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初来乍到，依道傍仙·东汉佛学

中国佛学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开始出现的，但是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经难以确定。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都不可靠。中国佛教徒大多相信汉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认为佛教是在汉明帝时开始传入中国的。传说在东汉永平七年(64)，明帝曾梦见浑身放光的金人在殿前飞行。大臣傅毅为明帝解梦，说那位金人可能就是佛，他是西方修行得道的神人。于是明帝派遣蔡愔(或说张骞)等18人前往西域求佛访道，他们在大月氏国遇见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并得到佛像和经典，于永平十年(67)一起回到洛阳。明帝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修建白马寺，他们在那里译出《四十二章经》。中国从此有了佛教。

这个传说在东晋时期才被记入历史文献，所以它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在记载这个传说的文献中，袁宏的《后汉纪》和范晔的《后汉书》虽然是可靠的史料，但是他们的记录非常简单，而且距汉明帝的时代甚远，所以近代以来有的学者认为他们只是把汉明帝求法当作历史传说，而不是当作历史事件记录下来的;另外一些文献如《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等则记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近代有些学者认为这两个文献不是汉代的作品。

《四十二章经》一向被认为是最早的汉译佛教经典，其内容主要是阐述小乘佛教的教义，说明人生的无常和爱欲的危害。近代以来很多学者对它的成书年代问题进行探讨，断定它不是汉代翻译的经典。梁启超认为它是三国两晋时期伪造的经典; 汤用彤维护旧说，认为它是汉代的译作，只是由于屡经篡改，致使现在流传的版本失去了原有的面貌; 吕澂指出它既非最早传来的经典，亦非直接的译本，而是东晋时期从《法句经》抄出的作品。

《牟子理惑论》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人所作的最早的佛教著作，其内容主要是针对当时人们对佛教提出的疑问阐述佛教的教义，说明佛教与中国的儒、道思想并不矛盾。但是关于此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历史上一直存有疑问。此书最初收录在陆澄的《法论》中，作者题名“牟子”，书名下副题“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以后《隋书·经籍志》将此书列在儒家类，书名题为“牟子”，作者题为“牟融”。牟融是汉章帝时人，曾任太尉。《隋书》中著录的《牟子》是否就是《牟子理惑论》，后来又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明代胡应鳞和清代洪颐煊都认为牟子并非牟融。近代学者又对此书的作者和真伪问题展开讨论，梁启超认为历史上并无牟子其人，此书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伪作;以后有周叔迦、胡适、余嘉锡、汤用彤等人论证此书并非伪作; 后来吕澂也主张此书属于伪作;最近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则认为此书并非伪作，而是三国时期的牟子所著。

如果《四十二章经》和《牟子理惑论》不是汉代的作品，那么汉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也就不能被当作信史。不过佛教在汉明帝时确已传入中国。具史书记载，明帝的异母弟刘英就信奉佛教，他是现在所能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教信仰者。刘英封为楚王，住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喜好结交宾客，被人诬告为企图谋反。永平八年(65)，刘英向明帝进献30匹绢以求免除死罪。于是明帝下诏说刘英诵读黄老之书，崇尚佛教仁慈，并无谋反之嫌，可以把贡品拿回去供养僧人和居士。这件史实表明中国至晚在公元一世纪已经有了佛教。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当时究竟是什么人把佛教传到了中国。

史书中有不少关于东汉后期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记载。那时有一些西域的佛教学者来到中国，他们把自己带来的佛教经典译成汉语，开创了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随着佛教经典的翻译流传，佛学也开始在中国出现了。

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佛经翻译家。安世高是安息国人，于桓帝建和二年(148)来到洛阳，先后译出35部经典。他所翻译的主要是小乘佛教上座部的经典，其内容主要是关于禅数的学说。禅是指禅定实践的方法，他所介绍的禅法主要是安般守意。这种禅法是通过控制呼吸来达到内心宁静的效果，与当时中国流行的吐纳、食气等养生方法相近似，所以也比较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数是指数法，也就是小乘佛教上座部按照数字次序展开的各种理论。禅数学说的特点就是把安般守意的禅法与上座部的数法结合起来。他所翻译的《安般守意经》对后来中国佛教的禅观实践有很大影响。

支娄迦谶是大月氏国人，桓帝末年来到洛阳，以后译出十余部经典。他所翻译的都是大乘佛教的经典，其中《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等都是大乘佛教关于般若理论与实践的经典，主要说明诸法(各种事物)缘起性空的道理和大乘佛教的禅观方法。这些经典的译出，使大乘佛教的般若学说开始在中国流传开来。

汉代的佛教主要是在社会上层流传，人们把它作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和神仙方术相似的学说加以信奉，目的是为了达到清静无为、长生不死和炼就神通的效果。这样的理解并不符合佛教的教义，然而却是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背景下不可避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