。蔡袭对南诏情况颇为了解，得力于他的幕僚樊绰。樊绰对云南的认识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前人的撰述，在樊绰以前唐朝曾派人到过云南，或做官于西南，他们曾把自己所了解的云南情况撰录成书。如袁滋《云南记》五卷，这是他在贞元十年出使云南与南诏缔结沧洱之盟后，利用南诏王呈献的由南诏文臣纂集的地方志，加上其亲身历行程及所了解的政事著录而成的。此外尚有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韦皋《开复西南夷事状》十卷，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十三卷等。这些撰述，特别是袁滋的《云南记》，为樊绰广泛采纳。其二，樊绰随蔡袭至安南曾悉心搜集南诏情况。安南与南诏相邻，多有云南情况流传。樊绰在安南期间，得到了许多云南情况，又派人深入南诏境内探听军情，颇得南诏实情。樊绰正是利用这些真实的材料，在尾随蔡袭留居安南的一年间，既为蔡袭提供参谋，又撰述了此书。
《云南志》的篇卷分为：云南界内途程第一，山川江源第二，六诏第三，名类第四，六睑第五，云南城镇第六，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蛮夷风俗第八，南蛮条教第九，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第十。从篇目中就可以看出，此书把云南境内的交通途程、重要山脉河流、重要城镇、主要的物产以及六诏的源流、六诏和其他部族的关系、六诏的农业生产情况、生活习俗、南诏的官制和军事制度等都加以详细记载，甚至连那些与南诏相邻的弥臣国、弥诺国、骠国、昆仑国、大秦，女王国、真腊国等都叙述进去，其书反映的范围极为广泛，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的云南民族特色甚为鲜明，体现了这一时期云南文化交流圈的广大，云南文化无论是对中原先进文化，还是对周边国家的文化既兼容并蓄，又坚持地方民族特色的发展趋势。《云南志》虽然由中原人士撰述而成，但其基本材料来自南诏文臣之手，它的成书标志着云南地方史学，或者说云南地方志走向成熟。
(4) 《南诏图志》与《大理图志》
《南诏图志》与《大理图志》分别是南诏时期记载地理的专书和大理国时期编撰的地理志专书。均散佚，未见著录。
关于《南诏图志》的情况，今惟知曾有此书，且是考究南诏疆域政区的主要材料。《新唐书·南诏传》记贞元十年“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乃遣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帝赉赐有加”。异牟寻所献地图是注记南诏疆界政区及山川物产情况的，并当有绘制地图的文字依据。唐制，令诸州作图，三年一造，送职方司以备稽考。贞元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经年招徕南诏，异牟寻已与吐蕃决裂，诚心归附唐朝，故遣其弟入朝，愿为唐朝职方，献地图为唐朝版域的一部分，是为《南诏图志》的地图部分。南诏献地图为唐朝职方后，唐朝遣袁滋出使南诏，至南诏王城阳苴咩(今云南大理)，册授异牟寻为“南诏”。袁滋在南诏曾得到南诏文臣编写的地志，这或许就是南诏所献地图的文字纪录部分。袁滋据此与自己出使南诏的亲身经历撰成《云南记》一书。樊绰《云南志》采摘袁书资料，其中卷五《六睑》、卷六《云南城镇》所记为云南政区，当是樊绰转录袁滋《云南记》而成。其余记载南诏山川、路程、物产、风俗、教条、族类、历史及邻国的情况也多来自袁书，究其根源即是《南诏图志》。
《大理图志》是大理国后期编撰的地理志专书，元代初期尚存。《元史·信苴日传》载：“乙卯，段兴智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所献者当是《大理图志》。其后赛典赤治理云南，曾“访求知云南利者，尽其山川、城郭、驿舍、军屯、夷险、远近为图以进”(《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其所访得者也应是《大理图志》记载的沿革。元初编撰《大一统志》，征集各省地方图志，云南省几次编造送缴。故元代地理志如《元混一方舆胜览》、《元史·地理志》的云南省部分均有依据《大理图志》的地方。
尽管《南诏图志》和《大理图志》两书均已失传，但它们的面世和流传，都曾在云南历史上对于加强云南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巩固祖国统一，维护祖国版图完整等方面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云南史学中对祖国同根统一观和国家整体意识的体现。
(5) 李京《云南志略》
《云南志略》四卷，元人李京撰，是云南地方志中较早的一部。
李京字景山，河间人。《云南志略自序》中说：“大德五年，奉命宣慰乌蛮，比到任，值缅事无成，诸蛮拒命，屡被省檄，措办军储事。乌蛮、六诏、金齿、百夷，二年之间奔走几遍，于是山川、地理、土产、风俗，颇得其详，始悟前人之失，盖道听途说。编集《云南志略》四卷。”据此所知李京《云南志略》成书于大德六七年间。李京《云南志略》成书后未经刊行，仅有钞本，到明代中叶以后此书失传。此书材料多来自其亲自见闻，且作者已觉前人记载之失，颇注意对前人所失的订正。此书材料较为确实。明代景泰年间修《云南志》时，以李京《云南志略》为主要资料依据，凡记元代云南史事及元以前之沿革则大都出自李京《志略》。又李京作书时获见的有关大理国时期图籍及元初政事的书文典册，这些文献后来均已佚亡，赖李京的《云南志略》才使一些大理史事得以留存，后来的《混一方舆胜览》中关于云南的建置沿革、景致山川，可能也是依据此书而成。
由此观之，云南早期史学有如下特点：第一，云南早期史学与中原王朝对云南统治的逐渐加强，云南与中原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紧密的历史发展线索相呼应。云南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云南与中原王朝关系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能带动云南史学的重大发展，而云南史学常常体现出为中央王朝加强在云南统治、巩固统一服务的特殊功能。例如东汉哀牢内附，便有为东汉王朝提供哀牢地方资料的《哀牢传》问世;唐代有贞元年间异牟寻归唐，而有袁滋出使云南，获南诏文臣所写的地方志，并成为云南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樊绰《云南志》的主要资料;元代云南行省的建立，才有李京《云南志略》这样真实反映云南历史较为成熟的地方史书的出现。
第二，云南史学发展，以方志开其先河，发展最快。方志者一地之史，一国之史，是最能表现地方历史的史学体裁。云南历史的发展进程既保持着与中央王朝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地方民族特色，故而方志或地理志之类的史学体裁，作为云南史学的主要载体，在表现云南众多民族不平衡的发展历程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表现力，符合云南历史发展的需要。
第三，早期云南史学从早期的《哀牢传》《南中八郡传》等仅能简单记载地方民族传说、风物土宜，到运用中原史学体裁较为成熟，能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角度全面反映云南历史的樊绰《云南志》、李京《云南志略》等史学名著的出现，是云南从与中原文化完全隔绝到全面吸收融合中原文化发展进程的反映。云南早期史学基本上运用的是中原史学体裁和模式，云南史书多为汉人用汉语撰述而成，即便是割据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出现了《白古通记》这样用白族文字撰著的史书，也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义这样的特殊文字，汉文化在云南民族文化和史学中具有强大的渗透力，早期云南史学所反映的正是云南文化一体多元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