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与“夷夏一体”的观念
中国与欧洲在国家与民族关系上的不同政策，既是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使然，也是不同思想传统的产物，即与自古以来双方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有关。中国与欧洲早期的宗教和哲学都是二元论的，基督教和儒家思想都主张世界是二元的。但西方的二元是绝对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是有起点有终点的线性思维。中国哲学则认为二元是相对的，相生相克的，互相依存的。早在三千年前以阴阳说为核心的《易经》就是这样解释世界的。在春秋时，中国的哲学就有“和、同”之辩。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古人称为“同”；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统一性，古人称为“和”。孔子将这种对世界普遍性的认识应用于伦理学，就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就是说追求彻底的同一，在伦理上是小人所为，在政治上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也就是承认差异，承认差异的正当性与和谐相处的世界，才应是人们所追求的和谐局面。这样的哲学思想，是几千年来“夷夏一体”和多元一体政策的重要思想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很多民族的成员都做过皇帝（汉族以外，还有鲜卑、契丹、蒙古、满族等），所以，中国的传统强调“夷夏一体”，统一并不是消灭不同的文化与民族，而是主张“夏中有夷，夷中有夏”。
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者，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对于多民族的国家而言，什么是维护统一的仁政呢？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和政策。
在这种天下观指引下，唐太宗说：“王者之于万物，王天覆地载，靡有所遗。”“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他还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四海可使如一家。”“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虽一直有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存在，但同时，如果没有“和而不同”“夷夏一体”的思想和相应的施政措施，中国就不可能几千年维持如此大的疆域和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来说，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