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灵魂—教育制度·儒家教育的内容

儒家是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术流派，然而在儒家学派正式形成以前，早已有儒的存在了。儒最初是指掌握某些专门技艺以谋生计的人，故有所谓“凡有道术皆为儒”之说(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传》)。不过，儒的最重要的成分却是《周礼》中所说的“以道得民”之儒，郑玄注为“有六艺以教民者”。这就是说，儒家学派的真正源头是西周时期执掌“六艺”进行教学活动的儒者。在儒家学派正式形成之后，“六艺”仍然是其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考察儒家教育的内容，就不能不对西周时期的“六艺”教学有所了解。

西周“六艺”“四术”教育

在《周礼》中，“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实际是六种技能。其中“礼”“乐”属于祭祀方面的技能，“射”“御”属于军事方面的技能，“书”“数”则属于基础文化方面的技能。

“礼”起源于上古时期的祭祀活动，亦即祭天地祖先的仪式，目的是驱邪求福。各种祭祀活动在举行的时间、地点、仪式的程序、所用的祭器、祭品以及参加者的行为准则方面都有严格规定，遂形成了各项礼仪制度。由于通过礼的庄重仪式可以激励人心，团结人们共同奋斗，而且人们坚信通过祭祀时的各种仪式，可以达到祈求神明福佑的目的，因而备受重视，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尤其到了西周时期，随着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的建立，礼几乎成了支配人们全部言行的伦理标准和道德规范。因为当时的权力及财产分配是严格按照宗法等级制度来进行的，而礼正是这一制度的集中体现，所以礼在“六艺”中的地位最高，理所当然地成为奴隶主贵族最重要的教育内容。

《周礼》中保氏所教的“五礼”，郑玄注为“吉、凶、军、宾、嘉”五种，实际上均为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内容，因此成为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规范。从《仪礼》十七篇来看，其内容都是各种礼仪的具体实施程序和方式。

“乐”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由于“礼”往往表现为祭祀、征战、宴飨、朝会、婚丧等各种仪式，人们在仪式上的揖让进退，又往往必须配之以有节奏的乐舞，所以“乐”成为“礼”不可或缺的配合搭档。《周礼》中保氏所教的“六乐”，郑玄认为指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都是配合祭祀礼仪的，故习乐也是习礼时的一种基本训练。正如郑樵所说：“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通志略》)说明礼与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乐”自然就成为当时的教育内容了。

“射”和“御”都是基本的军事技能，“射”指射箭，“御”指驾车。西周与夏、商时代一样，都以军事镇压和武力征伐来维持统治，而且以车战为主，所以射箭与驾车技能的训练也是当时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据《礼记·射义》所载，周天子还以射技之高低选拔诸侯、卿、大夫、士，可见当时统治者对军事技能的重视。

“书”和“数”即认字写字与算术，属于小学阶段的文化知识基础课。

值得注意的是，《礼记》谈到西周的教育内容，与《周礼》中所言颇不相同：不言“六艺”而称“四术”，即诗、书、礼、乐。《礼记· 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可知“四术”比“六艺”少了“射”、“御”、“书”、“数”，增加了“诗”、“书”，而二者都以“礼”、“乐”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与训练的核心。这种变化说明“四术”当属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中叶以后的教育内容：西周以后，“射”虽仍为贵族子弟的学习项目，但除军职人员外，“射”主要是作为礼仪中的项目加以训练，而不再作为战斗技能了。《礼记·射义》言：“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审矢。固持弓审矢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郑玄注曰：“所以贵揖让之取也，而贱勇力之取。”由此可见，“射”技的训练，已主要不是比技艺、决胜负，而是观德行、贵揖让，成为礼教的一种形式了。

春秋中期以后，机动快捷的骑兵逐渐取代了笨重缓慢的战车，“御”的技能遂失去了军事上的价值，沦为奴仆皆可掌握的民间小技了，因此“御”也不再成为教育的必修课目了。由此看来，“四术”之代替“六艺”当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且未涉及小学阶段的基础文化教育。

孔子传习礼乐与“六经”教育

从儒家学派正式创立以前的教育内容来看，“礼”不仅被列为“六艺”之首，而且其它各艺也几乎都是为“礼”服务的。既然如此，儒家学派的前身—“以六艺教民”的儒者必然是以传授礼仪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的，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正是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并贯穿于自己的教学活动中。他精通三代的礼仪制度，并以有礼乐专长著称于当世。演习礼乐是他教授学生的基本课目之一，甚至在颠沛流离之际，屡遭困厄之时，也未之尝辍。如在宋国时，“与弟子习礼大树下”，陈、蔡被困时，也“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

但是，传习礼乐毕竟只是儒家的一种传统技能与谋生手段，假如仅止于此，那实际上不过是孔子所称的“小人儒”，而非“君子儒”。另一方面，春秋时期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动荡局面，僭越违礼之事层出不穷，那些以典礼司仪为业的儒士面临着失业的现实危机。孔子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当然是希望恢复周礼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均为明证。但孔子也敏感地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前进，要完全恢复周礼是不可能的，不仅旧的礼仪可以有所损益，而且要使人们依礼行事，还必须对礼仪的精神实质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因此，孔子虽也注意对学生的礼仪训练，但他不像一般儒者那样只在礼仪的具体形式上下功夫，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礼的宗旨的探究上，这实在是他的高明之处。

山东曲阜孔庙杏坛，孔子讲学之地。

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可见他已经不再把礼、乐仅仅视为一些具体的形式和仪节，而更加重视其精神实质了。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就是说，即使把礼仪套路掌握得再精，如果不能具备“仁”的道德情操，也不能算真正掌握了礼、乐。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同上)，于是有人怀疑他是否“知礼”，孔子却认为“是礼也”，说明他对“礼”的理解，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礼仪的范围。

不仅如此，孔子还是把“礼”作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基本准则与道德规范。孔子强调“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甚至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把礼视为一言一行的唯一准则，这就把礼的施用范围大大扩展了。孔子还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本来“恭”、“慎”、“勇”、“直”都是被人称道的优良品德，但在孔子看来，如果“不以礼节之”，就会适得其反。这样一来，礼就成了一切道德规范的基本标准了，礼的重要性也大大加强了。

更重要的是，孔子还进一步把礼作为治国治民的大政方针。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依孔子的意见，礼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假如舍弃它的本质内容，徒守其仪节上的形式，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孔子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主要是指用礼的精神实质及基本原则来治理国家。诚能如此，即使不会操练具体的礼节仪式，国人也能依礼的原则行事，从而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所以孔子才一再强调：“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如此一来，礼的地位显然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自孔子以来，礼已不再只属于那些从事“相礼”活动的“小人儒”的专门技能，而逐渐成为治国的方针大计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儒”也不再是“掌六艺以教民”的职业术士，而是指既有道德修养，又能治国安民的贤能之士，亦即孔子所说的“君子儒”了。“礼”由礼仪发展为礼治和礼教，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巨大变化，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孔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了由儒术开创了儒学的第一人。

由儒术到儒学的深刻变化，在教育领域必然要引起教育内容的改变，这就是以传习礼仪为中心的“六艺”技能的训练，逐渐演变为以传授儒家经籍为主的伦理道德的培养，简而言之，就是从“六艺”教学转变为“六经”教学。

早期的儒家经典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基本上是经过孔子及其后学不断整理、补充而流传下来的。孔子在他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把自己所收集到的文化资料，精心加以整理，编成教学用书，这就是六经。六经中保存了中国古代包括文学、历史、政治、文化、哲学、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宝贵文献资料。六经在汉代以后也称“六艺”，如贾谊曾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新书·六术》)与《周礼》中所说的西周“六艺”相比，礼乐是共有的。在儒学发展史中，礼乐地位之重要，于此亦可见一斑。从形式上看，西周“六艺”均为具体的技能，而“六经”则全是书籍资料，即使是《礼》、《乐》，也指特定的经书。不过《乐》经未见行世，或以乐本无经，或称原本有经而后亡佚。

孟子讲学图

孔子是最早系统整理六经的人，并把它作为主要的

教学内容传授给弟子，从而开始了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重大转变。《诗》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当时诗、乐、舞三位一体，密切配合，从中可以看出《诗》与礼乐的密切关系。《诗》中的乐歌，尤其是《雅》、《颂》部分，大多是进行礼仪活动中演出的歌舞节目的歌辞。孔子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也说明《诗》与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既然《诗》是从事礼仪活动必不可少的内容，自然就被列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更是把《诗》作为配合礼的教材，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正是由于学《诗》可以产生“事父”、“事君”的“礼”的效果，所以孔子十分重视《诗》的教育作用。春秋之后，《诗》更成为从事外交等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当时列国的外交往来中，赋《诗》是“言志”与表态的重要方式之一，没学过《诗》的人则不能“专对”，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集，包括上自尧舜、下至春秋早期的历史资料。由于《书》保存了奴隶制国家、尤其是西周的统治经验，如定历法、征贡赋、举人才、礼仪祭祀、设官定职、治理山河、征战刑罚等，所以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儒家所推崇的“古圣王之行”，绝大多数来自《书》的记载，诸如尧舜之明德行道、择贤禅让;汤武之吊民伐罪、创立基业;周公之辅弼幼主、治国安邦等，均被儒家奉为楷模。了解三代政事，明晰治乱之道，弘扬伦理道德，应该说是孔子把《书》作为教育内容的指导思想。后世儒生“言必称《诗》、《书》”，正反映了《书》教对于儒家教育的重要性。

《礼》即《仪礼》，是一部专记古代礼仪规范的经书，内容有祭、冠、乡、射、朝、聘、婚、丧等诸多方面的礼仪程序，以及有关的要求与规定。奴隶制国家是以“礼”来规定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标准与相应仪节的。《礼》中所规定的礼仪都是统治阶级每一个成员在社会、家庭乃至个人的生活中必须掌握的，同时也是统治者推行宗法等级制度、规范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的重要工具。因此，孔子尤其重视礼教，主张“为国以礼”，把《礼》作为弟子的必修课程。他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

《乐》与《诗》是连在一起的。分而言之，“乐”指曲调，“诗”指歌词;合而论之，“乐”实际上也包括“诗”;作为一部经，《乐》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书，是否为孔子编定过，始终是桩疑案。一种意见认为《乐》在先秦是存在的，秦以后亡佚了;一种意见认为本无《乐》书，“乐”的歌词在《诗》，“乐”的运用在《礼》，“乐”的曲调在伶工之手。但无论如何，孔子有关“乐”的传述，在《乐记》、《经解》、《大司乐》等篇章中都有一些记载，则是不争的事实。孔子可以说是伦理美学的创始人，他把“乐”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即是说，一个人的修养应该从学《诗》开始，先要“感发志意”，激起好善恶恶之心，再进而学《礼》，以约束其言行;到了“乐”的阶段，就完成了修养的全过程，达到完美的境界了。孔子又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章》)他肯定了乐的巨大教育作用，而且把它与“诗”、“礼”配合起来，以便最终培养出“君子儒”。

山东尼山书院

《易》又叫《周易》，分《经》、《传》两部分。《经》大约形成于商、周之际。《易》本是一部卜筮之书，无需成为普遍学习的教材。但是《易》的核心内容是讲阴阳变化，可以作为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其中的卦爻辞更反映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等级制度的内容，所以引起了孔子的极大兴趣，以致反复翻看，“韦编三绝”，并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可见孔子并不仅仅把《易》作为卜筮之书，而是把它作为学术著作加以研究的。《易传》部分是孔子及其后学在研究和传授过程中陆续撰写的，除了一部分直接解释《经》的内容以外，绝大部分基本上与卜筮脱离了关系，实际是借释卦阐发自己的世界观与政治、伦理思想。这些都说明孔子是把《易》作为重要教科书传授给门徒的。

《春秋》一书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部编年史。孔子曾对《春秋》作过修订，并把它作为教材教授学生。《春秋》记事极为简略，假如仅仅把它作为历史课本教育学生，是很难满足需要的。但孔子及后世儒生认为《春秋》的奥妙就在于它寓深意于简约之中，即所谓“微言大义”。按照儒家的传统观点，孔子修订《春秋》的目的是“正名分”、“寓褒贬”、“明善恶”。因而《春秋》兼有政治、道德方面的价值，而孔子把《春秋》作为教材教育弟子，其目的也不在于让学生掌握历史事件，而在于培养学生的政治道德观念。正如汉儒所说：“或称《春秋》，而为之崇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贾谊《新书·傅职》)“《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司马迁《史记·自序》)

总之，“六经”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有人认为，《诗》相当于文学课，《书》相当于政治课，《礼》相当于道德伦理课，《乐》相当于美育课，《易》相当于哲学课，《春秋》相当于历史课。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尽然。如前所说，孔子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培养人才的首要地位的，他认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是成为圣贤君子的首要条件。所以他说：“君子怀德。”(《论语·里仁》)“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之所以把“六经”作为基本教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经”都程度不同地与培养学生的政治道德观念有关系。尽管如此，孔子这样系统地整理和编定“六经”作为教科书，在中国教育史上仍然是一个创举，即使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由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对“君子”的德、才两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在教育内容上，除了政治道德教育以外，也包括文化知识教育在内。《论语·述而》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行、忠、信”都属于政治、道德教育的范围，而“文”实际上也有一部分属政治道德教育，另一部分才是文化知识教育。孔子曾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可见在孔子那里，道德教育占有主导地位，首要地位，其次才是知识教育，而且即使是知识教育，也主要是为道德教育服务的。正因如此，孔子的教学内容中自然知识比重很小，而且不包括涉及生产技艺的知识。他指责请学稼、学圃的弟子樊迟是“小人”，正说明了他教育上的这一特点。儒家教育轻自然、斥技艺的传统，在孔子时代就已形成，这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孟子以孔子的“私淑”弟子自命，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以培养“君子”、“圣贤”、“大丈夫”为己任，虽然要求他们必须德才兼备，但又以德为主。孟子认为举办学校也好，从事私学也罢，都应以“明人伦”为其教育目的。这一教育目的决定了他的教育内容也象孔子那样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体。孟子说：“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他除了把儒家的伦理思想具体化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伦”之外，还对“仁、义、智、礼、乐”等儒家的道德信条进行了诠释。他认为仁的主要内容是侍奉父母，义的主要内容是顺从兄长，智的主要内容是明白仁、义二者的道理并坚持下去，礼的主要内容是对仁、义二者既能合宜地加以调节，又能适当地加以修饰，乐的主要内容则是从仁、义二者中得到快乐。这就把儒家道德教育的内容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了。

就教材来说，孟子也像孔子那样以“六经”为基本课本。不过孔子在教授“六经”的过程中，虽以德育为主，却并未忽视智育。而孟子对智育的认识则与孔子有所不同，他的世界观、认识论是“万物皆备于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万物都具备于我心之中，只要尽量发挥我的本心，扩充我的善性，就可以知天了。就是说，只要思，就能得到知识。这样孟子关于智育的思想就必然偏于内向理性思维，而忽视闻见之知，知识教育在孟子教育中没有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此一来，在孔子教育内容中本来就处于次要地位的文化知识教育，到孟子这里更是形同虚设，可有可无了。

山东曲阜洙泗书院(1338年始建)

荀子继承儒家的传统，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内容是记载“先王之遗言”的儒家经典，所以也以《诗》、《书》、《礼》、《乐》、《春秋》为教材。他说：“《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矣，《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荀子进一步指出：“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荀子·儒效》)通过荀子对各经教育宗旨及特点的综述与评价，我们不难看出荀子对儒家经籍的重视程度。不过，在诸经中，荀子认为《礼》的地位最高，是学习的核心内容，所以他主张“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

其次，荀子也十分强调《乐》的教育。他在《乐论》篇指出：“夫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通过乐教可以起到《礼》所起不到的“导情”作用。所以荀子也像孔子那样主张礼、乐并用，“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乐论》)。荀子认为礼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其作用在于确定各人的等级名分，使其各安其位;乐则可以感化心灵，融合性情，在潜移默化方面优于礼。因此乐教可以其“以导制欲”而成为礼教的重要补充。

在教学内容上，荀子也像孔、孟一样，除了重视“六经”教学，尤其重视礼乐教育以外，对科学知识与生产技能是不予重视的。荀子认为农、工、贾只“精于物”而不“精于道”，充其量不过具有雕虫小技而已，与他培养“大儒”、“圣人”的教育目的是不相适合的。由此可见，尽管“孔子之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但在对待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包括从礼治的角度论述教育的目的，教育内容为道德培养和经典学习等，儒家在这些方面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董仲舒设儒学“五经”博士

西汉时期，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武帝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武帝所采纳。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儒学的典籍被尊称为“经”。建元五年(前136)专门设立了儒学《诗》、《书》、《礼》、《易》、《春秋》的博士，号为“五经博士”。自此以后，原有的治诸子百家之学的博士不再见用，博士一职成了儒者的专利。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下诏在长安正式成立了太学，以儒学博士为学官(即专职教师)，并首批配置了太学生五十人，授以儒经。儒经遂成为汉王朝的法定教科书，受到了极大的尊崇。从中央的太学到各州郡的地方学校，都由儒士们讲授五经，学校教育基本上成了经学教育，从此开始了儒家对教育事业的垄断。

作为汉代首屈一指的儒家大师和教育理论家，董仲舒规定了一整套课程计划、教材和教育内容。他把儒家经典作为教材，他认为：“《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经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春秋繁露·玉杯》)这可以说是汉代进行儒经教育的理论依据了。

太学的举办与博士弟子制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官方教育的开始。然而儒学教育并不仅限于官学，而是扩展到了私学、蒙学以及家庭教育等各个领域。在儒学定于一尊的大气候下，儒学教育遍及从天子到庶人的社会各阶层，从而形成了“天下学士靡然向风”(《汉书·儒林传序》)的局面。

据史书记载，汉代自昭帝开始，历代天子都是自幼诵习儒经，经学成为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这也是儒术得以独尊的政治保障。除了天子，皇族、外戚的教育也以儒经为教学内容，诸侯王“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汉书·宣元六王传》)。东汉明帝时，还为外戚樊、郭、阴、马四家办四姓小侯学，教学经书。

陕西关中书院门坊

在最高统治者的垂范下，社会上学习儒家经典蔚成风气，甚至许多原非儒士的人也半道改节从儒。这固然有功名利禄的诱使，然而就连逸民、隐士一类人物，也如郑玄那样“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汉书·郑玄传》)，以研习和传授儒经为己任。除文士专攻儒经之外，东汉武将中也有不少人学习儒经，诸如邓禹、冯异、贾复等人，都是名重一时的“儒将”。

汉代的妇女教育也明显趋向儒学化。只是男女教育的内容有所不同。男子学习儒经，女子则主要是“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教育。儒学被独尊之后，出现了专门的女子教材，即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和班昭所作的《女诫》，均以宣传儒家伦理道德为准的，成为汉代及后世的“闺训”教材。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女子学习儒家经典，大儒郑玄家中甚至奴婢也都读书，平时对话皆能引经据典，温文儒雅。

为了保持儒经在教育内容上的垄断，汉儒一方面把五经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王符《潜夫论·赞学》)。另一方面，对其它的知识技艺则加以贬低和排斥。董仲舒说：“说不急之言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恶也。”(《春秋繁露·重政》)扬雄认为“师之贵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师亦贱矣”(《法言·问明》)。张衡虽多才多艺，但也认为：“通经释义，其事尤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恐泥，君子当致其大者远者也。”(《通典》卷一六引)由上可见，汉儒在把儒经作为教育内容的“大本”、视知识技能如草芥这方面，多么惊人地一致!与孔子、孟子、荀子这些至圣先师又是多么地毕肖啊!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社会长期动荡，致使佛学渗透，玄学勃兴，士族官僚及知识分子醉心玄佛，厌恶儒经，这对以儒经为唯一教育内容的儒家教育的确是个巨大的打击。玄学、儒学、史学、文学，甚至律学、元素学等，都一度成为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在思想领域，嵇康针对张叔辽提出的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的论调，明确表示：“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难自然好学论》)对儒家的经学教育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连出身于世代精于儒学的仕宦之家的颜之推，也认为读书不必仅限于“五经”，也应“涉百家之书”(《颜氏家训·勉学》)，此外还要学习农、工、商贾等各种技艺知识，以及书、画、数、医、琴、棋、射、投壶等杂艺。这可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教育内容上出现的新变化，它使教育内容的范围大大地得以开拓，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不过，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各种思想都比较活跃，但统治阶级仍需利用儒学为巩固其政权服务，故儒学传统并未断绝。

魏文帝黄初五年(224)才立太学于洛阳，就制定了五经课试之法;北魏道武帝刚立国设太学，就置五经博士;刘宋时代玄、儒、文、史四科并列，儒学失去独尊，但也未一蹶不振;梁武帝虽崇玄尚佛，然亦重视儒学。天监四年(505)诏开五馆，设五经博士各一个，人主一馆，教育内容又恢复到仅限于五经了。就连激烈批判儒家经学教育的嵇康，实际上也并未跳出传统的儒家教育模式。只不过在怀疑、批判假礼法名教的同时，以执著的态度改造、扬弃和维护真正的儒家礼教而已。这一点，在他于狱中写下的《家诫》中也可找到佐证。至于颜之推，他虽主张“涉百家之书”，但仍主张以“五经”为基本教材，他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颜氏家训·序致》)可见在教育内容上，颜之推还是以儒家经典为主的。

唐儒教育有“九经”

隋唐以来，在重振儒学的文教政策下，又重新恢复了儒家经典在教育内容中的正统地位。隋代大儒王通一生以明王道为己任，希望重兴孔子之学，重振孔子之业。在教育思想上，他也仿效孔子，不过在继承孔子教育内容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书》以辨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中说·魏相》)除把“六经”作为基本教材以外，王通还重视对学生的生产劳动教育。他不仅亲自耕田，而且还告诫学生：“天下未有不劳而成者。”(《中说·述史》)如此重视生产劳动教育，不仅纠正了儒家自孔子以来就轻视“劳力”的偏颇，而且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开创了良好的先例。值得一提的还有，王通在教育内容中继承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优良传统，力排鬼神迷信之道，在当时宗教迷信泛滥的时代能采取“敬而远之”(《中说·天地》)的态度，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唐代的韩愈力排佛老，是一个重振儒学的卫道者。“先王之道”、“圣人之教”，就是韩愈所主张的教育内容。包括传授儒家经典《诗》、《书》、《易》、《春秋》，包括要求学生谨守“礼、乐、刑、政”，顺乎仁义道德和伦常秩序。正如他自己所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原道》)“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上宰相书》)“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答李翊书》)

由于儒学大师的推崇和提倡，更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在隋、唐之际的官学和私学中，经学教育东山再起，蔚为大观。唐代中央官学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都是专修儒经的学校。地方官学除府州医学、崇玄学以外，也都是专修儒经的学校。私学则以学有专长的经师讲学为主。儒家经典自然成为惟一的教学内容、不过比之前代，唐代的儒经教育有了较大发展。除以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作基本教材外，还把儒家经书扩展为九经，分大、中、小三类：大经—《礼记》、《左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此外，还把《论语》、《孝经》定为公共必读课目。不过唐朝除重儒家经学外，对于诗词文赋倍加提倡，律学、算学、书学、医学也被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教育内容上的这些变化，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传统的儒家教育来说，不能不说是又一次巨大冲击。

北宋时期的教育内容与唐代大同小异。王安石尤重《周易》、《尚书》、《诗经》，并撰《三经新义》定为基本教材。不过他还强调遍读诸子百家、文、史等各类书籍，广习政事、礼法、天文、人事、武艺等各种本领。但是，北宋正是理学奠基与发展的时期，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理学家们对修身养性具有特殊作用的儒家经典情有独钟，所以无一例外地把儒经列为最基本的教学内容。张载特别重视思想品质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在教育内容中有关这方面的科目占有突出地位。“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宋史·张载传》)。张载十分强调学生学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他指出：“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理窟·义理》)“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同上)张载对四书的重视与提倡，为理学家们把四书作为教材首开其端。

湖南岳麓书院

二程于儒家经典尤重四书，《宋史·程颐传》称颐之为学，“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二程把四书五经并行，作为理学教育的内容，是继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艺之后，中国教育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汉代五经立于学官，在教育内容上一直占据主要地位。自二程以四书并行起，到朱熹作《四书集注》，四书遂风靡于世，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经典和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南宋以后，元、明、清各朝，程朱理学居于统治地位，理学家解释的五经和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法定教学内容和通用教材。

朱熹设小学大学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把整个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大约以十五岁为界，分别规定了具体的教育内容。他认为小学阶段主要是打好基础，教育内容重点突出“教以事”，“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序》)，即通过日常生活的训练，体会伦理纲常之教，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在文化知识和技能方面，学习传统的儒家“六艺”。其中射、御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礼、乐的繁文缛节也不再为人看重，朱熹将这些作为小学教育内容，目的在于通过演练唤起学生对儒家传统的认同，使儒学后继有人。朱熹认为大学阶段的教育主要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章句序》)，是“发明此事之理”，亦即在已获得初步道德观念并养成初步道德行为习惯的基础上，进而讲明义理。从朱熹对小学、大学两阶段教育内容的规定可以看出，他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即把道德培养看作学校教育最重要的内容，而基本排除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这不仅比唐代的学校教育内容狭窄得多，而且比同是理学家的张载主张兼学自然科学与军事知识，也倒退了一大步。不过朱熹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特点，主张分阶段实施教育，在教育史上还是很有意义的。

通过以上对儒家教育内容的历史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教育实质上是中国古代的人文学科的教育，其中道德伦理教育占有核心地位，成为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传统。这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培养人才不能不着重塑造其灵魂，关心其道德修养，但是儒家提出的教育内容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儒家的许多道德教育的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反映了一定的民族价值观念，其中也包容了劳动人民的不少优秀品质。就此而言，儒家教育的内容也具有二重性：一部分是直接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如“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一部分是与人民的要求并行不悖的，如谦虚礼让、敬老爱幼、诚实守信等。即使是同一个道德规范也可能具有二重性。如“孝”，它既可体现为“父为子纲”的绝对服从，也可体现为子女对父母的应尽义务与亲情。更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类道德规范，本是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但当它们被赋于新的含义后，又可成为人民的美德。因此，对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都会流于简单化。

应该承认，儒家教育的内容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它在偏重儒家经典、注重道德培养的同时，忽视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教育占据了统治地位，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独立思考，阻碍了探索新领域的前进道路，使中国人对人文科学的认识长期囿于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狭小圈子里，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迎合各种人际关系上，而不能专注于其它的社会学门类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终于导致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的全面落后。对此，儒家教育内容的狭隘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