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扬东播西·儒学对东方文化圈的影响·儒学传入日本
在“东方文化圈”中，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受儒学影响极大。日本汉学家武内义雄在《儒教之精神》中认为：“儒教虽然发生于中国。可是极早就传到日本，对日本国民精神之昂扬，贡献极大。”(太平书局1942年版)日本学者永井松三在《日本的孔子圣庙》指出：儒学在日本“既有一千七百年的传统，在政治上、社会道德上或日常生活上，都见其实践，可说是常在我国国民生活里活着的德教”。它使日本的“制度文物如政治教育等等，万般都受了它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
中国与日本的正式交往始于汉代，中国的汉字传入日本。儒家学说东传日本开始于公元285年，是朝鲜的百济博士王仁渡海赴日，向菟道稚郎子献《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等儒书，并且专门有学问所负责向王子、大臣们传授儒家经典，使儒学得以在日本间接流传。
公元三世纪是日本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的阶段，社会组织由氏族制向家族制过渡;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主要是农业，也有手工业和渔业;文化思想落后，尚无文字，人们普遍相信万物有灵，信奉拜物教，形成崇神敬祖的固有神道。孔子思想主张大一统、大义名分、重农以及强调忠孝的道德观念等正适合当时日本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的需要，因此，有了儒学在日本扎根的土壤。
笔者认为，儒学对日本古代教育、经济、政治的影响很大。
儒学的传入促进了日本古代教育的发展。《论语》成为儒学教育的必读教材;宫廷学问所的出现，成为日本学校教育的起源，不仅皇太子拜王仁为师，皇族和高级官吏的子弟也去听讲儒经。孔子的道德观念和禅让的政治主张对太子产生强烈影响。太子菟道稚郎子要把皇位让给仁孝的兄弟，直使相让空位三年后，太子宁可自杀也要禅让，可见儒学影响之深。
儒学对日本经济也深有影响。据《大日本史》卷六记载：六世纪初，继体天皇便发布过“朕闻一夫不耕，则天下或受其饥，一妇不织，则天下或受其寒，是故帝王躬耕，以劝农业，后妃养蚕，以劝女功，况在群寮百姓，其可废弃农绩，而能至殷富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识朕意”的诏书，说明儒家重农思想对日本以农立国的经济的影响。
儒学在日本也促进了社会改革。七世纪初，圣德太子摄政后以儒家思想指导改革。公元604年制定了宪法十七条，极力以儒家的“和为贵”、“上和下睦”、“惩恶劝善”、忠君观念等来教训臣民百僚如何忠君治国、立身处世，指出：“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君臣无信，万事悉败。”“群卿百僚，以礼为本。……君(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还要“使民以时”，发展农业。这些都体现了儒家的基本思想。其所制定的十二阶冠位制，也以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作为各级的名号，也体现了儒学的影响。
儒学对日本的政治生活也有相当的影响。日本的大化革新(645)和大宝令(701)都是学习隋唐文化和儒学经典为依据的。大化改新诏书中提出的改新目的，就是按照隋唐大一统封建集权国家的形式来改造日本的贵族分裂割据、争战不已的混乱局面，改新的结果使日本的氏族和奴隶主统治的最后王朝崩溃了，日本社会从此开始过渡到封建社会了。大宝令规定，大学和国学每年春秋要举行两次对孔子的释奠礼仪，开始称孔子为“先圣孔宣父”，公元768年又称孔子为文宣王。从公元七世纪起，中日两国互派使者。使儒学直接传入日本。日本从607年始，先后三次派遣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到中国。当时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不仅学习而且带回了大批儒学经典，并作为日本上层社会的必备修养。
例如，自公元630年首次派出犬上御田锹为遣唐使，至公元894年的二百余年间，总共任命遣唐使达十九次之多，而且每次都有众多留学生隋遣唐命名来华，最多的达五百余人。这批留学生在中国尊孔读经，并带经卷回国，成为儒学传入日本的媒介和桥梁。日本国使臣来唐也向孔子顶礼膜拜。
日本统治者认识到，要维护日本的封建秩序，除了武力镇压外，更要靠儒家思想的教化。如奈良时代(710—794)、平安时代(794—1192)统治者都把儒学教育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奈良朝全面推行《大宝律令》的“学令”，首府有大学，地方有国学，学习内容均以经学为主，教师的选拔，晋升以及学生的考课、出路，也都以经学掌握的好坏而定。学校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祀孔盛典。遣唐生来华中涌现不少学儒的优秀学者，著名的吉备真备就著有训诫人们遵循儒道、终生不渝的《私教类聚》一书。据《日本国志》也记有：“遣唐学生，所得学术，归辄以教人，以故人材蔚起。”日本学者田口卯吉也说：“此辈遣唐使及留学生，习染中国之风俗，返国之后，戴唐式冠，穿唐式衣服，吟唐诗，说唐话，意气扬扬，百事皆慕恋唐式。”“留学生等对于汉学曾努力传播。”(《日本开化小史》，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全社会也推行以尚孝为甚的儒学伦理教化，孝，被视为崇高的道德，认为“古者治民安国，必从孝理”(《续日本纪》卷二二)。百姓中如有孝子，地方官要随时奏闻。
日本汤岛孔庙孔子雕像
平安朝的四百年间，日本继续通过派遣留学生、兴办儒学教育、提倡儒家道德、大量输入及刊刻儒家经典、释奠以祀孔子等途径进一步传播儒学。这时期上自天皇下至文武百官都要受儒学教育。据《大日本史》记载：宇多天皇曾“访治于有识，求道于六经”(卷三一)。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空海和尚十二岁学习《论语》、《孝经》，十八岁入太学学儒学，公元804年来中国学习，汉学、儒学造诣颇深。唐玄宗御注的《孝经》在日本尤受推崇。日本天皇御注的《孝经》在《日本纪略》中多处记载。历代日皇对孝子顺孙都极力褒奖。公元984年北宋太宗以来，日本从中国获得五经、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一千零五十一卷、《白乐天文集》等大量儒学经典，还刻印汉文书籍称为日本本。据统计，九世纪末期日本所存汉文书籍已有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千七百九十卷，其中有不少儒家经典。释奠也从仅祀孔子一人发展为八哲。先圣居中，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座于先圣东，季路、宰我、子贡、子游、子夏座于先圣西。
日本长崎孔庙孔门弟子雕像
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兴盛是随着日本军事贵族独裁的统治而发展的。自十二世纪末，日本进入由武士掌握中央政权的镰仓幕府(1192—1333)时期，由于武士信奉禅宗，随着禅宗的流行，中国的儒学在日本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如《花园天皇宸晨记》记载：后醍醐天皇即位后的第二年(1319)请僧人玄惠到宫中讲解《论语》和《尚书》(西村天囚《日本宗学史》，第31页)。
到室町时代(1336—1573)，儒学由朝廷和禅僧流行到民间。尤其在关东地区的足利学校成为专攻儒学的学府。同时还出现了九洲的萨南儒学派和四国的海南儒学派。他们主要是以“恩”与“家”体现中国儒学的“忠”与“孝”的思想。例如，日本人认为每个人都蒙受天皇的恩，这就是“皇恩”;而子女在家蒙受父母养育之恩，这就是“亲恩”;学生蒙受老师的恩德，这就是“师恩”;仆人或武士蒙受主君之恩，这就是“主恩”。而受恩者回报、偿还恩主的义务，这就是“忠”和“孝”。
所以，自公元1192年源赖朝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而拥有实际的统治权力之后，结吉野、室町时代，直至公元1603年建立德川幕府的四百多年间，是日本实行军事贵族独裁统治的时期。这时期日本封建制进一步发展，武士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统治阶级利益，需要武士们以死为自己效力，需要他们忠于主子、视死如归、尚武勇敢、寡欲廉耻、信守诺言、严守纪律等品德，而儒学伦理中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正好为武士道理论家所利用，因而儒学逐日趋昌盛，又在日本传播、影响了近十个世纪，而且已不是原始儒学了，而是宋代理学阶段的新儒学了。
日本多久市孔庙孔子像
理学传入日本是镰仓幕府(1168)中叶。最著名的来宋日僧当推俊芿和圆尔。俊芿居宋十二年，带回儒书二百五十六卷。圆尔居宋六年，也带回儒书多种。宋、元有名的儒僧也东渡日本，传播新儒学。南宋遗民李用曾渡日讲学，《日本的朱子学》记载：“李用字叔大，……初业科举，及读周程等书，即弃之，杜门潜心理学……所著《论语解》梓行天下……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第41—42页)元代禅僧一山于公元1299年渡日，传播佛学之外兼讲儒学，其弟子继续传播理学，这对日本宋学的建立及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同上书，第31页)。这时期，日本对理学家的崇拜的偶像—孔子更加尊崇了，有的将军甚至视孔子如神灵，向孔子祈祷战争胜利。社会上更注重孝道教育，婴儿出生三天，如系男孩，就招“文章博士”读《孝经》，到六、七岁时，就举行“开始读书”的仪式，读御注《孝经》(见《日本教育史》，第77页)。
儒学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全盛时期是江户时代，亦称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 )。德川幕府奉儒学为圣教，提倡尊孔读经，严禁“异学”，将朱子学作为官学，而且还把儒学与日本神道配合起来，形成日本化的儒学。他们建立最大的孔庙，设立最高的儒学学府(昌平坂学问所)，出版大量的儒学典籍。
江户时代为什么将新儒学的朱子说发展到鼎盛阶段呢? 这是日本封建社会的统一与集权的需要。由于前一时期群雄割据、长期分裂，德川幕府在政治上需要一套严格的等级身份制，绝对维护主子的统治，对付农民的反抗;经济上应把全国领地的管辖权全部属于江户幕府，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宋元之际传入日本的朱子学恰好适应了江户幕府的需要。因为朱子学强调统一、名分、服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反对“犯上作乱”。
藤原惺窝(1561—1619)是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他按儒学解释神道，摆脱了佛教禅宗的束缚，为德川氏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学生林罗山(1583—1657)根据四书五经的朱熹注用日本译著了《大学要旨》、《四书集注抄》、《本朝编年录》、《儒门思问录》、《四书五经要语书》等书，全面发展了日本儒学，成为《论语集注》的大师、德川家康的政治顾问、日本朱子说的代表和官方哲学家，其影响既广又深。
江户时代的教育也崇尚儒学、朱学。日本昌平坂学问所是德川幕府直辖的最高学府，就是一所偏重于传授朱子学的“纯粹教授儒学”的学校。除官学外还有各地学者自办的藤树书院、松下村塾、怀德堂、古义堂等，皆以传授经学为宗旨。而且除学校教育外还强调了社会性的教化，在全社会普及儒学。如日本朱子学派贝原益轩就强调父母对子女要严而不可溺爱，子女对父兄要百依百顺。他说：“受父母兄长之责，虽怒亦不可反驳父兄之是非，应畏而慎听之。”(《日本史》，第215页)认为妇女要严守“三从”、“四德”，严防“五病”、“七出”等，发展了孔子和朱熹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日本的武士道，如忠、义、勇、礼等，也是来自儒家经典，如“得主尽忠”、“舍生取义”、“见义不为无勇也”、“非礼勿视、听、言、动”等等。可以说，江户时代的教育，从官办到办民，从中央到地方，从学校到社会，从男子教育到女子教育、幼儿教育等，已经形成了儒学教育网，这是儒学在日本鼎盛的重要标志。正如《日本历史》所写道的：“在江户时代，一说学问首先就是要提到儒教的，甚至要学医学，都必须要先学儒教。因此，任何一个学者在相当程度上都受了儒学的影响。”(井上清著，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7页)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也说：“德川时代，多数教育家，以圣人君子为理想，以道德为教育目的，……其结果成了儒教的天下。”(《日本教育史》，第144页)日本的法学家大川周明也认为：“儒教能使日本的国民道德向上，特于德川时代，儒教成为国民的道德并政治生活的至要的指导原理，诸侯恃此为则以治国，士人恃此为则以修身。”(《日本文明概说》，第4—5页，1939年版)因而日本的“忠臣义士，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者。其精英忠烈之气，磅礴宇宙间……国朝风气刚劲，敦尚廉耻，武夫悍将，立懂以怒冠，临难不苟免，视死如归者，世不乏人”。至于孝道、孝子更是推崇备至，“皇帝皇子读书，必先《孝经》，以为常典，朝廷之崇孝道亦至矣，下至乡党闾巷，有纯孝者，也旌表其门闾，劝民以孝”(见《大日本史》的义烈列传和孝子列传)。
除新儒朱子学外，江户时代的王学(阳明心学)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阳明学派的创始人中江藤树(1608—1648)极力宣扬王阳明的“良知说”，主张孝为万事之本，内省为修身之道，并提出八、九岁儿童就必须读《孝经》，十五岁起学儒道，每个学生都应读《十三经》。他特别重视女子教育，著有《春风》、《鉴草》六卷，专为训诫女子，培养孝顺、慈悲、正直的品德，以经理一家。其他如古义学、南学等相继出现，如古义学创始人伊藤仁斋(1627—1705)专著《论语古义》和《孟子古义》等书，认为朱子学派的性理之说并非孔孟原意，主张恢复古义。
由此可见，儒学、新儒学在江户时代的影响至广至深，在一定程度上说已渗透在日本民众的观念、信仰、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行为、习俗之中了。
儒学在日本的衰落是在德川幕府的后期。由于反封建势力的日趋强大，反封建的思想家也不断涌现。这就使作为日本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学在黄金的全盛时代潜伏着动摇和危机。当时代农民利益、市民利益和商人利益的思想家，对儒学展开了批判。他们认为儒学的仁义道德是社会的祸根，称“仁、义、忠、信、勇、谋”为盗贼之器具”(安藤昌益);视儒学为“一种空论”，“于今无用”，“是虚伪”的(海保青陵);提出来自中国的儒学已经过时，应该学习西方，进行改革(本多利明)等。到公元1868年德川幕府终于被倒幕派推翻了，日本开始了一系列的明治维新的改革，使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日本明治天皇的维新变法中，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必然冲击以朱子学为官学的儒学思想。但是明治维新是一场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权者多数是大地主兼资本家，因而在农村还是封建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还普遍存在，新建立的资本主义带有极重的封建残余，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又是极富侵略性的军事封建帝国。所以，他们还需要利用儒学为新的统治服务，加上儒学在日本影响深远，已溶入日本传统文化之中，因而明治天皇并未全盘否定儒学，也否定不了。这时期，儒学在日本虽有所衰落，但仍有发展。正如我国出使日本的参赞黄遵宪所指出的：“日本之习汉学，萌于魏，盛于唐，中衰于宋元，复起于明清，迨乎近日几废，而又将兴。”又说：“明治十二、三年，西说益盛，朝廷又念汉学有益于世道，有益于风俗，于时有倡斯文会者，专以崇汉学为主，开会之日，亲王大臣咸与其席，来会者凡数千人云。”(《日本国志》卷三二·学术志一)这是明治维新初期儒学在日本由衰而渐盛的极好描述。
这时期儒学在日本渐盛表现在教育方面，明治政府以“和魂洋用”为宗旨，一方面学习西洋的先进科技，另一方面坚持儒学教育，挑选“硕学老儒”为师，编写儒学教材，规定“教学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主述孔子”(《日本教育情况》1974年第6期，第29页)。并且歪曲和利用儒家思想来培养“武士道”精神，训练“忠君爱国”将士，为军国主义教育服务。表现在修建孔庙和祀孔活动方面也从未停止过。据《日本杂记(五)》记载：“日本原遵儒教，其东京及长崎地方，均有至圣先师孔子庙……博览会中亦有悬挂大成殿正位、配位、哲位各图像。”明治四十年(1907)在大成殿举行了孔子祭礼，其后继续举行十四次。公元1922年10月29日又举行了孔子卒后二千四百年的大祭。还有赠发全国各级学校的孔子颂德歌：
一、泰山万世与云齐，
泗水千秋流不息。
孔子圣德与伟业，
同样悠悠无尽期。
二、孝悌忠信操百行，
圣道忠恕一贯行。
修身齐家平天下，
导源溯本仁字依。
三、圣道传至三岛，
感化大和民心。
开放美丽之花，
缀成灿烂之形。
四、雄伟大成圣殿，
耸立汤岛高岗。
赐予人类幸福，
映出和平辉光。
(引自《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第132—133页)
这时期儒学在日本的渐盛，还表现在对儒家经典的翻译、注释、研究工作的活跃上。我国古籍被译为外文的首推日本最早、最多。这时期出版的有《新译汉文大系》(经、史、子、集收译齐全，东京明治书院)、《全译汉文大系》(收译《左传》、《孟子》、《文选》、《周易》，东京集英社)。至于经说的译释，据黄遵宪《日本国志》中就列举有五百多种。
所以，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大量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有所减弱。然而，日本仍以东方精神为体，西洋物质为用，仍然把日本的神道和儒学融为一体，强调“重国宪，遵国法，义勇奉公”，要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主和，朋友有信”(宇野哲人《儒教与日本精神》)等，可见，尊孔之风有增无减。
到1940年，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已达三百二十多个。不过明治维新后的儒学研究，是为了对华侵略和对抗民主力量，对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为实现其“大东亚彻底合作”。新中国建立后，日本学术界出自中日友好而研究儒学的人士逐渐增多，尤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日交往的频繁，日本对儒学的研究也日益加强。据统计，日本从事中国文史哲教学和研究人员就有三千多，著名的学者有儿岛献吉郎、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阿部吉雄、岛田虔次、井上青、安藤彦太郎等。他们对孔子的评价依然很高。儿岛献吉郎在《诸子百家考》中指出：“孔子之道，远传于四域之外，东经朝鲜，波及日本。南则风靡于安南。故予称孔子为东洋之大圣人。孔子之道，又流行于欧美、英、法、德、美、意、奥之学者，热心研究孔子者，岁炽月烈，或翻译《论语》，或叙述孔子之传记，及孔子之教义。就世界观之，《论语》之价值，已与《新约全书》竞胜，孔子之声望，已与释迦、基督颉顽。故予又目孔子为世界之大圣人也。”又说：“孔子者，伟人中之伟人，圣人中之圣人。”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骘藏博士在《日本人论孔子》中赞曰：孔子是一个“平凡的伟人”，孔子的“温、良、恭、俭、让”，言行始终不失中庸，不走极端，不过激，人格极为圆满。日本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户坂润、永田广志等撰写了《日本意识形态论》、《日本哲学思想史》等，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价孔子。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化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地赞美”，成为日本儒学研究队伍中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
日本政府对儒学研究给予支持和资助。如文部省曾拨款100万日元资助“朱子的综合研究”;井上顺理于1964和1966年先后获20万日元，从事“关于《孟子》传入日本及日本接受过程的研究”和“日本接受《孟子》的历史研究”。日本政府不仅把儒学运用于国家的政治思想，如前首相中曾根在1983年11月表示：“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而且还把儒学运用于经济企业的管理，如对企业的忠诚就是来源于儒学。有人甚至提出：日本现代企业的管理法应该是“《论语》加算盘”(日本现代工业之父涩泽荣，1928年提出)!而且还把儒学与现代化商业精神结合起来，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口号(日本立教大学东方历史学家戴国辉教授，《儒家与经济发展》，1989年版)。日本又是最早提出儒家和东亚文明论点的国家，其代表人物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岛田虔次教授。他指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精神文明，而且是东亚的精神文明。”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对日本的影响，在时间上虽然晚于朝鲜和越南，但因大批留学生的介绍、以德育为主的儒学教育的实施、祀孔尊儒活动的不断开展、儒经的输入与刻印等有力的措施，使儒学深入于官府、学校、社会，影响至广至深，而且又和日本固有的神道思想等融合，形成日本化的儒学，儒学在日本不仅扎下了根，而且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不仅影响了一千多年来日本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当今日本发达的资本主义仍有影响，甚至要建立新孔夫子式的日本资本主义。所以，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在“东方文化圈”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儒学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儒学思想已经成为日本制定宪法和颁布法令的主要依据。如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中就有出自《论语》思想的“以和为贵”和“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第一条和第四条)。还有出自《孝经》思想的“上下无怨”和出自《左传》思想的“上下和睦”(第一条)。儒学对现代日本社会的政治影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如日本学者今枝二郎教授在《儒学与现代政治》一文中所说的：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也产生过排斥儒学的倾向，造成日本人道德伦理意识很低，这种情况波及从政人员。现在产业界、政界贪污渎职行为层出不穷，都是儒学不振的表现。儒家的修己—治人的思想，即把个人道德修养看作是治人的前提，这是一切政界人士必须注意的原则。在这点上古今同理。因此，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不仅要了解儒学，而且要把儒学精神普及于群众，同时还要推陈出新。面对二十一世纪，现代政治无疑是需要儒学精神的，现代政治的正确道路乃是儒学的复兴(参见《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第123页)。
儒学的教育思想更是渗透在日本国的教育之中。天智天皇时，日本首都建立了专门招收贵族子弟的大学，地方也设立国学，都以儒学经典为必修课，而且“学而优”成为选拨官吏的依据。汉儒的“天人感应论”也直接影响了日本社会的思想意识，他们一遇到变异现象，统治者就下“罪己诏”，向天谢罪，以此避灾。圣武天皇于天平四年就下过诏书：“自秦以来，亢旱至夏不雨，百川减少，五谷将凋，实朕不德之所致，百姓何罪，如是焦萎之甚。”(圣武天《罪己诏》)尤其是儒学的经典《论语》已结合到日本的现代企业中去。前面已述，日本现代工业之父或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经济学家的《论语与算盘》一书的中心论题就是调和义与利，认为算盘同《论语》是完全一致的，反对追求空虚理论，强调了谋利的动力，把儒学与现代商业精神结合起来，并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口号，把学者精神、日本化了的儒学伦理道德和经商才能、管理技巧、义利统一观念结合起来。而且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得真正的经商才能，必须学《论语》(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第2—3页，192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