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先秦两汉时期的谱学

家谱是人类世系的记录和反映，它的起源同人类血缘世系的形成密切相关。在原始氏族社会初期，人类按血缘亲属关系聚居，女子是氏族的稳定成员，各氏族的世系是按母系计算的，母死女继，代代相承，形成母系世系。由世系而产生了辈份和相应的亲属关系，加之氏族成员之间对祖先事迹的传诵和常常举行的祭祖活动，使得氏族成员对本族的历代祖先记忆深刻。这些都为家谱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原始先民们传授世系的方式主要是口传心受和结绳记录。这两种原始的家谱形式，至今仍被一些少数民族所采用。

进入奴隶社会的夏朝，确立了王位世袭制。据《礼记·礼运篇》记载，禹以后是“小康”之世，“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子孙继立，成为当然。《史记·夏本纪》记载了夏朝世系，自禹至桀十四世，十七帝。证明夏代存在记录皇族世系的谱牒。商代的谱牒有实物为证。郭沫若《卜辞通纂》将甲骨文分为五类，其中有一类就是世系。如收录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中的1506号上的甲骨文字，共十三行，被学者考订为“武丁时契刻的家系”(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载《文史哲》1957年11期)，“是一个从商代初年开始，以男子为世系的专记私名的谱牒”(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史记·殷本纪》记述了商王的世系，同地下发掘的甲骨文记载基本相符。

到了周代，家谱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周王朝实行分封制，使得诸侯贵族成为“世官”，子孙世袭;同时又利用从氏族制度演变而来的血缘亲属关系和崇拜祖先的观念，建立宗法社会。于是，便产生了以嫡庶关系来划分大宗、小宗，确立各级贵族子孙世袭封土爵位的制度，从而使血缘关系同政治制度相结合。由于家谱记载是划分血缘关系亲疏的凭据，因此国家对家谱非常重视，在中央和诸侯国都设有史官，负责记录、保管贵族家谱。《周礼·春官》称，设小吏“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亦即小史负责定立王族的世系，区分王族成员的长幼辈份，遇有祭祀，则告诉君王其先祖的忌日、名讳。据《左传》襄公十年记载，晋侯灭掉妘姓的偪阳国以后，“使周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可见周内史也掌管各诸侯大夫的宗谱资料。同时，诸侯国亦置有官员，如鲁国的“工”、“史”和楚国的“三闾”等，掌管诸侯国王族事务及谱系。周王室的家谱到汉代还留存于世，如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又桓谭《新论》记载： “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

周代家谱发展的另一标志便是产生了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整理的谱学著作。现存比较完整的是《大戴礼记·帝系篇》，采取逐支叙述的方法记载了黄帝公孙轩辕氏的系谱。另一部比较典型的著作是《世本》，意在追溯世系的原本及其源流。《世本》原书已佚，现有辑本存世。它记录了自三皇五帝直到春秋战国之际历代帝王诸侯以及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死后名号等事迹，且集各代、各家分散的世系于一书。

汉王朝建立后，大封同姓与异姓王侯，为了适应王侯世袭的需要，建立了皇帝属籍、诸王世谱与诸侯侯籍，并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官修家谱。随着西汉中期以后宗族势力的复苏与蔓延，私修家谱开始出现，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扬雄自序家谱 (参见《汉书·扬雄传》) 及他人所作《扬雄家牒》，班固自序家谱《汉书·叙传》以及《邓氏官谱》等。在内容体例上，汉代家谱已发展到不仅记世次人名，还兼记得姓缘由、先世源流、居住地方、人物事迹、葬地坟墓、立谱目的等项; 在形式上，还出现了石刻家谱。

在汉代，家谱已开始应用于史学领域。首先，在史文中直接引用谱书记载，如《史记》中一些有关世系的记载，多来源于周代的谱学著作;班固撰写《汉书》所列王侯功臣的世系，就依据了当时官修的诸王世谱、侯籍等。其次，史家参照家谱的表现形式创立了史表。司马迁撰著《史记》时，仿周代谱牒“旁行邪上”，即由右至左，按顺序叙述世系，创制《三代世表》，表列古代帝王世系;《汉书》作者更充分地吸取汉代诸王世谱的表现形式，立了五个世系表记载汉代几百个世袭王侯的世系，并采取世代标目划栏，几世以后又另起一提的体例形式。而史书根据家谱改良了的世系表列形式，又为家谱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体例形式，现存宋元以来的许多家谱中的世系表，正是采用了以《汉书》诸表为代表的世系表体例。可见，此时期家谱的功用已不仅仅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和被家族作为尊祖追先的凭据，而且头一次作为历史资料和一种文化形式被史家所采用。总之，家谱新功能的被开发以及体例上的发展，不仅标志着其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也表明谱家正在走向成熟，走向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