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化·丰富深邃的学术思想成果

安徽历史上学术思想比较发达，哲人与学者代不乏人。最早的思想家当推出生在颖上(今安徽颖上)的春秋时代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鲍叔牙的推荐下，管仲被齐桓公任命为卿，辅佐齐恒公对内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管仲有一整套治国方略，他主张按照土地肥瘠分等征收赋税，设立盐官、铁官，运用政府的力量发展盐铁业，铸造和管理货币，调剂物价。他将国都划分为十五士乡和六工商乡，分鄙野为五属，设各级官吏管理，并以士乡的乡里组织为军事编制。他主张按照才能高低授予官职，庶民中有人才也要予以选用，杰出者可位列上卿。他不尚空谈，主张给百姓以实利，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著名论断，认为富足的生活是高尚的道德的基础。他很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把礼、义、廉、耻视为治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家就会走向灭亡。现存《管子》八十六篇，乃是托名之作，从其内容看，当属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当然里面也存有管仲的一些遗说。

沛国相(今淮北市)人桓谭，是东汉初年的著名思想家，著有《新论》二十九篇。在政治上，桓谭提倡儒家王道，主张先清除祸害百姓者，使百姓丰衣足食，然后用礼仪教化百姓，用刑罚约束百姓，使百姓去恶就善。他认为商贾是不耕而食的寄生者，应崇本抑末，限制商贾的政治特权。他强调要招揽和重用贤才，认为国家兴亡在于政事得失，而政事得失则取决于当政者是否贤明。东汉初期，谶纬迷信十分盛行，最高统治者极力利用谶纬迷信巩固自己的统治。桓谭对谶纬迷信进行了激烈的批驳，认为都是奇怪虚诞之事，无益于政道。他还指出，灾难的发生，怪异现象的出现，“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谴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要统治阶级能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灾异就会消亡而转祸为福。在形神观上，他认为精神是依赖于形体的，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如果用烛与水作比喻，精神居于形体之中，就像火之点燃蜡烛，蜡烛没有了，火也不能独行于虚空，精神不可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桓橝的观点，对东汉王充、南朝范缜这两位杰出的无神论者的思想，有重大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沛国谯(今亳县)人夏侯玄是三国魏玄学家。他自少知名，时称“四聪”之一。正始年间，他与何晏、王弼等人倡导玄学，开一代风气。在哲学上，他认为“道”或“无”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张谌《列子·仲尼注》引)。当时的思想家们把社会政治问题提升到哲学世界观高度，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争论。所谓名教，是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礼教，而自然是指万物非人为的本然状态，指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情感。在这方面，夏侯玄主张自然高于名教，君亲上下出于自然，而非名教。夏侯玄原有文集三卷，大多散佚，今仅存《乐毅论》《时事议》等数篇。与夏侯玄同时稍晚的谯国铚(今宿县)人嵇康，是三国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嵇康集》行世。司马氏专权后，他与阮籍、山涛等七人隐居山阳(今河南修武县境)竹林，被称为“竹林七贤”。在自然观上，嵇康主张元气自然论，认为元气中包含阴阳两个对立面，阴阳的变化推动了人和万物的发生。在形神关系上，他认为形神互相依赖，提倡修神养神的养生学说。在心物关系上，认为声音和人的思想感情是不相关的，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音乐本身并无哀乐可言，只是一种客观的音调。在认识论方面，他强调理性的判断，反对只凭记诵传闻以及一般的感性直观。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提倡超出名教的束缚，回归自然。在社会政治观上，他提倡无为之治，认为这样方能使社会达到完美和谐的境界。嵇康的思想在他的行为中也鲜明地体现出来，他崇尚风流，不堪流俗，“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最终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为司马昭所杀。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是沛国(今濉溪西北)人，亦主张无为，“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晋书·刘伶传》)，蔑视礼法，放浪形骸，著有《酒德颂》，宣称自己“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南北朝时代，是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因果报应学说和神不灭论得到许多人的信仰。谯郡铚(今濉溪)人戴逵是一位著名画家，也是一位与佛教思想作斗争的思想家。他撰写了《释疑论》等文章，与当时的名僧慧远等反复辩论，对因果报应思想进行驳斥。他认为“人资二仪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气以育”，性有长短，气有精粗，因此表现出寿夭、贤愚的差别。他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事例，如尧、舜是圣王，却生下丹朱和商均这样的不肖之子，颜回是著名贤者，却短命早死，比干忠正，即遭刑戮，张汤残酷，却子孙发达等等，说明好人不一定有好报，恶人不一定有恶报。他对神不灭论和轮回说也持批判态度，认为生命知觉是以气为基础的，就如火的燃烧以柴为基础一样，没有柴，火就会灭，人无了气，自然也就不再有知觉生命。

两宋时期，理学崛起。寿州(今寿县)人吕希哲少学于胡瑗，后与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张载等交游，对理学颇有体会，撰写了《发明义理》《传讲杂记》等。从孙吕本中与程门大弟子游酢、杨时、尹焞等交游，并保持了研究中原文献之学的吕氏家风，成为南宋著名学者，著有《春秋解》《西垣童蒙训》《公舍人官箴》等，他勤于思索，“以穷理尽性为本”(《宋元学案·紫微学案》)，在学术上主张融合不偏，“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他推崇《孝经》《论语》《中庸》《大学》，以为只要先熟读这几种经典，然后遍求诸书，必有所得。休宁人程大昌虽不以理学名，但笃于学问，于古今事无不考究，著有《禹贡论》《易志通言》《考古篇》《演繁露》等。

徽州有“程朱阙里”之称，被视为理学的故乡，北宋程颐兄弟是理学形成期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籍贯是河南洛阳，但徽州人却一致认为洛阳是一支程氏族人几经迁徙后的侨居地，二程的真正故乡是歙县黄墩。如果说，二程与徽州的关系有些扑朔迷离的话，那么，作为理学集大成人物的南宋著名学者朱熹虽出生于福建建州尤溪(时其父朱松任建州尤溪尉)，其祖籍却确确实实是徽州婺源。婺源民国时期划归江西，南宋时期却是徽州六县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是徽州文化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朱熹曾三次回故乡省墓，每次都逗留数月，进行讲学活动，从学者众多，在徽州有名的弟子有十二人，即婺源的程洵、滕璘、滕琪、李季，绩溪的汪��，歙县的祝穆、吴㫤，休宁的程先、程永奇、汪莘、许文蔚，祁门的谢琎。朱熹之学在徽州的影响极大，清人曹振镛在《重修府学记》中说：“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士之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见者，必推我新安。”连徽州商人在各地建立的会馆中，也必供奉朱子牌位。

南宋时期，安徽还出了一位著名禅师宗杲。他是宣州宁国人，俗姓奚，十二岁出家，十七岁受具足戒。初谒曹洞宗诸名宿，后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天宁寺参拜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圆悟克勤，得其印可，克勤还以所著《临济正宗记》付之。宗杲游历各地，倡导克勤禅法，盛极一时。因奉诏住临安(今浙江杭州)径山，世称“径山宗杲”，后被赐号“大慧禅师”，死后谥“普觉禅师”。宗杲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影响，使临济宗重新复兴。在禅学方面，他的最大贡献是反对“默照禅”，提出“看话禅”，即从公案中提出某些语句作为“话头”参究。他曾集先师语录公案编为《正法眼藏》，“不分门类，不问云门、临济、曹洞、沩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见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体现了一种融汇禅宗五家的倾向。他自己的言论被编为《大慧普觉禅师语录》《法语》《普说》《宗门武库》等。

元代，徽州著名学者有陈栎、郑玉、赵汸、朱升、汪克宽等。陈栎是休宁人，少通经史，后闭门教授，足迹不出乡里。他著有《四书发明》《尚书集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发挥补正朱熹学说。郑玉是歙县人，因讲学于师出书院，人称师山先生，著有《郑师山文集》等。朱元璋的部队攻占徽州后，他坚决不事二姓，自缢而死。在思想上，郑玉推尊朱熹为儒家道统正传，继承和维护朱熹的理本体学说，认为自太极而阴阳五行以至天地万物化生，都不外是理为主宰的气化过程，是理的流行发用。不过，郑玉虽然崇尚程朱理学，但对陆学亦不排斥。在他看来，“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宋元学案·师山学案》)，两者在根本宗旨上是相同的，但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弊。他主张以朱学为基础，吸收陆学的“简易”之说，以补朱学后学之弊。赵汸是休宁人，因晚年隐居东山，人称东山先生，著有《春秋集传》《左氏补注》《师说》等。为学宗程朱理学，认为《春秋》是圣人经世之书，而对三传皆有异议，以为《左传》是“常主史以释经”，《毂梁传》《公羊传》是“常据经以生义”，提倡“史主实录而已”。朱升亦是休宁人，人称枫林先生。朱元璋攻克徽州后，朱升受到召见，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被朱元璋采纳。朱升自幼好学，未尝一日释卷，著有《尚书旁注》《枫林集》等书。汪克宽是祁门人，致力于经学，对《春秋》《礼》《易》《诗》等均有研究，尤精《春秋胡传》，通音训，著有《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程朱易传音义考》《礼经补逸》《环谷集》等。长期在宣城(今宣州市)、歙县等地教学，弟子甚众。明洪武初聘至京师，参与《元史》纂修工作，书成还乡。

明代，王守仁倡良知之说，心学大盛。定远人万表从学于王守仁的弟子钱德洪。从其所著《鹿园语要》来看，万表学宗王守仁而究竟于禅学。他为学特重格物，但他所说的格物不是要研究体察客观事物，而是要“格其心之物”，他认为人心本来具足，但因情欲意见所蔽，晦暗不明，要通过格除心中之物，扫荡一切物念，使心“不为一切情景所转，如镜照物，镜留无物”，融识归真，反情还性，显露和保持其真空虚无的本来面貌。明末桐城人钱澄之则不满意于心学的看法，他为学初从邵雍，讲求象数，兼及义理，而实以朱熹为宗。他著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等，认为河图、洛书皆因《易》而生，而非《易》由河图、洛书而作。

明代后期，安徽又出了一位饱学的高僧，这就是与云栖祩宏、紫柏真可、蕅益智旭并称为明代“四大高僧”的憨山德清。他是安徽全椒人，俗姓蔡，名德清，字澄印。十九岁出家。后云游各地，至五台山，见憨山奇秀，遂取为号。他曾从华严、唯识、禅宗诸派名僧学习，在思想上对内融合禅、教、净，对外则调和儒、释、道，可谓诸宗皆通，内外皆通，但又不入于一宗一派，为后世学者佛教之滥觞。他提出：“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三九)这是对宋明以来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精辟概括，又是对中国士大夫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刻分析。憨山著作宏富，有《法华经通义》《华严经纲要》《圆觉经直解》《大乘起信论直解》《道德经解》《庄子内篇论》，以及门人汇编的《憨山梦游集》《憨山语录》等，这些著作都编入《憨山老人梦游全集》中。

明清之际，桐城方以智是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卓越的思想家，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有《物理小识》《通雅》《浮山文集》《东西均》《岑外稿》《易余》《药地炮庄》《青原志略》《愚者智禅师语录》《一贯问答》等。方以智出生在一个“四世传易”的家庭，曾祖父方学渐著有《易蠡》，祖父方大镇著有《易意》，父方孔炤著有《周易时论》，他自己则著有《易余》。方学渐、方大镇基本上是沿袭以义解《易》的传统路数，至方孔炤则转而研究象数学，他曾因事与著名学者黄道周一同关在狱中一年零八个月，二人无日不讲《易》，探研象数学之精蕴。方以智与其父一样，精研象数学，其易学思想也受到黄道周很大影响。习《易》之外，方以智博览深思，“凡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桐城耆旧传·方以智传》)，既精通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又熟悉当时刚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这样，方以智以《易》为纲宗，通古今，汇中外，构造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将学术分为“质测”和“通几”，质测之学的研究对象是悠久广大、无所不包的客观物质世界，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实证科学或自然科学;通几之学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内在必然性或根据，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哲学。在他看来，质测之学与通几之学有着本质联系，“质测即藏通几”(《物理小识· 自序》)，“通几护质测之穷”(《愚者智禅师语录·示中履》)，“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物理小识·总论》)。也就是说，一方面自然科学中包含了哲学认识方法论，另一方面是哲学认识方法论指导自然科学的进一步深入，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在哲学方面，方以智也提出不少富有创见性的思想，如在宇宙本质问题上，他提出“盈天地间皆物”的命题，否定了神造说;提出“一切物皆气也，空皆气所实也”，还认为气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本则归于一，反映了他关于物质存在方式多样性的思想;将气、形、声、光概括为“四几”，认为这是气的四种表现形式，反映了他关于物质和运动不可分以及物质永恒地处于“流转”之中不死不生的思想;在宇宙存在方式问题上，提出“宙轮于宇”的命题，表达了时间和空间是宇宙万有的存在方式的思想，认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有都处在“无刻有停”的运动变化中，运动的根源在于“火”，“气动皆火，气凝皆水”，直是一气而水火两行交济，反映了他关于矛盾相交相因、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运动变化方向的辩证思想;在认识论上，提出“心物交格”，“知至而以知还物”，强调理论和实际的关系。

清代，安徽学术思想进入空前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名家辈出。有清一代众多的学术思潮、学术流派中，考据学无疑占据着中心地位，最能反映清代学术思潮的特征。由于考据学家据崇汉儒朴学风尚，专力于训诂、辨伪，故考据学被称为“汉学”。对于考据学的发展，安徽人做出了重大贡献。寄居浙江仁和(今杭州)的桐城人姚际恒生活在清初考据学形成时期，在这种学术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在泛观百家之书的基础上，专事于经学，攻伪古文，对汉儒经传，由怀疑进而考据辨正。他费时十四年，写成《九经通论》，惜不见传世。他撰写了《尚书通论辨伪例》一书，与著名考据家阎若璩同时辨《古文尚书》之伪，持论多不谋而合，识者谓其功力不在阎氏之下。他所撰写的《古今伪书考》，列经、史、子各类伪书数十种，如《易传》《古文尚书》《毛诗序》《周礼》《大戴记》《孝经》等多为儒家著名典藉，尽判为伪，所断虽未必尽当，然足以破惑启迪，受到学者称道。他还写有《诗经通论》，主张废毛诗《序》。其他著作，尚有《庸言录》《好古堂书目》等。

乾隆、嘉庆时期，考据学发展达到鼎盛，作为其标志的，就是戴震及其开创的皖派汉学的出现。戴震是徽州休宁人，青年时代就学于婺源江永。江永博通古今，专心于十三经注疏，长于比勘、步算、钟律、声韵，尤精于《三礼》，著有《礼经纲目》《周礼题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律吕阐徽》《律吕新论》《回声切韵表》《音学辨微》《近思录辑注》等，对后代学者影响颇大，清廷三礼馆订定《三礼义疏》，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无不参考其著作，吸收其观点。跟随江永学习这段经历，使戴震在治学风格上，受江永很大影响。戴震博闻强记，对天文、数学、历史、水利、地理等均有精湛研究。他精通古音，在继承发展顾炎武、江永音韵学的基础上，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他又精通名物训诂，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探求古代经典的义理。戴震在各方面的成就，使他卓然成为考据学上的一代宗师，被视为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戴震不仅是杰出的考据大师，还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在本体论方面，他认为阴阳五行之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道则是指阴阳五行之气的物质变化过程。针对理学家的“道”(理)为形而上、“器”(气)为形而下的说法，戴震提出新的解说，认为“形而上”是指成形之前，“形而下”是指成形之后，二者表达的是气化流行的不同形态和不同阶段，程、朱在阴阳气化之上、之外设置一个“道”(理)的精神本体，是从佛、道那里借取过来的，有违儒家的本意。戴震认为程、朱把“理”从“气”中分离出来，看作万事万物的主宰，是荒谬的，提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即主张“理”是气化过程中的条理，是分析具体事物相互区别的质的概念。在认识论方面，戴震发展了唯物论的认识论，主张“有血气，夫然后有心知”(《原善》卷中)，强调人的认识作用是以人的生理机构为基础的。他认为，人的认识并非上天给予，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得来的，人的感官与外物接触的结果产生感觉或感性认识，而要达到对事物的深入了解和本质属性的认识，还必须依靠理性思维。在伦理观方面，戴震批判了程、朱把“理”、“欲”截然对立的观点，用气一元论的自然观和“血气心知”为内容的自然人性论，阐明自己的“理存于欲”的主张，并认为“理”、“欲”二者是统一的，“欲”是自然，“理”是必然，必然是自然的完成，而“理”是出于“欲”，是“欲”的适当的调整，不能离开人的自然的感情欲望而空谈道德义理，“圣人之道”就在于“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戴震文集》卷九)。他发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的呐喊，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凶残的一面予以揭露。戴震著作富赡，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考》《诗经补注》《毛郑诗考证》等，后人编为《戴氏遗书》《戴震集》等。

在徽州歙县，与戴震约略同时，出现了金榜、洪榜、程瑶田等著名学者。金榜亦曾师事江永，与戴震相友善，邃于经学，以治三礼著称，学宗东汉郑玄。提倡“不信亦非，悉信亦非”的治经方法。他著有《礼笺》，博采撷要，对古代天文、地域、田赋、学校、庙堂、车旗、器服等皆有考证，著名学者朱珪为之作序，极赞“词精义核”。洪榜与戴震、金榜皆有交往，平生服膺戴氏，论学多受其影响。当时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刊行后，因其讨论义理，与专事考证训诂的汉学宗旨不合，引起许多崇尚考据的学者不满，很赏识戴震才学的朱筠也认为此书“空谈义理，可以无作”(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三)，洪榜却极力捍卫戴震的义理说，认为戴氏义理说是比名物训诂更重要、更可传的成就，曾与朱筠往复辩论，考论戴学得失，颇多中肯之言。洪榜勤于治学，惜著作多未完稿，仅遗有《周易义说》《四声韵和表》《初堂遗稿》等数种。程瑶田少与戴震、金榜俱从学于江永，读书好深沉之思，于义理、训诂、制度、名物、声律、象数，无所不究。治学精谨，每考一物说一字，援据经史，疏通证明，融会钩稽，不拘泥传注。所著《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纠正东汉郑玄注《礼》之失，《禹贡三江考》则订正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之误。其他著作尚有《宗法小记》《释宫小记》《考工创物小记》《水地小记》《数度小记》《论学外篇》等，统名《通艺录》，人谓非读书数十年之功不能成，亦非读书数十年之功不能读。

歙县凌廷堪比洪榜时代稍晚，未能亲承江永，戴震讲席，但对江永、戴震十分推崇，自称私淑弟子。在《戴东原先生事略状》中，他称述戴震之学说：“先求之于古六书九数，迷乃求之于典章制度，以古人之义，释古人之书，不以己见参之，不以后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辞，始求其心，然后古圣贤之心不为异学曲说所汩乱，盖孟、荀以还所未有也”(《校礼堂文集》卷三五)。他自己也循此路数治学，究心经史，于六书、历算及古今疆域之沿革、职官之异同，无不通达考辨，尤深《礼》学。他治学不拘于文字训诂，而致力于创通条例，阐发大义，由此也可看出戴震对他的影响。与洪榜一样，他非常推崇戴震的义理之学，宣称“《原善》三篇、《〈孟子〉字义疏证》三卷，皆标举古义以刊正宋儒，所谓由故训而明义理者，盖先生至道之书也”。

由于戴震以及江永、金榜、洪榜、程瑶田等皆为安徽人，这一学派被称为“皖派”。另一些著名学者，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虽非安徽人，但或是戴震的学生，或推崇戴震的学说，亦被公认属皖派之列。“皖派”与江苏元和人惠栋开创的“吴派”是乾嘉汉学的两个流派。吴派在治经研史方面成绩不小，但泥古不化，唯汉是遵而不论是非，缺点也很突出，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九的评论所说，“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皖派治学深邃，条理细密，断制谨严，注重求是求真。章太炎曾论述两派区别，谓吴派“其学好博而尊闻”，皖派则“综形名，任裁断”(《訄书》第十二)。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应该说皖派比吴派要成熟，可视为乾嘉汉学发展的高峰。

宋代朱熹、陆九渊、叶适、陈亮、吕祖谦等各具特色的思想，在清代均有继承者，这些人的学说被统称为“宋学”，与尚考据的“汉学”相对。考据学派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遭到宋学家的攻击。有趣的是，安徽人开创了汉学中的“皖派”，而在宋学阵营中，以桐城派为代表的安徽人也是中坚力量。桐城人方苞擅长作文，开创了桐城文派，亦勤于治学，精《春秋》《三礼》，推崇二程、朱熹，提倡伦理名教。同邑姚范私受方苞的论学主张，志于研经，曾向侄子姚鼐传授经学。姚鼐在强劲的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倡导义理、考据、词章并重，承认考据学有一定作用，但又极力推尊宋儒，对戴震摒弃程朱、直接孔孟十分不满，指斥戴震“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惜抱尺牍》卷六)。在他看来，“先儒洛闽以来，义理之学，尤为维持世道人心之大，不可诬也”(姚莹《东溟文集》卷六《惜抱先生行状》)。姚鼐的弟子方东树禀承家学，中岁研究义理，最服膺朱熹之学，他不满于顾炎武、万斯大、江藩等人崇尚考据，与宋儒为水火，便撰写《汉学商兑》一书，反对乾嘉时期盛行的汉学，自称“余生平读书，惟于朱子之言为独契，觉其于孔孟无二”(《汉学商兑三序》)。该书摘录汉学家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钱大昕、焦循、江藩等人的言论，一一辩驳抨击，指责汉学家蔽甚识陋、破碎穿凿、害道误国，犹如洪水猛兽。该书许多言论是针对戴震而发的，攻击戴震之论率皆“边见邪见”，“大为学术人心之害”，诋毁戴震“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杀人”。方东树之论虽迹于谩骂，也并非毫无价值，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汉学商兑》“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在此书影响下，此后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阮元所著《性命古训》就是其体现。

嘉庆、道光、咸丰时期，安徽又出现了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黟县人俞正燮博览群书，平生除致力于经义外，于史学、诸子、天文、舆地、医方、星相以及释道之说，无不探究，淹博为当时之冠。论事有识见，主张经世致用，反对自古相传的重男轻女之见，提倡男女平等。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说文部纬校补》《海国记闻》等。泾县人胡承珙究心经学，精研小学，熟于《尔雅》《说文》，尤其精通《毛诗》。他撰写《毛诗后笺》一书，主述毛义，除注疏外，于唐、宋、元诸儒之说，及清人论《诗》之作，无不广征博引，剖析名物训诂，在《毛诗传》本文前后会出指归，并从西汉前古书中反复寻考，贯通诗义，证明毛旨。该书凡四易其稿，但未能最终完成，由论学之友陈奂续成。又著《〈小尔雅〉义证》，证明世所谓伪书的《小尔雅》为真本。其他著作，有《仪礼古今文疏义》《求是堂诗文集》等。绩溪人胡培翚曾主讲于钟山、惜阴、泾川等书院，承传祖父胡匡衷之学，又曾师事凌廷堪，胡承珙及山东栖霞著名学者郝懿行的遗著皆赖其刊行。他初治《毛诗》，后专力研究《三礼》，认为唐贾公彦疏解《仪礼》，多有失误，于是积四十余年之功力，撰写《仪礼正义》，考订精详，很受学界重视。此书未最终完稿，由其弟子杨大堉续成。其他著作，有《燕寝考》《褅袷答问》《研六室文钞》等。绩溪人胡秉虔研究经学，恪守汉儒家法，尤其擅长声音训诂之学。所著《说文管见》，列说文引经佚文佚句考，古音分部次第一字两句重文篆隶之变诸条;就各字疏通证明，并及假借义例;辨许氏序徐氏系传新附十九字等;发明古音古义，多独得之见。又著《古韵论》，辨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诸家之说，穷源竟委，存是去非。其他著作有《周易小识》《卦本图考》《尚书叙录》《汉西京博士考》等。桐城人马瑞辰曾讲学于白鹿洞、峄山、庐阳等书院，精研经学，撰写了《毛诗传笺通释》，以鲁、齐、韩三家今文诗学辨其异同，以全经明其义例，以古音、古义证其讹互，以双声、叠韵别其通假，有一定学术价值。旌德人姚配中博览经史，尤深于《易》，推崇张惠言所撰《周易虞氏义》等书，以为研究群说，郑玄最优，苦其简略，写成《周易参象》，推求其义，又为论说其通义，冠于编首，题曰《周易姚氏义》。还认为《月令》一书，是先王体天御世之大经，其义一皆本于卦气，于是撰写《月令笺》，接着又总其要旨写成《月令说》，最后合为《周易通论月令》。其他著作，尚有《书学拾遗》《琴学》《智果心成颂注》等。当涂人夏炘擅治《诗经》《礼经》，对义理、训诂、名物、文字皆能博考精研，著有《檀弓辨诬》《学礼管释》《述朱质疑》等书。泾县人包世臣治学则钻出故纸堆，注重实地调查和经世致用，于农政、河工、漕运、盐政、货币、战守诸事，无不究心，著有《安吴四种》等。

清代后期，安徽还出现了两位史学家。一位是当涂人夏燮，他撰写了《明通鉴》一百卷，博览群书，旁征博引，首尾完备，又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撰有《考异》附在正文之下，对鉴别史料和考订史实都有参考价值。该书记事虽多以官修《明史》为标准，但亦有不少突破《明史》之处，尤其是对于南明的记述，广泛利用野史资料，并采集了当时许多禁书的记载，对抗清志士力加褒扬。夏燮还著有《中西纪事》二十四卷，他据当时公文档册、奏稿函札、条约章程、邸抄文报及新闻纸等，整理了自通商以来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止的大批史料，揭露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对清政府的妥协投降颇多贬斥。该书刊行后曾遭毁版，至1871年重刊始得广泛流传。作者所据各书今又多不可见，对于研究清代中西交往历史颇有参考价值。夏燮亦究心经学，精通音韵，著有《五服释刑》《述均》等。另一位史学家是黟县人汤球。他专攻晋史，著有《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以传世《十六国春秋》为底本，以《晋书·载记》和各类书中所引之文补足，所辑大多注明出处，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汤球还辑有《九家旧晋书辑本》，收录了一些类书和古书注释中的诸家晋书文字。此外，汤球还辑有《汉晋春秋》，九家《晋纪》等书。汤球亦治经学，曾辑郑康成逸书九种。

清末，安徽产生了一位著名佛教学者，这就是石棣(今石台)人杨文会。他自少博学能文，好读奇书，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无不悉心探讨，领会其旨。二十七岁时在病中读《大乘起信论》，被深深吸引，于是遍求佛经，将以前所学全部抛弃，认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于是发心刻印佛经，以广流传，并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在校勘刻印之外，他或者诵经念佛，或者静坐默观，往往通宵达昼。经书之外，还参考《造像量度经》及净土诸经，聘请画家绘成《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十一面大悲观音像》，并搜集古时名人所绘佛、菩萨像，刊布流通。后随曾纪泽等两次出使欧洲，考察英法等国政治、经济、技术等情况。在伦敦时，结识了在那里学习梵文的日本学者南条文雄。回国后，因感仕途之芜杂，发誓不再与政界相往来。于是从日本购得小字藏经全部，闭户诵读。又四处搜求藏经之外的古德逸书，并写信给南条文雄，广求中国失传古本。南条等赠送中国失传经疏二三百种，乃择其一部分刊行，编入《大藏辑要目录》。生前总共出版大小乘佛典两千余卷，并为日本编印《续藏经》提供佛典数百种。晚年在刻经处开设佛教学堂，名曰“祗洹精舍”，培养佛教人才，希望学生能渐通中西文字，为将来赴印度振兴佛教作准备，弟子中有欧阳竟无、李证刚、章炳麟、谭嗣同、桂伯华、梁端甫等。去世前一年出任佛学研究会会长，定期讲经。杨文会是一位精通佛典的大学者，对净土、华严、禅宗、唯识及因明等都有研究，曾拟建立“马鸣宗”，最后以净土为归宿。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佛教初学课本》《阴符道德庄列发隐》《不等观杂录》等书，后由金陵刻经处编辑成《杨仁山居士遗著》，凡十册。还曾与英国人李提摩太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以期向西方人宣传佛教。

近代，安徽又产生了一位著名道教学者，这就是怀宁人陈撄宁。他是清末秀才，从叔祖学习中医，还曾入安徽高等政法学堂学习，后改学道教。二十九岁起，历游九华、天童、茅山、武当、崂山等道教圣地，拜师访友，研究修炼养身之术。后常居上海，研读《道藏》，亦研究佛学。创办仙学院，任教授。1936年任中华道教会会长。主编《仙道日报》《扬善半月刊》，在道教和医学界有广泛影响。1949年后，历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会长等职。陈撄宁长期攻读《道藏》，对道教理论和历史有深入研究，著作有《道藏分类目录提要并索引》《黄庭经讲义》《孙不二女丹诗论》《口诀钩玄录》《道教起源》《中国道教史提纲》等。

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陈独秀和胡适占有重要地位，他们都出生在安徽。陈独秀是怀宁(今安庆)人，早年留学日本，清末先在安庆组织爱国会，后出走上海，与章士钊等主编《国民日日报》，又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并任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会长。辛亥革命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1913年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失败后暂居日本。1915年返回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次年该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提出“人权”和“科学”口号，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猛烈攻击。1916年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倡导新文化，与康有为等进行激烈论战。后与李大钊办《每周评论》，宣传新思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与陈望道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总书记。后因犯了路线错误，1929年被开除出党。陈独秀一生主要是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主要兴趣在政治，是想唤起人民，学术思想活动不过是一种工具。陈独秀又是一位具有丰富知识的思想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最早积极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孔教、礼法和旧道德、旧文学，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陈独秀一生不断写作，著作很多，现已编有《独秀文存》等。

与陈独秀澎湃的激情相比，绩溪人胡适要冷静得多，尽管他常与政治脱不开干系，他主要是一位学者型人物。胡适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受严复和梁启超等人影响，开始接触西方学术文化。1910年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曾与同时留美的赵元任、任鸿雋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事杜威。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反对孔教，宣传民主与科学，张扬个性自由，又提倡白话文，发动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鲁迅等发生分歧，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22年，与丁文江等创办《努力周报》，主张“好人”政府和“省自治的联邦制”。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相对抗。1928年，任中国公学校长，参与筹备中央研究院。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宣传西化。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到台湾，1957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自二十六岁因参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终身显赫。他虽社会活动频繁，但主要兴趣始终在学术研究上。胡适是个敢于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撰写了不少开创性的学术著作，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胡适著述宏富，除《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外，尚有《白话文学史》上卷、《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等等。

除陈独秀、胡适之外，近现代还有一些在学术思想史上做出贡献的安徽学者，颇足称述。如吴承仕、王星拱、胡朴安、陶行知、洪谦等，他们致力的领域不同，但均有很高建树。吴承仕是歙县人，曾受业于章炳麟门下，潜心研究经学和文字音韵诸学，于群经、各史、诸子、佛经、道藏无不涉及，30年代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的学者。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创办《文史》《盍旦》《时代文化》等进步刊物，组织启蒙学会，提出“反独载、反盲从、反迷信”的口号。勤于著述，有《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经籍旧音辨证》《三礼名物》《尚书古文辑录》《礼服释例》《淮南旧注校理》等。王星拱是怀宁(今安庆)人，早年留学英国，获理工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撰稿，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在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坚决站在“科学派”一方，力陈“科学万能”，有很大影响。主要著作有《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等。胡朴安是泾县人，为才子名流荟卒的“南社”前辈之一，毕生精力在于秉承乃父胡爱亭的家学渊源，嗜书如命，著述甚丰，有《太古政法考》《墨子解诂》《荀子学说》《离骚补释》《周秦诸子学略》《历代文章论略》《俗语典》《泾县方言志》《朴学斋读书记》等二十多种，又辑有《中华全国风俗志》《国学汇编》《古今笔记精华录》等多种，涉及面甚广。陶行知为歙县人，在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随杜威、孟禄等研究教育。回国后，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学与做应统一，教育应为人民大众服务。曾主编《民主》和《民主教育》杂志，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行知书信集》《古庙敲钟录》等。洪谦亦为歙县人，为现代著名哲学家，曾获维也纳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著作有《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律问题》《石里克和现代经验主义》《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论确证》等，译有《未来哲学原理》，并主编有《逻辑经验主义》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