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章句—清代儒学·“汉”“宋”之争·补偏救弊:汉学宋学的冲突与调和

在中国儒学史上，汉学、宋学都是儒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治学途径与方法，借用宋代陆九渊的话来概括，就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汉学注重“我注六经”，即比较严格地从经书的文字、音韵、训诂出发，来寻求经书义理。因而这一学派以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其弊则易陷入烦琐破碎，脱离实际。宋学“摆落训诂，直寻义理”，强调“六经注我”，重在发挥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体系，因而往往强解经文以就己说，甚至不惜篡改经书以就己意，极易流入空疏措大，穿凿附会。可见两派各有其长处，也各具其弊端，而归根结底，两派都是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学术。因此，清代汉学与宋学的对立和冲突，最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趋向于调和。

清代中叶，汉学发展到极盛阶段，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也由尊崇理学转而变为汉宋兼容并包。一时之间，汉学如烈火烹油，不仅学者趋之若鹜，纷纷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的研究，就连朝廷开设的四库全书馆，也成了“汉学家大本营”，以戴震为首的众多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而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也在总结评判中国传统学术的同时，鲜明地表现出反对空疏、注重证实的思想倾向和学术特征。

《四库全书总目》总结说，两千年来的学术变迁，“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面对宗旨迥别、学风各异的两大学术流派，《总目》竭力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认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强调“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但事实上，由于当时学风的影响，《总目》在叙述评论之中，仍隐喻轩轾之意，对宋明理学空疏措大、好发议论，乃至舍传以求经的种种流弊，多次予以严厉指责。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总目》认为：“盈虚消息，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见，圣人即数以观之，而因立象以著之。”“至于互体变爻，错综贵串，《易》之数无不尽，《易》之理无不通，《易》之象无不该矣。左氏所载即古占法，其条理可复案也。故象也者，理之当然也，进退存亡所由决也;数也者，理之所以然也，吉凶悔吝所由生也。圣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 而“宋人以数言《易》，已不甚近于人事，又务欲究数之所以然，于是由画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图》、《洛书》，由《河图》、《洛书》演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纪。曰：此作《易》之本也”。《总目》批评说：“圣人垂训，实数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谈其所以用，而但谈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经，非千万世遵为法戒之书，而一二人密传玄妙之书矣。经者常也，曾是而可为常道乎?”(《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又如关于经传之间的关系，《总目》以《春秋》、《左传》为例，说明“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敬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并借此指责宋儒“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

在批评宋学空疏的同时，《四库全书总目》十分推崇汉学的征实，把“考证精核”奉为正宗。在它看来，“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总目》卷首，《凡例》)。因而，《总目》对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的清代汉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孽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意旨，穿凿附会，多起于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摛文，动作奇字，则生今返古，是曰乱常。至于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总目》卷三三)。并称赞以惠栋为首的汉学家“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总目》卷六)。可以说，《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其影响所及，就连朝中缙绅，也无不附庸风雅，后人记载说：“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姚莹《东溟文外集》卷一，《复黄又园书》)

毕沅(1730—1797)，江苏太仓人。清经学家，史学家。著有《续资治通鉴》等。

但是，就在汉学极盛的情势下，仍有一些宋学家不甘寂寞，意欲坚守宋学壁垒，与汉学相抗衡。他们抓住汉学烦琐破碎、不切实际的弊病大做文章，攻击汉学与程朱立异，识小遗大。程晋芳说：“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烦琐章句，至老死不休。”(《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学论》)姚鼐也指责汉学家“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其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惜抱轩文集》卷七，《赠钱之序》)。

嘉庆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汉学日益暴露出其本身的弊端，一些汉学营垒中人也不乏有清醒认识者。段玉裁自谓平生“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经韵楼集·宋子小学恭跋》)。焦循目睹考据学家“诘鞫狭隘”的种种弊端，十分不满，转而强调“通核”，反对“据守”，甚至主张摒弃“考据”之名，直称“经学”，以融会众说，兼收并蓄。而历官乾、嘉、道三朝，被称为汉学护法大师的阮元，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折衷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即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汉学内部如此，而宋学家受考据学风的影响，也早已开始倡导义理与考据的结合。姚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惜抱轩文集》卷六，《复秦小岘书》)。翁方纲也在一空程度上肯定考订，认为“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并强调“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以避免“嗜博”、“嗜琐”、“嗜异”、“矜己”之弊(《复初斋文集》卷七，《考订论》)。就连撰著《汉学商兑》的方东树，也主张“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汉学商兑》卷中之下)。甚而在他极力攻击汉学之时，也不期然采用了考据的方法，旁征博引，以证己说，并且不得不肯定“汉学诸人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汉学商兑》卷下)。可见，嘉道时期，无论是汉学家，抑或宋学家，都已经觉察到各自的弊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试图为本学派补偏救弊。因此，清代中叶以后，汉学宋学实际上已呈现出合流的趋势。然而，此时的清朝统治，已然走过了它的全盛朝，国内各种社会危机日益暴露，国外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频频叩关，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长期禁锢在古代经籍中的汉学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不能解答社会现实的问题，而理学也早已陈腐不堪，同样不可能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因此，尽管二者试图相互调和，共同补偏救弊，但仍然无法避免双双走向衰落的命运。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一个崭新的学派应运而兴，这就是清代的今文经学，中国传统儒学也由此而步入近代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