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评·历史沿革·先秦两汉——诗文评萌芽时期

先秦两汉，尽管在诗文领域有耀眼千古的诗经、楚辞、汉赋，但诗文评却很幼稚，还没有完全走出哲学和史学的襁褓。哲学家阐述哲学思想时附带涉及到诗文，或从哲学观点中间接地反映出诗文理论;史学家则是在评述历史上的文学家或文学现象时表达其诗文见解。因此，这时基本上还没有从文学角度专论诗文的文章，只有说诗论文的言论，故可称作萌芽期。先秦只有经、史、诸子的零散议论。谈诗者主要集中于《诗三百》的品评上。到了汉代，随着经学和史学的发展，出现了 《毛诗序》这篇总结经学家的《诗经》研究，是为正统儒家诗论奠定基础的重要文章。此外还出现了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论，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列传》、班固的《离骚序》等。但这些都还附属于经学和史学，并非自觉的文学理论。

在思想观点方面，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诗言志”的提出，二是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的强调。

“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周代史官根据传闻所作的加工追述。这段文字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诗论，被称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在先秦时期，“诗言志”的原始意义是在朝聘盟会、晏飨游说时的“赋《诗》言志”。这里的“诗”专指《诗经》。这是用诗而非作诗。到了汉代的《诗大序》，解说就截然不同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明确把言志与作诗联系起来。同时，《诗大序》把《乐记》中论乐的话移用于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就在“言志”中加进了“情”，即诗歌不但要表达思想，而且还要抒发感情。但《诗大序》又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强调了礼义对情的约束。

诗歌的政治教化功用，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屡见不鲜，这与对《诗经》的评论有着直接的关系。如《论语·阳货》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的诗之功用说，到《诗大序》则明确而又具体地做了进一步发挥：“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