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汉学家研究儒学的新动向·对传统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

传统儒学要不要现代化以及如何现代化，这是世界各国儒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正如蔡仁厚所说：“儒家‘时中’之义，正要随时变应，故儒家之学，亦永远有时代之问题必须面对，是即所谓‘时代性’之考量，或‘现代化’之因应。”(谢仲明《儒学与现代世界·蔡仁厚序》，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1页)

笔者认为，异域当代新儒家在解决传统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为解决如何使传统得以创造性的转化并为社会现代化服务的时代课题，并且有着某些易为中国人所能接受的价值取向。

首先，他们在儒学现代化的探讨中认为，儒学应从政治统治术转为经济生产术，这对促进当今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具有实用的价值。

从唯物史观看，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异域当代新儒家认为传统儒学旨在作为一种统治术，而儒学要现代化，就必须赋予新的经济意义。日本现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就撰写了《<论语>与算盘》一书(1928年出版，1985年再版)把儒家思想结合到日本现代企业中去。该书提倡的理论是道德经济合一论，对《论语》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进行了再解释，认为富贵是人之所欲，但取得富贵的手段应合乎“道”即“公利公益”，也就是国家利益，这样就把道德与经济结合起来，所以日本立教大学东方历史学家戴国辉教授在《儒家与经济发展》(华盛顿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中肯定了《<论语>与算盘》是导向义与利相结合的经济发展道路，它改变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本不动地保存儒学的态度，也改变了彻底批判儒家，完全消除儒家的传统的态度，把儒学与现代化商业精神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口号。

“士魂”，就是指要有儒家伦理道德的学者精神;“商才”，就是指经商才能、管理技巧。这两者缺一不可。正如戴国辉教授所说的：“一个人要想获得真正的经商才能，必须学《论语》。”他们以此沟通了传统与现代，弥补了《论语》的不足。他们发现《论语》的原来内容更为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非个人本身，是治理过程而非被统治者的地位。因此，他们认为传统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加强自立的精神，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他们提倡日本电影中阿幸(女强人)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拼搏进取，又走正道。

当今日本不少企业家把《论语》作为日本工商企业的“圣经”，把《论语》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放于利而行，多怨”、“和为贵”等儒家古训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方针。如立石电机公司的创立者立石一真就以“和为贵”作为公司的指导方针，旨在协调企业内部的劳资等关系，以齐心协力对付对外的竞争。又如日本企业集团创始人小平浪平也以“和”、“诚”、“言行一致”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方针。 所以，日本森通夫在其名著《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把日本的成就归功于西方科技和日本精神，而日本精神主要就是日本的儒家思想。(参见蔡德贵《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

笔者认为，儒学从政治术转向经济术，这不能不视为现代化之必须，尤其在我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把传统儒学中的精华同现代经济的经营管理融为一体，才能发挥儒学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才能使儒家一贯倡导并实践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人生追求和自强不息的刚健进取精神，在建设市场经济中发挥其不朽作用。

其次，他们致力于传统儒学中情感模式的探讨，对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具有现实的实用价值。

海外当代新儒家在《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戴宏照著，1989年由华盛顿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论述了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密切关系，而且指出情感模式是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创造。例如，美国底特律大学亚洲研究会主任、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戴宏照(美籍华人)认为，东亚情感模式是中国人民在儒家的家庭观念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人互称的“同胞”，本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含义，中国人在熟人之间也常用家庭称谓相互称呼。国家从字面上看是邦国之家，而“孔子确立了家庭式国家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它们就像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圣经》，二千年来被中国文化圈内的广大人民忠实、普遍地遵从”(《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31页)。例如，新加坡对孔子情感模式的伦理，在使用时注意配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从现代关系去解释儒家观念。如对五伦，把“父子”改称为“父母与子女”，“君臣”改称为“国家与人民”，“兄弟”改称为“兄弟姐妹”。对五伦的内容也作了现代化的调整，如强调男女平等，家庭中夫妻双方应互敬互爱，互相容忍等，改变了五伦中单方“守礼”的关系。因此，当代的新加坡已增强了新的同胞感情、国家观念和社会使命感，对西化文化也持独立态度，而且鄙薄西方的物质主义价值观。

情感模式注重人类的感情纽带的作用，而儒家认为人类最深最崇高的感情是仁，仁的宗旨在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家庭的纽带是永久的，个人在有生之年要始终忠于家庭。当今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东亚四小龙的许多企业是家庭所有，并由家庭管理。而家庭关系还通过同宗、同乡、同学的关系而扩大。日本人也特别注重“忠”的观念，通过这个观念把无血统联系的个人紧紧系于一个经济组织中，使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家庭”关系。这样，在东亚“儒学文化圈”中建立了企业内的家庭关系，雇主与雇员之间常常保持类似父子关系的情感模式。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遇到结婚、生日、丧葬，公司都要以礼相待。公司评价雇员行为的标准首在忠诚与可靠，而不是首在创造性与技能。

戴宏照教授还认为，东亚人的勤勉和节俭的优良传统也是来自儒家的经济思想。因为《大学》里就说过：“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这就是鼓励生产，减少消费的思想。不过，现代东亚各国“作了一点改进：鼓励他们自己生产，鼓励他人消费。对他们自己采取‘供给方的’的经济政策，而对他们的国际竞争者则采取凯恩斯政策”(《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24页)。也就是高消费政策。当然，高消费对我国国内并不适合，而对国外竞争者也可采用。

其三，他们在探索传统儒学现代化时注重群体意识的作用，这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具有特殊的价值。

从中国文化史看，有意识的群体精神来源于孔子儒学的“仁”。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价值取向，并不是个体独立人格的确立和个体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的充分发挥，而是一种人们应该具有对别人，对社会的人伦义务。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个体自己“欲立”、“欲达”，也使他人“立”和“达”，这里的他人泛指群体;个体自己“所不欲”，也不施于人，这里的人亦指群体。所以，孔子的爱人并不是尊重个体人格的独立，而是体现了一种爱人的群体精神。北宋唯物论者张载发挥了孔子“仁者爱人”的群体精神，也说：“仁者，人也。”(《张子语录》中，《张载集》第321页)这里的人，也非指人体之人，而指群体之一员。因此，爱人便是爱己爱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所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者也”(《张子语录》上，《张载集》第313页)所以，这种爱，便是泛爱众的“兼爱”。这种兼爱之仁，以为自己应对于他人、群体、社会、国家、天下都负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著》，《张载集》第62页)，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中华民族的群体精神。

这种群体精神在现代化的当今世界还有它的价值吗?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人们往往只顾个人，只顾向钱看，甚至物欲主义泛滥，个人主义猖獗，而对人类、国家、集体、他人，往往容易淡化，人主精神失落。因此，加强群体意识十分必要。当代海外新儒家杜维明经常往返于美国、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宣传儒家思想，顽强地为儒学的价值辩解。1984年，他在《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一书中，强调了群体意识的极端必要性，反对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认为要超越自我中心，就必须在人类关系的结构范围内不断与他人联系，与他人对话。他说：“自我的真正实现，虽然肇始于家庭的环境之中，却不能限于家庭的范围之内，而要超越血统联系和裙带关系，与更大的群体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把在家庭内达成共同信念扩充向外，以至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以至于国家，最终以至于全世界。”(《新加坡的挑战》中译本，第13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他的理论，对新加坡影响甚大。

本来，新加坡政府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是高速增长经济，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越来越只关心自己和物质利益。所以，李光耀认为政府应“赞成新儒家精神，强调等级区别、秩序、相互关心、忠诚和有才能、有道德的人治理社会”(同上，第214—215页)。他提倡国家文化要增强群体导向。他说：“我们能够造成这种团结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个人就会为集体奉献最好的东西。而集体、国家反过来又公平地关心个人。治国的艺术就是造成这种团结精神的艺术。”(《海峡时报》1980年8月16日，第6版)

新加坡政府为了增强这种群体意识，他们在中学教育中把儒家伦理学作为世俗的学科供学校选择。由于新加坡的华人占全国人口的76%以上，所以，儒家思想在全国影响最大。1982年，政府特邀了当代新儒家杜维明、余芡时、许烺光等教授来帮助完善学校的儒学伦理课程，并且采纳了美国旧金山大学教授许烺光先生关于“孝敬应被当作所有人类活动的根本、家庭应被当作社会的基本单位和家庭价值要推广到更大的群体”的建议。政府还实施了公民申请公房时，凡父母与子女同意住在相邻两套房可以优先的规定(《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51页)。这有助于减轻国家用于照顾老人生活的财政负担，并鼓励公民的群体意识、敬老意识，使“老者安之”。他们都把这些当作传统儒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我国是礼仪之邦，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有许多新观念不足为怪。例如法制观念、契约观念、效益观念、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都是人们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良好的新人文精神。但是，在改革、开放、竞争的浪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精神瘟疫，如损人利己、金钱至上、钱权交易、急功近利、巧取豪夺、拦路抢劫、见死不救等，败坏了社会风尚。这些精神瘟疫把儒学文化中的许多利他风尚的优良传统，如群体意识、尊老抚幼、助人为乐、与人为善、严己宽人、集体主义以及“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都糟蹋了。笔者认为，海外当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学中群体意识的重视，也是我们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警世恒言”。

因为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也应包括人的现代化和人类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的现代化，“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是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第35页)。因此，从中国的历史看，中国现代化，也是由贫困走向富裕强大，由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并且伴随着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同时出现人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的变化，即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建设人的精神文明，使物质生活的改善同人的理想境界的提高统一起来，这才是现代化的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包括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和作为文化现象的儒学的现代化。海外当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学中的“仁义内容”、“情感模式”、“群体意识”等都作了继承和新的诠释，这是难能可贵的，它比起只讲物质利益、一切向钱看、只图个人得益的利己主义和见利忘义的思想和行为要高尚得多，如果我们加以改造和创造性的转化，赋予现代化的新意，便可成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辩证的观点看，儒学的文化传统虽形成于封建社会，但它也可以是现在和将来新文化的来源之一，因为传统儒学中也包含着大量的体现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至今仍具有生机活力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并已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任何优秀的文化都应融合、吸收其他文化，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海外当代新儒学，虽有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方面，但他们提倡“返本开新”，也有利于反对复古倒退的保守主义思想，他们热心于弘扬中华文化，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凝聚力，极力提倡儒学伦理道德，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这种“寻根”意识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当然，我们在肯定海外当代新儒学的价值取向时，既不能拘于儒学道德以伤害现代化意识，更不能以儒学甚至海外当代新儒学作为我们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其一，作为封建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儒学，其思维方式与思维结构与现代科学发展不相适。当今世界已经建立以核能控制、宇航工业、卫星通讯、电子计算机和遗传工程为基干的现代信息控制系统;已进入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为核心的方法论兴起的信息时代。它需要造就合作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等一系列崭新的“观念群”的思维方式。而儒学则是重人事而轻天道，重理想而轻效用，重继承而轻创新，重内在修养而轻探索自然，重解释经典而轻社会实践。这些都有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一面。海外当代新儒家中的“返本开新”的思想模式，也是行不通的。他们鼓吹儒学可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主张以儒学提倡的伦理道德为治国之本，追求“儒学资本主义”，这同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是风马牛而不相及的。

其二，儒学的价值系统与现代化的商品意识、竞争机制也有不相适应的一面。在商品经济的各种观念中，竞争观念是其核心。所以要在增强竞争机制的前提下考虑价值问题，这是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所必须的。而儒学的价值系统，强调的是道德价值而轻经济价值;在人际关系上是重协同而轻竞争，强调“君子无所争”的“中庸”格局，强调“和为贵”，缺乏创新、击败对方的精神。这些也都有与商品经济和竞争机制不相适应的一面。海外当代新儒家中的“返本”与“开新”是相脱节的，因为还儒学治国之本，开资本主义的科学民主之新，从根本上说是抵触的，他们的“寻根”意识与现代化的意识有天壤之别。

其三，儒学的纲常名教是以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它与现代化的民主、法制及协作的需求不相适应。现代化必须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和法制机制作保证，同时还要求国际社会间互相交流，而向现代化社会转化。而儒学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基础上，其纲常名教都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规范。它宣扬专制而抑制民主，重视人治而轻视法治，重闭关自守而轻对外开放的横向联系，等等。所以与现代化不相适应。有些海外当代新儒家虽然不会把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和封建时代社会道德伦理的“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全部继承下来，但他们力图依靠儒家的道德理性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问题。所以，如对传统儒学不加以改造、创新则是一股逆向的精神力量，不能真正代表和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问题。这是必须警惕的。然而，儒学又是中华古代精神文化的支柱，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儒学自古以来也不断地传播、影响到异域民族的文化，因而也与海外的现代化有一定的关系。而且经过探讨、诠解、改造、创新并吸纳异域文化之精华的海外现代新儒学，又有它的可贵的价值取向，对我们国内的现代化还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