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摄中变化日新·本土文化的整合

中华文化是一个以儒学为主体的完整系统，这个系统是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民族文化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其中又包含着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由于人口迁移、战争影响、政权更迭等种种原因相互融汇，最终整合成形态完备而又异彩纷呈、不断流动而又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儒学起了核心作用。

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大致经过了春秋至秦汉、魏晋至隋唐、宋元明清三个阶段。

春秋至秦汉时期

春秋至秦汉时期，是儒学形成并不断发展，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促成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形成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地理环境、政治区划、文化传统等各种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位于海岱之区的齐文化和鲁文化在长期交往中互相融通，形成了具有面向社会、以学易道、尊重正统、注重伦理等特点的齐鲁文化，培育了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邹衍等一大批思想巨子，成为华夏文化的重心。

长江中游，由中原华夏文化与南部蛮夷文化交融而成的楚文化具有思想飘逸、意境幽远的浪漫色彩。构思独特、哲理深邃的哲学，汪洋恣肆、瑰丽神奇的文学，爱国、忠君、念祖的民风为其主要特色。楚文化孕育了老子、庄子、屈原等一代宗师，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盛产稻米、丝绸，擅长制陶、铸剑的东南沿海，形成了细腻的吴越文化;以四川为中心，包括陕西、鄂西、云贵部分地区在内的诸多民族创造了巴蜀文化;在东起函谷关，西达陇中，南至秦岭，北抵贺兰山的广阔地带，从注入戎犷之俗的周文化中形成了崇尚功利、粗狄矫健的秦文化;地处中原，由晋分为韩、赵、魏的三晋文化，对我国法治思想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连年征战中，各区域文化在相互碰撞中加深了解，取长补短。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稷下学宫的学术交流，便是这一时期中文化交融的突出事例。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仪，促进了统一的华夏文化(汉文化)的形成。综合百家的《吕氏春秋》，就是一部集诸家精华、尚天下一统的统一文化的产物。秦文化融合了全国的文化，“汉文化可谓熔东西南北文化于一炉而冶之。华夏尊龙而荆楚尊凤，中国从此真正进入了龙凤呈祥的时代”(胡世庆等编著《中国文化史》(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第216页)。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对周代“礼”制的崇尚成为全社会的文化倾向。经过汉儒对百家思想的再综合和再创造，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行，一个以推行三纲五常、行仁政、尚礼制为核心的中华汉文化终于完成了它的理论化、制度化的过程。

经过由秦至汉约四百年的努力，汉朝的疆域空前扩大，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张骞通西域(前138—前126)，打通了天山南北联系的内地通道，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络绎不绝的西域来客“带来了石榴、核桃、蚕豆、胡萝卜，带来了巨象、狮子、鸵鸟、猛犬，带来了箜篌、瑟琶、筚篥、胡琴，带来了杂技、幻术、乐舞、绘画。充满躁动野性的新鲜血液，注入中华文化的肌体，血脉的跳动更加雄健有力”(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第493页)。汉代，不仅形成了包括农耕、游牧两大类民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而且初步实现了北方平原文化与内地诸种文化的交融。

魏晋至隋唐时期

从魏晋到隋唐时期，是中华民族文化整合的第二阶段。东汉以后，匈奴、鲜卑、乌桓、氐、羌等都是相继内迁，与汉人杂处，双方都采取了民族开放政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77页)。文化的多元发展取代了儒学独尊的文化模式，人们的思维空前活跃，儒道合流而形成的魏晋玄学，把中国哲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道教融道、儒、墨等诸家思想为一体，为中国思想界新增了一大思想体系，胡汉文化在持久的冲突中逐步融合。晋室南迁，近百万北人南移，遍布于江、浙、鲁、皖，直至闽、粤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大交流。进入南方的北族居民，逐渐被汉化。到了东晋十六国晚期，出现了“汉人”这一称呼。开始是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人民对内地居民的贬称，后来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名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规定迁洛的鲜卑人必须穿汉服，说汉话。征服了汉族的鲜卑拓拔部实现了汉化和封建化。汉文化以自己的神奇魅力“征服”了征服者，同时又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充满生气的北族精神。各民族之间的大交流、大融合，壮大了汉族的队伍，促进了华夏文化的整合，推动了气势恢宏的盛唐文化的到来。

隋唐时期，胡汉文化的融合掀起了一个的高潮。“隋唐皇室以胡汉混杂的血统而有天下，直接标出了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在多民族冲突融合中重构新民族的历史进程已告一段落。‘胡’民族化解了，受容胡人的汉族也变更面貌，以一种‘大有胡气’的新民族或曰新汉族出现。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也相应得到最为充分的释放。”(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第575页)北方游牧文化粗犷骠悍的气质渗透到内地以农业为背景的汉文化系统内，为汉文化增添了几分侠胆豪气。重男轻女的旧习俗受到冲击，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得到提高。胡曲、胡舞、胡食、胡服在唐代广为流行，为兼容并蓄、绚丽多姿的盛唐文化增添了浓烈色彩和豪迈气概。

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明晴时期，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完成其融合的时期，也是统一的中华文化在实现其整合后由盛而衰、相对停滞的时期。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相继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大批中原儒士以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方式，使征服者接受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从而使中原文化延续下来。西藏从元代起正式列入中国版图，西南、西北各民族都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与汉民族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东北的“女真满洲文化”，北方游猎民族的畜牧文化，西部及西南部的“羌藏山岳文化”，边疆各族文化等文化支流一起汇入以儒学为主干的华夏(汉)文化的主流，形成了深邃浩渺、波澜壮阔的中华文化的洪流巨川，奔腾不息，滚滚向前。南方成了学术文化的中心，少数民族文化得到迅速发展，以蒙古文写作的《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等历史巨著，藏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以及大量的藏文佛经等，进一步充实了中华文化宝库。独具特色的藏医、藏药、藏族歌舞、藏式建筑以及满族的旗袍、达斡尔族的“庄隆舞”、回族的“绳技”等，都使中华文化增色不少。

中华民族各支文化的整合，是伴随着民族征服的刀光剑影一道进行的。清政府征服准噶尔部时，将该部六十多万人口屠杀了十分之三。为实现苗民的改土归流，一万七千多个苗民归魂于清军的屠刀之下。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就是通过长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在二律背反的曲折运动中完成的。

在实现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高势能文化征服低势能文化是一条普遍规律。清王朝虽然通过文字狱、“薙发”等种种措施维护满族文化的系统性，企图以满族文化改造汉族文化，但还是难以避免“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的结局。满汉文化的较量，又一次证明了儒学无与伦比的理论深度和强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